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网络暴力致死的事件时不时成为社交媒体的热门搜索。同时，数字化带给个体、社区乃至社会思想的负面影响也被不断地发掘。活在数字化媒体下的我们普遍有一种感觉——心累。这种感觉可以总结成十个字：热闹我似有，幸福归他人。在无数声讨数字化与新媒体给人类带来的危机的书籍中，《数字抑郁时代》是一本图文并茂，字里行间夹杂反讽的“小书”，然而书中内容的基调却是沉重的——新媒体正在让我们变得无法幸福。

数字化媒体侵蚀我们幸福感的最主要方式就是改变我们感知现实的途径。在过去，一个人感觉幸福是因为他亲身体会到了一些事；而今天，一个人感到幸福却是因为能在社交媒体上告诉别人自己经历了这些事。热门景点的人山人海，占据了绝大部分美丽的景点，然而他们手中拿着的是自拍杆，眼睛里全都是黑乎乎的屏幕，似乎那块玻璃背后的虚拟世界比现实的景色更加精彩。然而，这种幸福又是短暂的，等人群散去，各回各家后，绝大部分人盯着手机里几百张的照片，竟然完全回忆不起自己在现实中的经历。就这样，幸福变得和机器与网络绑定，而活生生的人却越来越感受不到幸福。

数字化媒体对生活的侵蚀并不局限于个人，而是在社会中创造了一种不自然的等级划分。谈到这点，绝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不懂电子仪器的老人，但其实，我们年轻人也不遑多让！数字化与社交媒体不仅与我们的衣食住行绑定，还成为了一种社会精神状态的“通行证”：一个年轻人对短视频和微博不感兴趣，就会被认为“缺乏工作能力”；一个孩子若不能从网络上学到最新的流行语，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同龄人排挤与抛弃；餐厅不再将美味作为标杆，而是把菜的“卖相”做好，毕竟那些人并不是来吃饭的；至于在风景度假地，手持手机的游客似乎就有对美景的优先权。我们不禁要发问，凭什么呢？

数字化新媒体剥夺人幸福感的另一途径就是助长攀比。在信息流的轰炸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几秒钟的网红——或者说是网民眼中的“成功人士”。觉得自己懈怠了，有励志视频可以看，觉得那些视频都在散播焦虑，自然会被推送到批判那些视频的微博。就这样一来一回，我们现代人的情绪就这样在极度兴奋和极度失望间来回被推搡，没有时间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幸福？其他人对于幸福的定义，我凭什么要接受？甚至，连幸福本身也成了贬义词，这类人会被指责是“自我满足”——而这个词在前数字化时代被叫做“知足常乐”。

数字化新媒体不鼓励个体寻找幸福，却鼓励人们去剥夺他人的幸福。要让一群人失去对于幸福的感知力，首先就要让他们失去对其他人同情与理解的能力。《人心的本质》一书中提到，制造敌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人性”化。拿女孩染粉发被网暴至死的案例来举个例子，那些网民并不是真的对于那个女孩有敌意，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对方是个“人类”。在新媒体的解构与包装下，那位女孩成为了“网络钓鱼”的最佳“饵料”、“荡妇”标签的拥有者、情绪化反应的导火索以及各类互联网劣质新闻的改编对象，女孩承受了所有的伤害，然而这些伤害的来源却自认为只是在攻击各自眼前的“靶子”，在捍卫各自认为的正义。套用某本热门小说的台词：“消灭你，与你无关”。

数字化新媒体并不只是在利用人的情感，它们还在制造出一群新人类。一群以情绪为驱动的、目光短浅的、毫无隐私的、被机械寄生的、依赖数字资产而“自愿无产化”的“科技人”。而正是这群人，与我们的经济生活与政治构建紧密相关，而这些人的形象又与《狂热份子》一书作者对“没有自我的群众运动者”的描绘不谋而合。不分国家、不分政体、不分文明，我们都能看到，新的反智主义和极权思想，正在借助互联网与科技危害我们的生存环境。

然而矛盾之点就在于此，我们明知道科技有害，却不能除之，因为科技实在是给予我们方便，而就在我们反思我们为这种“方便”付出的代价时，科技化的大势已经将每个人裹挟其中了。本书结语中说“将真实和虚拟世界的幸福以理想的方式相结合，这个任务只能由每个人自己完成”，但对于这种构想，我表示很悲观——正如历史上任何时期，个体都没办法抵抗肉体之外的这类那类的影响。然而，无法彻底抵抗，不代表这就是合理的。我不愿将科技妖魔化，但我坚持认为人类目前使用科技的方式背离了最初良善的目的。同样，对于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网络暴力受害者们，我心怀悲悯和愧疚，但我拒绝相信网络另一头的那些人是“无可救药”的“科技怪人”。我们的社会若是真正抛弃了那些人，我们距离被科技奴役的未来，才是更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