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参考内容来源公开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书籍、网络和报告。

零 笔者自序

我每天都要点亮我的手机、我的电脑，就像我无时不刻都在呼吸一样自然。进入地铁之前刷NFC，在便利店用二维码付款，到单位面对电脑屏幕……半导体芯片像空气和水一般，渗透进我们的生活。

我们已经不可想象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生活了。想想也真奇妙，智能手机问世才十几年，就与我们的生活、工作结合的如此之深。

有时我就在想，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人们，面对最原始的半导体元器件，他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所以我打开我的电脑，翻开我的藏书，联系一些朋友，去探寻那段尘封的往事。

我不是开拓者，不能探索人类知识的疆域；我也不是引领者，不能像胡正明那样以一己之力拉高一个行业；我只是一个记录者，用自己的文字，让先驱者、引领者们的事迹为更多的人所熟知。

那段历史，不是虚无缥缈的记忆，不是干巴巴的数据，更不是某些人轻描淡写的一句“灵光一闪”；那段历史充满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充满着人类最顶级大脑智慧的结晶。在无数个日日夜夜，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拼搏，有多少无畏的探索啊！

对于遵守摩尔定律的半导体行业来说，日新月异这个词似乎都有些无力。今年的香饽饽，或许明年就被淘汰，消失在时间的长河。

或许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早已被人淡忘，但至少我记得。

一 晶体管

1947年12月，美国，贝尔实验室。某研究小组制作出一种新的元器件，如图所示，看起来是那么的简陋。重剑无锋，巧夺天工；殊不知，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引发了一场席卷科技领域半个多世纪的风暴。而这个小东西就是晶体管。

让我们记住三位先驱的名字：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在发明晶体管9年之后，三位科学家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与构成现代半导体大厦的硅晶体管不同，世界上第一颗晶体管是由锗制成的。不过即便如此，晶体管的问世，给后面集成电路的登台铺就了道路。舞台搭好，现在就等演员粉墨登场了。

二 集成电路

贝尔实验室里搓出世界上第一颗晶体管，几乎是同一时代，在另一个国度，另一件伟大的事情正酝酿着。

1952年，英国，某学术会议现场。一位雷达科学家提出：与其用导线一个一个一个连接电子元器件，不如把电路的元器件全部集成，做在一块半导体材料上，这样一块材料就相当于一个电路，极大的缩小了电路的体积。随着晶体管的发明，这一设想不再只停留在纸面上。

1958年，杰克·基尔比在德州仪器(TI)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Ge集成电路）；1959年罗伯特·诺伊斯在仙童半导体（Fairchild）发明了硅集成电路，并改进生产工艺，为日后大规模量产奠定基础。

2000年，杰克·基尔比因为发明集成电路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杰克·基尔比的经历让我联想到一位科学家：高锟。他是在60年代提出光纤的概念，然后在06年获得诺奖，同样是间隔了40多年。

三 大洋彼岸

而此时，大洋彼岸的中国，也在1960年前后，开始了自己的半导体事业。与美国发达的产业化不同，中国的半导体事业是由中科院+电子厂推动的，它们组成早期半导体行业的产研结构。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如果没有一批学成归国的科学家，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在谢希德、王守武、林兰英等优秀科学家的带领下，我们初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产研学结构，在大学开设相关专业，为中国半导体行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说句题外话，林兰英老师和grace hopper气质神似）

与美国一样，中国的半导体事业，一开始就有着浓厚的军事色彩。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最初的目的是用于炮弹弹道的计算，乃至军事领域其他复杂的问题。同样的，我国1959年研制成功的104计算机（计算速度高达每秒1万次），后来投入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中。所以说原子弹不是靠算盘打出来的！因为我们除了算盘之外，还有计算尺，还有手摇计算机以及电子计算机。

为了制造我们自己的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1957 年赴苏计算机进修队延期半年回国，就地消化БЭСМ 全部图纸资料。队长张效祥强调：“我们自己全面掌握技术是十分重要的。”进修队的大部分人员于1958 年8 月回到北京，立即投入104机的试制工作。

104 电子管计算机仿制苏联的БЭСМ-Ⅱ计算机，有22 个机柜，主机、电机组各占地200 平方米。全机共用4200 个电子管，4000 个晶体二极管。字长39位，容量4K，每秒运算1 万次，内存2048 个全字长磁芯体，2 台2096全字长卧式磁鼓。1958 年10 月完成部件生产，1959 年4 月完成调试。

