2024年杭州的夏天很热，8月3日，杭州最高温度达41.9摄氏度，用“杭州发布”微信公众号的话来说，“直接打破了杭州历史最高气温的纪录”。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41.9摄氏度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杭州的气象记录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那在此之前，有没有更高气温的记载呢？
杭州市第二中学前身之一的蕙兰中学美籍校长葛烈腾在他的回忆录《人间世》一书中，记述了民国时期杭州的酷暑：“在杭州，我知道温度计连续高于108华氏度（42.2摄氏度）的日子超过三十五天，然而湿度计仍一直处于饱和值。”在如此炎热的酷暑，葛烈腾便只好带着家人去度假了。
自1912年来华，1923年被教会推选为蕙兰中学的校长，再到1942年被遣送回到美国，葛烈腾在《人间世》的结束语中提到彼时尚处于战争之中，但已迎来曙光的古老国度，是“穷困和苦难、贫穷和死亡之地”，“同时又充满着勇气和信念、希望和非凡毅力的土地”。而他自己，则在这片土地上“经过了三十年的光辉时光”。
葛烈腾是个怎样的人呢？
他的教友们或许会认为他是能应付好一切，总能摆脱困境的幸运儿。就在被驱逐出境之前，日军要来检查蕙兰中学的库存物资。葛烈腾对照清单，发现少了许多木材，以及一架钢琴。
没有教会成员交出这架钢琴，缺少的木材同样也是个大问题。葛烈腾不得不想尽办法“坑蒙拐骗”。他搬来另一幢楼里的管风琴，“反正都是‘琴’，谁弄得那么清楚，于是就被检查通过了”。木材被他搬走后重新堆放，然后向前来检查的日本宪兵强调：“价值五千元。”日本宪兵或许注意到了木材有所缺少，但幸运的是当时木材涨价，加上该宪兵对原先的情况了解不多，就放葛烈腾过关了。
葛烈腾这种“坑蒙拐骗”的智慧，除了帮助他最终躲过劫难外，还在他初到杭州时帮他平息了一次小纠纷。当时杭州有一种说法，认为公鸡飞到屋顶上会引发火灾，需要买香和蜡烛来祭拜火神，免除灾厄。葛烈腾买的一只鸡就两次飞到了别人家的屋顶，邻居大娘就想要卖了这只公鸡来换蜡烛和香的钱。
葛烈腾没有用他“老外”的身份强迫大娘还鸡，而是用他的智慧“坑蒙拐骗”，说服了大娘——百里不同俗，国外的公鸡飞上屋顶并不会引发火灾。而“我是个外国人，所以这只属于我的鸡，也是一只外国鸡”。冲突就巧妙地化解于无形当中。
而葛烈腾“坑蒙拐骗”日军的场面则更让我们赞叹他的智慧。1941年的某一天，一位日军哨兵看上了葛烈腾的帽子，向他索要。葛烈腾解释说，虽然自己很乐意脱帽子，但按照美国人的习俗，只有在面对尸体时才会向死难者的亲人脱帽致意。这样一番话打消了哨兵的念头，甚至在葛烈腾向日本军官“告状”后，日本士兵也不再向外国人要求行脱帽礼了。
这几个例子或许能说明葛烈腾身上那种努力保持幽默和快乐的品质，而再考虑到他在工作中全身心付出和努力（以及可能没有能力去改变有些不好的行为或困境的认知），我们会发现他其实一直按照传教士的理想来要求自己。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传教士们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葛烈腾被推选为蕙兰中学的校长，从湖州前往杭州赴任时，他的德国牧羊犬在船上生了五只幼崽，因此葛烈腾必须支付船夫五块钱以清洁船只。葛烈腾感慨地说：“有得必有失，得失利弊，似乎是钱币上密不可分的两面。”而传教士之于现代中国，其实也与钱币无异。
一方面，基督教传教工作，特别是学校和医院，对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战时，沦陷区的教会学校撤退到大后方继续开办，教会医院在被炸毁、被傀儡政权接管或被日本人关闭前的最后一刻都一直在工作。在葛烈腾的这本回忆录和广济医院苏达立医生的自传中，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为帮助难民而做的大量工作。
尽管有许多逃离中国，逃离战争的机会，但大多数传教士们都选择了坚守岗位，提供救济。在那些苦难的岁月中，对过去的误解伴随着“血汗和眼泪”消逝了。也让“中国人心里存着对美国人巨大的善意”。在今天杭州的中山北路上，还有一座杭州中美友谊民间纪念馆，讲述彼此的相濡以沫、患难与共。
而在硬币的另一面，传教士们也坚守着自己的传教工作。尽管“人们对传教士的宗教动机也普遍存在误解”，“想当然地认为传教士们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便葛烈腾并没有将学校作为传教的场所，但因为蕙兰中学优秀的教学质量，无形中成了广告。“很多非基督信徒的父母也开始尝试让他们的孩子成为基督信徒”。当然，按照葛烈腾的说法，蕙兰中学“以满足人们的求学需求为最高使命”，而非传教。
你能想象，民国时期的杭州工人，就有“带薪假”吗？
1927年8月，北伐军开进杭州，孙传芳的士兵落荒而逃。葛烈腾的回忆录记载了当时新政府颁布的新劳动法规中，为工人们明确的一系列制度：“工资增长百分之五；每年六周的带薪假期；带薪的婚假和丧假；带薪病假；六周的带薪产假；未经工会负责人同意，不得擅自解雇工人；工厂工会组织及会费缴纳制度；关于每份工作的雇员人数和学徒制的规定。”葛烈腾记载说：“这些要求不是劳动者主动提出来的，而是新政府认为必须要赋予劳动者的一些权利和规则。”
蕙兰中学还开设过正式的民众学校（有些类似工人学校和夜校）——学生是在婴儿时期被父母送给工厂主人的孩子（父母从早到晚都在工厂工作，无法抚养他们）。蕙兰中学的学生担任老师，每周安排六个晚上，每晚2—3小时教授孩子们相关知识和本领。因为民众学校的学生为男子，蕙兰中学的学生还为工厂里的女孩设立了一所学校。葛烈腾感慨地说：“我们的学生就是为这样的一群女孩提供学习的机会，这是她们生命中从来都不会奢望的东西——学习有价值的东西。”学生们还开设周日“主日学校”，教导街头上的流浪儿认识道路标志和交通信号，学习算数和唱歌。
通过葛烈腾这位“老外先生”，我们或许还会发现一些有趣的民俗文化，比如灵隐寺里的佛教四天王像，在葛烈腾眼中就代表了“风调雨顺”。而观音像旁有一只站在岩石上的猴子——这或许是孙悟空的形象。葛烈腾说：“公元7世纪时这只猴子与其师父一道赴西天取经，行经此地时师父决定放弃前往西天，于是在此定居。”这显然和我们所知的《西游记》文本及历史原型不吻合，或许这是《西游记》的本地演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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