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凌晨，河北唐山市一家烧烤店内，一位男人搭讪一名女士被拒绝后，和五个同伴恼羞成怒殴打了这位女性。事件发生后微博上发生热议。
据澎湃新闻报道显示，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女性”“殴打”“搭讪”“骚扰”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出现多篇近年相关案例。如，2019年4月26日1时左右，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一家豆浆店内，一名男性因搭讪一名女士及其朋友发生冲突后产生肢体冲突并对其同行伙伴进行殴打。2020年7月8日凌晨2时黑龙江宝清县一家酒吧两位女士和一名男子发生口角后，男子对两位女士进行殴打等等。
在类似事件的讨论中，“这些事情不应被‘性别化’”，“这应该是个‘治安问题’而非‘性别问题’”等说法似乎尝试将“城市设计”和“性别文化”一分为二。然而，拒绝承认事件中的“女性”主体性，本质上其实是在忽视这个问题的核心，即以“女性”为主体在今天“城市”中所面临的不公平权利。
安娜-拉塞尔（Anna Russell）在她的关于城市权利的一篇论文中提到，女性要在城市中获得完全的权利，主要面临的阻碍有两部分——“恐惧”（fear）和“不可进入的城市”（inaccessibility），以及界定了什么是城市的权利和提出了如何建立一个”女性主义城市“。下面我将介绍关于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
拉塞尔指出，根据世界城市权利宪章的定义，城市权利是指“人人有权进入城市，不受性别、年龄、种族、民族、政治和宗教取向的歧视，并保留文化记忆和身份。”的权利。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城市权 "是在公共空间内获得幸福和完整归属感的权利。他认为，公共空间不应该只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空间，而应该是它本身的目的地--一个可以逗留和只是存在的地方。
拉塞尔援引学者指出，亨利·列斐伏尔的理论不能被描述为女权主义。托维-芬斯特（Tovi Fenster）认为他的定义是 "盲目的 "（blind）- 他没有意识到其中性别、种族、文化等不同权利关系下人们参与城市生活的影响。在城市生活中，虽然人们理论上都对城市公共空间有一样的权利，比如人人都有权利夜晚去公园散步，但事实上，不同性别的人，比如年轻男性和年轻女性在夜晚出去所承担的风险是完全不同的-女性承担的风险会比男性大许多。简单来说，芬斯特批评他忽略了不同性别下的身体和社会空间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她认为这种归纳虽然表面上宣称平等，但实际上却将身份扁平化，忽视了女性主义的信念 - 即性别是构建女性身份的根本，而这造成并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女性和男性在城市中的不同体验。
拉塞尔在之后援引了女性主义中的交差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指出那些拥有不同身份认同类别（categories of identity）的人们所感受到的性别歧视，或者是女性歧视都会不同，且这些类别下产生的影响是相互交叉并互相影响的。正如一位非裔美国妇女的种族主义体验与一位非裔美国男子的体验不同一样，她对性别歧视的体验也与白人妇女的性别歧视不同。因此，拉塞尔认为，一种否定不同性别，种族，民族，阶级，年龄，性别的“群体性理解”（holistic understanding）所形成的城市权利的定义是“粗糙的”（reductive）。
与上述相反的是，学者希尔帕·法德克（Shilpa Phadke）认为，妇女获得城市权利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适当的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提高妇女对公共空间的使用，而不是她们的安全权。然而，卡罗琳·惠茨曼（Carolyn Whitzman）认为，缺乏安全感和对暴力的恐惧是妇女流动性和充分参与日常生活能力的根本障碍，妇女的 "城市权 "必须包括 "在更公平、更民主和更包容的城市中不受暴力和恐惧 "的权利。安塞尔在上述学者的理论上进一步讨论了，公共空间和公共交通中的暴力以及一些实际上对女性“不可进入”的空间是如何限制她们进入城市的所有部分，也即，损害她们的 "城市权"。
在这篇论文中，安塞尔将性骚扰定义为 "非对抗"的言语，包括猥亵、使用性化或攻击性的污言秽语、要求知道某人的姓名，以及 "对抗性"的行为，侵犯性（aggressive）的言论、跟踪受害者、身体上的性攻击。除此一位，她对妇女的暴力被定义为：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妇女遭受身体、性或心理伤害或痛苦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实施此类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无论其发生在公共或私人生活中。
然而，上述的定义似乎在原则上是一件非常可接受的事情——没人会不认同，或者说，没人有会公开不认同上述定义中的表述和定性。然而，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多数人都明白性骚扰的严重性和不可接受，但依然会很容易发生令女性产生“恐惧”或者不舒适的经历。
比如，安塞尔就提到一次和朋友在布里克斯顿的一家当地酒吧见面的经历。她们的其中一个朋友迟到了并迷路了，她慌慌张张地把电话打给了小组的其他成员。尽管现在是科技时代，她似乎依旧不愿意挂断电话为自己导航。经过10分钟的通话后，她才一步步被指引到那个酒吧的位置。到达目的地后，那位朋友立刻就哭了起来，在询问下，她讲述了她是如何被一个陌生男人跟踪，穿过一个黑暗、封闭的建筑围板，来到一条黑暗的街道，一群男人正在那里喝酒和抽烟。她觉得自己很脆弱，而这些男人的出现只会让她更加无助。