这是艰难的时代我们取得的了不起的成就，这也是一些人口中“曾几何时中国半导体和美国只差一步”的依据；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在产业化领域和美国的巨大差距。

仙童八叛徒改变硅谷，IBM在大型机领域独领风骚，还有无数的企业大展身手。虽说六十年前，市场对于计算机的需求量少的可怜，不像现在成为一个庞大的市场。但正如法拉第所说：一个初生的婴儿有什么用？

目光放长远，计算机迟早会改变世界！当时的大型机已经开始被大公司采用，民用计算机市场初见雏形。但由于诸多原因，我们在这个领域暂时落后。虽说科研院所在做，高新武器研发也需要计算机，但整体上和硅谷蒸蒸日上的格局还是相差甚远。

靠命令驱动，不如市场需求驱动来的实在。更何况集成电路这样的东西，单位成本与数量是成负相关的，做的越多，成本摊的越薄。然后再就是抢占市场，赚取大量资金，再投入研发继续降低成本提高性能……很遗憾，时至今日，我们产学研结构还是有所欠缺，更何况数十年前？太多的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没能投入市场，摆上货架，走进我们的生活……

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正面案例是华为的polar码，它来源于13年一篇土耳其数学家的论文。但就是这篇论文，点燃今天5G的火焰。倘若华为只把这篇论文放在公司的数据库里，恐怕无法发挥这么大作用吧？

到了1977年，全国六百多家电子厂，一年的产量仅相当于日本一家大工厂三天的产能。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即便是这种成绩，也堪称奇迹！让人赞叹不已。

要知道60-70年代日韩之所以能在半导体行业突飞猛进，离不开向阿美取经。那些派往TI、Intel、IBM等大公司的学生、学者、工程师们，学成归国之后立刻为本国的半导体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还有一件事情被大家忽略，那就是从大学生到优秀的工程师，这中间需要20-30年的锻炼。日韩60-70年代培养的学生，到80-90年代开始成为行业的领导者，由此三星和东芝半导体一路高歌猛进。而台积电90年代到本世纪初击败IBM，开始在半导体领域独孤求败，也是同样的道理。

而60-70年代，我们的专家教授在干嘛？谢希德被送去打扫卫生，王守武被停职审查……哪有精力去培养大学生成才呢？人才培养已经断档，从这一刻起，中国半导体的血腥之路已经悄然开始。（不过77-78年那一批大学生，现在基本上都是大佬了。我问过一位拿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大佬，他是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的，而且他只读了高一就停课好几年。得知恢复高考之后，找妹妹借了课本自学几个月，然后考上了武汉理工……扯远了，这都是题外话了）

70年代后期，当我们再一次开眼看世界的时候，这才发现我们已经被人甩开了太远太远。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半导体行业，其他各行各业领域亦是如此。

1969年，我们的歼-8战斗机首飞；三年后，美国人首飞了F-15。70年代我们刚刚造出三千吨的导弹驱逐舰，苏联人就派两万吨的核动力巡洋舰侵犯我国领海，更别说同期美军已经开始装备核动力航空母舰…… 很难相信这俩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

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理解前辈们看到国外先进技术之后的震撼，以及随之而来深深的绝望和无力感。就好像骑着破自行车追人家的小轿车一样。在当时，你如果和人家说中国会在30年后把经济搞到世界第二，我想人家可能觉得你是痴人说梦。70-80年代，大到科学技术水平，还是小到民用产品，我们都和国外有着巨大的差距。当时松下的彩电，三洋的磁带机都是硬牌货的代名词。

当时的我们看到国外的先进技术，第一反应是外国佬真的牛；而现在看到国外的先进技术，大部分人的反应除了赞叹，还会联想到我们的技术水平。如果技术水平差不多，我们会感到自豪；如果技术水平有差距，我们也会想用不了多久，我们也能做好！毕竟有那么多的产业经历了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再到并驾齐驱乃至遥遥领先的发展历程。

所以不得不感谢教员，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不仅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结构，也塑造了全体中国人的世界观框架。即我们不再认为自己的国家可以被任何强权所左右，别人封锁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

好了，扯远了。

同期日本的半导体行业可谓是如日中天，而韩国与台湾省的半导体也在高速成长。我们已经被别人甩开太远太远了！把目光投向更早的时候，1959年6月，我们决心发展自己的原子弹。先是国家出钱，然后是无数的院所和企业通力配合，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模式在军事领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成功，两弹一星、核潜艇还有载人航天，都是通过这种模式发展起来的。

