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文章，我想记录我生活中接触的劳动者的例子。在谈论影视剧中我喜爱的平凡生活的时候，我引用的作品描绘的对象多多少少还算是“白领”一类的脑力劳动者、服务业的从业者，或者城市居民。对于第一、第二产业的体力劳动者，这几部作品并未做什么刻画。通过喜爱的影视剧获得对“平凡生活”的了解毕竟是局限的，我还需要更多生活素材的补充。

虽然理论上说，无论是脑力还是体力劳动者，都同属于一个阶级，都需要通过出卖劳动力赚取生活所需。但是在我经历的城市生活里，这两类人的隔离几乎是绝对的。最近半年，住处附近的火车站开始扩建，我每天散步的道路上也多出了一批一批的施工队。散乱地堆在马路边的木桌、水桶，还有满是磕碰的面包车，与远处崭新的写字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我心里也知道，这些高楼也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建立起来的。每天散步到这里，我有时看到他们打孔勘探，有时看到他们用餐，有时看到他们躺在草地上享受中午的阳光。但碰到这么多次，我好像没有一次与他们搭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大概也没有欲望同我讲话。在我平时喜爱去的咖啡馆、园林、书店，甚至是每天用餐的商场，似乎也没有见到他们。我身边隔离和冷漠的茧房已基本落成，日常生活中只剩下与我相似的人。幸运的是，这茧房毕竟不是由什么坚固的材料打造的，从缝隙里还能看到外面的场景。或者可以把耳朵贴在墙壁上，听一些外面的声音。

在地铁站

去年大概是临近中秋的一天，我正要坐地铁赶去看晚上的演出。这时候身边一位大哥，用满是血丝的眼睛看向我，有些胆怯地掏出一张褶皱的纸张，向我问到：“这是去火车站的方向吗？”

我接过那张纸，上面潦草地写了几个换乘站的信息，字迹也已经模糊了。我仔细看了看，大哥坐的方向没有问题。不过在2024年，大哥虽然拿着智能手机，却并未用它导航，我还是有点惊讶，于是和他说到：“这个方向是对的，您不用手机导航吗？这样更清楚些。”

“不知道咋用，平时我们也不怎么离开工地”他回答道。

“苏州也算是旅游城市了，现在马上要放假，您不去园林一类的景点转转吗？”

“我们工地上平时不休息的，如果休息那就是下暴雨，也出不来。法定节假日会休息，但这时候要回家。我今天就是要回昆山去。”

“哦这样，确实太辛苦了。”

“车到了，我上车了，谢谢啊。”

“没关系，我也乘坐这边。”

上车后，虽然是同一个方向，但我和大哥坐到了不同的车厢，于是便没有再对话。坐在地铁上，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我们每天的生活、娱乐和工作，都发生在他们建设的大楼里，但劳动却把他们几乎完全排除在了城市生活之外。他的皱纹，手上的老茧，眼里的血丝，处处透着疲劳。这样的平凡生活，如何能多一些乐趣呢？

明天天气真好，该请假出去走走

第二段故事来自一位视频博主的作品。视频内容是他前往某地砖厂打工调研的见闻。由于此视频似乎被本人删去，所以我在此就不提作者的ID。如有侵权，此段文本也可联系我删除。

作者调研的砖厂位于中部某地的村镇，规模并不算很大，也不是我们常在广告里看到的那种现代化厂房。村里人在农闲时，时常来工作赚钱。工厂工作十分辛苦，但大多数工人对此并无意见，因为这类实体制造的企业可以采用计件工资制，多劳多得。有时有些不满，反而是抱怨活少了，赚不到钱。大多数工人的生活也较为单调，工作外就是基本的生活事务和农活。但有一位工人很特殊，大家都说这位大哥肚子里有墨水，让作者去采访他，作者于是也听从了建议。

大哥很赞赏作者的调研，现在愿意这样深入乡镇的年轻人很少了。大哥自己说，平时没事就喜欢读书，也会练字。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但是因为常常临摹观赏，许多书体信手拈来。视频里，大哥还在土地上写了一句毛主席的诗送给作者。因为没有背诵下来，就不写在这里了。

采访的最后，大哥说：今天天气真好，这样的天气就适合出去走走。明天天气也差不多，明天就不来工作了。

喜爱文学是幸福还是诅咒

第三个故事，来自《我的皮村兄妹》新书分享会上的一次对话。皮村是北京城郊的一个外来务工人员的聚居区，其中的居民大多在北京市从事体力劳动或服务行业。特殊的是，皮村的工人们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群组织，组织工友之家，举办打工春晚，进行各种各样的兴趣活动，甚至还建立起了打工博物馆。时过境迁，皮村的热闹劲已经过去，似乎只有文学小组硕果仅存。他们定期在文学小组举行阅读和写作的活动，在大多数人视为简单平凡的工作之余讲述自己的故事。其中一部分人，真的写出了受欢迎的作品，但大多数人的写作依然默默无闻。于是在现场，一位观众这样向作者提问：对于这些经济、文化条件没那么好，也难有成就的体力劳动者，喜爱和向往文学是幸福还是痛苦的诅咒呢？

作者袁凌的回答我仍记忆犹新，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文学对于他们是种爱好，只要去学习、探讨、创作，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快乐的，当然是幸福的事。至于有的人可能感受到痛苦和挣扎，那是因为他察觉到自己有天赋。自认为有天赋而无法兑现，这有可能是他自我认知有问题，但也有可能是社会有问题。即使他因为文学天赋难以兑现而感到痛苦，我们作为外人也不能评判这对他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自己也有十几年的创作黑暗期，现在大家可以说我搞文学，要在黑暗起别人就说，是文学把我搞了。所以对他人的选择，我们要尊重，这是他主观做出的选择，或者说有选择就已经是幸福的事了。另外，人心里都有各种各样的情感需要抒发，如果不通过文学，可能会通过赌博等不好的方式发泄出来。文学至少是一个比赌博更好的爱好吧。”

让我印象深刻的，除了作者说的内容，还有他表达时的从容流畅。或许在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十几年里，他也曾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我也曾有机会问过《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作者胡安焉，如果你的作品没有成名，没能因此改善生活，你对自己作品和写作的看法会有什么区别吗？他简单地回答：不会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