除了恐惧和暴力之外，公共空间和交通的实际不可及性也剥夺了妇女的 "城市权"。学者希尔帕·法德克（Shilpa Phadke）、希尔帕·拉纳德（Shilpa Ranade）和萨梅拉汗（Sameera Khan）认为，不充分或短视的设计和城市规划，如街道照明、公共厕所、公共交通和政策，这种对公共空间的剥夺是妇女面临的基本障碍。以及他们不认可将暴力作为女性享有城市权利的独特主要障碍。因为事实上，与公共空间相比，更多的女性通常会在私人空间面临暴力，以及女性在公共场所受到攻击的比例要远高于男性。他们主张扩大我们在公共空间方面的 "暴力 "定义，将拒绝女性进入公共空间作为一种暴力的形式包括在内。虽然承认 "提供基础设施，如交通和厕所，并不一定意味着妇女在公共场所不会受到强奸或者攻击"，但他们认为 "这确实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妇女在那里的权利 "。
然而，安塞尔认为这样的基础设施往往忽视了妇女的异质性和特殊需求，使她们在城市中被忽视——由于在这些基础设施的设计过程中通常缺乏女性的参与，导致她们无法在城市的任何地方找到归属感。
在最开始，安塞尔提出了为“他人”设计的思路，诸如许多人认为，妇女专用交通工具是改善妇女日常安全和流动性的最明显和最好的解决方案，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都有部署。它说明了隔离的一些所谓的好处：提供自由，让她们可以穿自己想穿的衣服，而不会受到男人不必要的注视，避免被摸，或者被拍到裙子上或上衣下。但这种有争议的战略有许多潜在的风险。它有可能发出这样的信息："妇女需要被分开。因此可能会导致妇女、儿童和 "破坏性因素"，如工人阶级、穷人和少数民族，为了 "他们自己的利益 "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这可能会加强妇女需要通过保护主义获得安全的想法。其次，它将责任的负担放在妇女，也就是受害者身上，让她们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和退避男性的目光来保护自己，而不是关注犯罪者的行为。
女性专用交通工具可以说成功地将妇女 "异化 "了，它将妇女从公共领域移除，作为一种保护主义的形式，而不是关注根深蒂固的厌女症和性别歧视的问题。这样一来，妇女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得到了加强，她们所遭受的骚扰和暴力也被容忍了。
为了建立妇女的 "城市权利"，在设计公共空间和交通时必须意识到妇女的不同需求，短期目标是改善可及性和安全性，长期愿景是通过重新确认妇女在社会中的平等地位来促进性别偏见的废除。虽然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雄心壮志，但实现这一目标的举措已经在进行中。安塞尔的这篇论文考虑了拉丁美洲的例子。
恐惧、骚扰和暴力在拉丁美洲文化中普遍存在，而且由于报告严重不足和缺乏学术关注，那里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在阿根廷，每10万名女性人口中有254名妇女被谋杀；在智利圣地亚哥，89%的妇女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经历过骚扰；在哥伦比亚波哥大，84.3%的妇女表示她们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经历过骚扰。事实上，拉丁美洲有一些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公共交通系统。
而现在，提供安全、方便和负担得起的城市交通已被确认为是收回女性们“城市权利”的重要因素，且也成为了拉丁美洲政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减轻了贫困、不平等和社会排斥对妇女的影响。在巴西的圣保罗，已经创建了热线和应用程序，允许妇女报告骚扰事件。在厄瓜多尔的基多，当事件被报告时，短信热线在公交车上播放警报，以鼓励旁观者的干预。2001年，哥伦比亚波哥大市长安塔纳斯莫库斯（Antanas Mockus）推出了 "妇女之夜"，以强调妇女在哥伦比亚社会中的地位的价值。这个计划是指，在三个晚上的第一个晚上，对男人实行宵禁，让他们呆在家里照顾孩子，而70万名妇女则参加免费的音乐会、俱乐部和酒吧，由女警官负责监督。通过这一激进的举措，莫库斯将妇女在哥伦比亚社会中所扮演的关键性照料角色置于男性身上，使其显而易见。通过使城市空间女性化，导致所有三个晚上的暴力水平下降，他试图表明，暴力是一个男性问题，而不是女性问题。从本质上讲，莫库斯通过暗示他们，作为问题，必须从公共空间中移除，以允许女性有充分的 "城市权利"，从而将男性 "异化"。虽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不可能成为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案，但它代表了一种创造性的努力，阐明了基于性别的暴力和妇女的 "城市权利 "问题。
最近，位于波利瓦尔城的马尼塔斯（SuperCADE Manitas）已经建成，作为波哥大地区护理系统的第一个护理区，SuperCADE是拉丁美洲特有的创新模式，旨在克服贫困的女性化，减轻妇女的护理负担。从根本上说，这项政策是在与当地妇女和妇女咨询委员会协商后形成的 ，旨在通过确立波哥大妇女优先考虑的八项权利来消除文化和社会的性别歧视。"和平、无暴力的生活、教育权、健康、参与、无性别歧视的教育和无性别歧视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倡议是在波哥大第一位女市长克劳迪娅-洛佩斯的领导下率先提出的。区妇女事务秘书戴安娜·罗德里格斯·佛朗哥（Diana Rodríguez Franco）认为，有一位女市长会让城市在理解妇女的需求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并使妇女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最后，安塞尔意识到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厌女症、性别歧视和对妇女的暴力等阴险问题。而这些都不能简单地由设计师、建筑师和规划师来消除。正如安基塔-拉奥在性别歧视与城市中说的那样，"我们无法设计出性别歧视或在火车站台上等待的猥琐男”。设计师必须认识到，恐惧永远不可能简单地被 "设计出来”，并承认建筑环境的社会背景。
然而，文章的最后，安塞尔也表示相信通过设计师、政策制定者和城市规划者利用他们的建筑、关怀和权力帮助那些需要建筑 "关怀 "的妇女和其他边缘化群体。这可以被看作是迈向一个更有包容性的、女权主义的建筑环境和最终理想世界的第一步。
作者：L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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