但是芯片不一样，军品是保命的家伙，再贵也要搞；但是芯片是消费品，如果做不到价廉物美，很难说服大家去支持。更何况国外全产业链+专利+极大的产能，是很难在短期内靠攻关来解决的。我会买致钛7100，我会买麒麟芯片，因为他们好用；但是我不会买兆芯/龙芯，因为它满足不了我的需求。（在这里强烈吐槽单位换的ft2000+Linux电脑）

总有人说70年代我们的芯片和美国差距仅有X年，今天却差了XX代。但我想说的是，以我们当时国内的市场需求和产能，养得活企业吗？靠少得可怜的产能，能去国际市场竞争吗？靠输血能长久吗？

用一个朋友的话来说是：之所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处于前沿，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手搓晶体管，过个十年大家走量搞出摩尔定律更新迭代的商业模式我们还能怎么竞争？我们有国内市场吗？你们这帮人跟吹运十和ca770老红旗的一样，丝毫不考虑这种车库手工作坊的汽车飞机怎么搞标准化商业化，也不考虑做出来卖给谁那个年代有多少人有能力坐飞机有多少人可以开百公里几十升的大V8，这帮人就想着做做做，你掏钱买吗？

我想说的是，IBM还能在实验室做2nm芯片呢，复旦大学还能做CFET呢，咋被台积电抢了那么多市场份额？当时犯的错误不是停产，而是停止了后续的技术开发。不过人都有历史局限性，思维和眼界很难超出时代。加上当时中西蜜月期，能够轻而易举获得相关技术，例如黑鹰直升机，还有当时格鲁曼可劲给我们推销F-14。所以能买，为什么不买呢？

希望大家不要总是站在上帝视角开始批判，站在道德高地不冷吗？开放之后，大量国外的电子产品进入市场，导致许多国营电子厂经营困难。经营困难有没钱搞研发，搞不出先进产品就赚不到钱，然后陷入一个死循环……既然缺乏先进技术，国内又缺乏能力来搞，那就索性进口洋人的东西，师夷长技以制夷！

四 歧路徘徊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洋人也不是傻子，知道我们想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所以便通过《瓦森纳协定》限制我们。

想买最新的东西，门都没有！进口国外的生产线，大部分都是落后一两代以上的产品，甚至是二手三手货。这些生产线投产初期还能赚一些低端产品的钱，但是几年后彻底被淘汰，就没有办法继续盈利，养着这些生产线还需要花钱买耗材与备件。这就又陷入死循环——“引进落后产线，盈利几年，落后被淘汰，亏本，继续引进落后的生产线……”

首先是1986年的531战略，目标是普及5微米、研发3微米、攻关1微米，在全国先后成立数家集成电路公司（甚至说首钢都做芯片了）。这些公司与当时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外资公司合作，例如NEC（恩益禧）、飞利浦等。

所谓的合作，其实是我们出钱当冤大头，然后人家拿着落后的技术糊弄我们，然后拍拍屁股拿着钱走了。碰到市场行情好就能赚钱，行情不好老外直接跑路，留下一个烂摊子。

首钢NEC就是这么被坑没的。（前些年成都格罗方德项目烂尾同理）失败了，就需要爬起来。

所以在1990年，电子工业部又启动了908工程，目标是建立一条1.2-0.8微米的生产线。项目主体是华晶，技术还是向美国企业购买。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光是审批程序就花了2年，然后再花3年引进技术，最后花2年时间把厂房盖好……七年时间，集成电路的技术都翻了四五倍，908工程真是投产即落后。（我们还在纠结1.2-0.8微米的时候，国外已经来到0.18微米了！）要是现在，哪个地方敢花两年审批半导体项目，怕是不想干了。

电子工业部再接再厉，于1995年又开启了909工程，工程主体是华虹NEC，总投资100亿元！以当时的财政情况来看，这无疑是砸锅卖铁也要搞芯片！

华虹在此前失败的华晶、首钢项目的衬托下，显得尤为珍贵，堪称全村的希望。

909工程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电子项目，没有重演908投产即落后的悲剧。而是仅用不到两年半就建成投产，并在2000年收获5亿元的利润！可惜次年互联网泡沫崩塌，连带着芯片行业也进入寒冬，那年华虹NEC巨亏十几亿。不过现在华虹是全球第九大代工厂，今年成功IPO，也算是没有烂尾。

