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教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撰写硕士论文时，受惠《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一书良多。虽无缘于其门下继续深造，但机缘巧合，从浙江古籍出版社拿到“日知文丛”之《矮纸斜行》的校样，边读边校，竟有一种喜不自胜之感，想来这也可能是唯一一次细读这本书的机会，编校之余，也不妨记上几笔。

本书开篇就讲了张新颖赴巴黎寻访戴望舒，赴芝加哥大学寻访沈从文、穆旦的几则故事。史料研究不像理论研究那样“神仙打架”，只要找到确凿的证据，那么丁是丁，卯是卯，自可盖棺论定。但问题在于，往往可信的第一手材料藏得极深，即便下了苦功夫，也往往需要一番机缘才可得。

比如穆旦在芝加哥大学英文系获得硕士学位，那么按理说，穆旦应该撰写了毕业论文，这篇“莫须有”的论文对于研究穆旦，研究中国现代诗歌必然有重要意义，但多年来却从未有人见过。张新颖来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查找，经过一番波折，才通过东亚系博士丁珍珍的帮助，找到了穆旦的成绩单，这才得知原来穆旦是选择考试的方式获得学位，并未撰写毕业论文。

虽然这篇论文最终被考证为不存在，但张新颖的工作却并非一无所获，比如通过成绩单等资料，确定了穆旦获得硕士学位的时间为1952年6月30日，这就可以更正国内出版的几本穆旦诗集、文集、传记对该时间的错误说法。（穆旦的妻子周与良还参编了《穆旦纪念文集》，但也搞错了这一时间，可见人的记忆并不十分可靠）

又比如让我们知道了穆旦的英文名字是Conway Liang-Cheng Cha，穆旦本名查良铮，这里Liang-Cheng Cha应该就是用民国时期常用的威妥玛式拼音拼出的查良铮名字，而 Conway应该就是穆旦的英文名字了。

虽然在英文系攻读硕士学位，但穆旦在选了艾略特研究、浦伯研究、当代诗歌研究等课程的同时，三个学期都连续选修俄语课，而且成绩颇佳（获得一次B，两次A，相对地，穆旦其他科目分数多为B）。据旁人回忆，穆旦当时就在翻译普希金的诗歌，而这也是穆旦打算“贡献给中国的礼物”。

穆旦回国后，进入了一个俄语文学翻译的井喷期，接连翻译了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和普希金多部诗作。我从旧书摊上觅得的《普希金抒情诗选集》的初版本就是在当时译出的。在巫宁坤为重版撰写的前言中，提到穆旦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一集》和《普希金抒情诗二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和张新颖的描述略有一点出入。

比穆旦早些年归国的，还有在法国留学的王道乾。张新颖在《一个年轻艺术家的学习时代》一文中，引述了熊秉明的一段日记，该日记提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寿观、道乾、文清三人启程同路东返”（根据张新颖《九个人》中《活下去，并且“在日暮时燃烧咆哮”》一文，这三个人分别是顾寿观、王道乾、刘文清）。然而当时的穆旦和王道乾都没料到，此后他们的创作生命几乎断绝，而“天鹅之歌”般的翻译作品，却造就了王小波等一批文学后辈，大约可以算是于黑暗中传承一道曙光吧。

提起穆旦芝加哥大学求学时的成绩，张新颖有一段妙论，是说穆旦在四十年代，他年轻的时候就写出了足以奠定他在新诗史上地位的作品，加上攻读硕士已经是大学毕业九年以后，可能穆旦心上并不将成绩看得特别重，以至于毕业考试都因为不及格而重考一次。张新颖觉得穆旦“可能根本就没把成绩当回事”，这句话放在前辈诗人戴望舒身上或许同样合适。虽然戴望舒申请到里昂中法大学读书颇费了一番周折，但他“不去上课，也没有成绩”。室友罗大冈就说：“他什么都不管，他准备住两年以后走啊。两年以后，你没有成绩，你非走不可。”可能心里对戴望舒并不是正式公费生，却享受公费生待遇有些“愤愤不平”吧。

有意思的是，今天里昂第三大学的校园里，也就是戴望舒当年上课的地方，还为这位曾经就学的诗人种了丁香树，并立牌纪念。不过实地踏看的张新颖也注意到，原来叫做中法大学的地方是位于山顶的宿舍，上课要到山下的里昂大学。虽然有索道车方便交通，但张新颖也不免同情起戴望舒来，“这么不方便，也难怪不去上课”。（当年就有索道式的公交车，但想来上课也是麻烦事）。

正如亚然在《孤独客》一书中喟叹道：“上一代的人物，连生活日常都动人。现在只能够从文字中读到，却不可以亲身经历、认识他们，甚至不可以成为他们的一分子。……但也因为有这失望，才会有动力去通过阅读，将未曾经历过的岁月追赶回来。”穆旦夫妇在芝加哥大学的短暂时光，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穆旦待人以诚，来往的朋友也多，数学家陈省身、王宪钟，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等等，都是穆旦的同学和友人。“我们的家总是那么热闹”，只能留在穆旦夫妇的回忆，以及后来读者的想象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