当时国内缺乏有关专业人士，不知道越亏损越要建厂的规律。只有在低谷期扩产，才能在未来取得更大的发展。更别提当时的媒体了，居然说烧钱造不出芯片。而现在大家的观念则是，如果当时多花点钱，可能现在局面将大不一样。

为什么三大工程相继失败呢？（909勉勉强强为我们留下一个华虹半导体）

首先是人的观念没有改变，之前以为技术攻关出来就万事大吉了，到引进项目还以为一次性投资足够就高枕无忧，殊不知半导体行业需要及时跟进投资，否则之前的投入就有可能打水漂；第二点更为关键，我们极度缺乏人才，吃透再消化吸收更是无从谈起，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了镜中花、水中月。

五 殊途同归

2000年，华虹盈利5亿；同一时间，另一家公司在上海成立，它就是中芯国际（SMIC）。在官方投资建厂之外，另一条路线（官方+海外华人华侨+西方资金）种下的种子悄然生长。

SMIC的创始人叫张汝京，他是一位美籍华人，早年在岛内创立了世大半导体。世大被台积电击败之后，他便来到上海，开始一番新的事业。

由于张先生本人的美籍身份，加上他是天主教徒，利用教会等多方面的关系做担保，他成功的给SMIC买到了许多设备。四年后，营收达到9.75亿美元；同时在和香港上市，市值一度突破500亿港元，直接来到世界第四的位置。

但男同胞们请注意，步子迈得太大，就会扯着🥚。04年局面大好，所以次年SMIC开始大规模投资建厂、收购产线，但新建产线就花了15亿美元，比去年营收还要多一半，危机就这样种下了。

偏偏这时又引起了台积电的关注，毕竟动静这么大，加上张汝京和台积电的关系，台积电终于出手了。台积电的手段无非是专利诉讼，但这一点对于SMIC来说非常致命。

从03年一直到11年，SMIC是官司缠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05年SMIC交了1.75亿美元的罚款息事宁人；但是06年台积电又以公司内部一名经理向SMIC泄露机密为由，起诉SMIC……

09年11月3日，SMIC输了官司，而且输的很彻底；不仅赔了2亿美元，还不得不出让10%股份给台积电。一周后，张汝京先生卸任，听闻张先生得知官司失败之后，痛哭不已。我想，张先生内心一定非常的不甘、失落，自己一腔热血来创业，为何落得如此境地？

张先生走后，日子也还是照样过。13年，SMIC的28nm算是有了一些成果，给高通代工了410。按理来说，之后应该是研发14nm了，只可惜SMIC外患解决之后，又面临内忧——频繁的内斗。

当时SMIC高管都是什么成分？有台积电的，有IBM的，有格罗方德的，还有华虹调动过来的 甚至还有贝尔实验室的人……本来各位大佬在技术方面就有不同的路线，加上台积电又不会让SMIC好过，所以谁也不服谁……斗的不可开交。据说当时为了FinFET还是FD SOI吵了好久好久，因此14nm工艺的良率一直到17年，还是很低很低。

不过内斗的原因，一方面是大佬谁都不服谁；而另一方面，则是一位老先生去世。

SMIC的发展可以说离不开两位姓江的老先生，一位2022年底去世，大家都熟知；而另一位，则是江上舟。

江上舟先生本硕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之于中国半导体，相当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于全球半导体），凭借他在官方的职务，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人格魅力，在SMIC内部协调各方关系很有一套。

他曾在09年担任SMIC董事长。可惜他由于癌症于11年逝世，倘若老先生晚个十年八年离世，也许SMIC在16年就能做到14nm？世事难料啊。

说句题外话，上舟先生88年给我们的通讯事业留下火种（给国产设备提供了一些空间），之后就是华为和中兴大施拳脚的故事，而不是七国八制

17年梁孟松先生从三星离职来到SMIC，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三年，五代，28nm到7nm，技术狂人/疯子的绰号实至名归。

……

六 搁笔留白

我的故事结束了，但半导体的故事还在继续，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故事产生。

半部芯片史，三代血与泪。为了小小的晶体管，我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与汗水。跌倒、再站起；再跌倒，再站起。

一代又一代半导体人，努力过完短暂的一生，把成果留给后人继承，我们的事业就是这样如此反复慢慢成长，真的很了不起！

谨以此文向半导体行业的工作者致敬，我们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