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信于己，方达于人

“有知有行”的孟岩在他的投资实证里说：投资收益，很大程度上是由你在熊市做了什么决定的；一个人，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在困境时做了什么定义的。

在投资中，有所谓的“困境反转”，而对于人，或许也有所谓的“剥极则复”。严复的名字就来自于《易经》的复卦，而他的人生，也在“历经磨难、饱受争议”中，以“笔醒山河”成就声名显赫。

翻译《天演论》时的严复，已到不惑之龄。在他人生的前四十年里，虽有留洋经历，但在科举上却屡战屡败。生活上他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工作上同样并不顺利。在枯燥的水师学堂教学工作之余，严复开始阅读西学经典，进而以翻译为志业，终究找到了他的“天直”。

前几年的我同样在思考，究竟做什么样的事情，能尽可能用上自己的一生所学。严复或许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翻译《天演论》，某种意义上恰是最适合他的工作。一方面，严复少时求学马尾船政学堂，后又留英深造，其科学素养和英文水平足以理解赫胥黎原著。另一方面，严复备战科考时习得一手桐城文章，补足了古典文化的修养。再者，严复信仰佛教，而《天演论》中恰巧也有佛教内容。以上总总，莫非天定？终于，随着1898年《天演论》的正式出版，严复一跃成为中国“第一流人物”。

信于己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提出“信达雅”三原则，黄克武在《笔醒山河》中称其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虽有过誉之嫌，但后来诸多翻译名家在谈论翻译理念时，无论臧否，皆从“信达雅”上做文章，如卞之琳就认为“信”是翻译最重要一事。“信”在翻译中指准确，严复为了追求“信”，创造了诸多名词，但可惜的是，由于受到日译名词的冲击，今天我们熟悉的严译名词只留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那么，是严复的翻译不好吗？也不尽然。比如对于“rights”一词，严复就认为翻译为“权利”是有负面意义的（类似“权宜”“权谋”），而选择翻译为“天直”。一方面，“rights”有直线、直角的意思，中文的“直”也有“职”的意思，两者可以相互配合；另一方面，严复也根据上下文的具体语境来选择使用“天直”“民直”和“权利”。当然，“天直”“民直”如今已被淘汰，恐怕少有人知了。

虽然严复翻译《天演论》，但他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语言的发展并不一定遵循“优胜劣汰”的标准，“适者生存”才更符合语言的实际。即便如荀子所言，“名有固善”，但“名”的好坏与其是否能“约定俗成”却并无必然的关系。严复以他的翻译理想，造就了语词的城邦，却终究还是在“东潮”的冲击下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少数几个留存至今的词（比如“乌托邦”），还在诉说他音义并重的翻译理想。毕竟，谁说不再流行的就不是好的翻译了。

达于人

选择以桐城古文翻译《天演论》，固然能让旧学功底深厚的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大受振奋，但到了新文化运动后，严译“以雅妨达”的问题便日益凸显。诚如胡适所言，严复翻译《天演论》时“自然不便用白话；若用白话，便没有人读了”，故严复的文字选择，有其时代意义，却也终于受限于时代。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胡适自己读的是吴汝纶对《天演论》删改的《吴京卿节本天演论》，这一节本只有严译本三分之一篇幅，文字更加简洁紧凑，主旨也更加突出。节本问世后颇受欢迎，不少学校还采用其作为国文教科书。“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少年胡适受其影响，也将名字改名为“适”。（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妻子去世后，他在预备的合葬地墓室围屏上写下“惟适之安”，是出自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

和胡适一样同样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严复、蒋梦麟和胡适都担任过北大校长），却注意到《天演论》被我国学者道德化的问题：“他们得到一项结论，知道世界各国正在互相竞争以求生存，而且经过天择之后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中国会不会是适者？她会不会生存呢？她必须竞争，为生存而竞争！”最后，进化论被简单地道德化为“弱肉强食”。不过另一方面，进化论让我国学者循环往复的历史观发生了改变，直线前进、不进则退的历史观逐渐成为共识。黄克武认为，严复翻译《天演论》，除了肯定赫胥黎的伦理关怀，“更思索过人要如何应付物竞天择的变局，而能保种图强”，换言之，以“天演”为名，是有“与天争胜，创造新局”的含义的。

从严译本到吴节本，黄克武认为，吴汝纶一方面尊重原作、重视精确，另一方面以“与其伤洁，毋宁失真”的原则来解决信与达雅之冲突。不但严复自己接受了吴汝纶的修改建议，吴汝纶自己的节本甚至更加出色。有趣的是，这本《笔醒山河》相比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同样为了“达于人”有所取舍。作者黄克武希望能以简洁的文字为一般的读者介绍严复的一生，因此在行文上力求精简，尽量少用引文。全书不设章节，分三个部分，二十多个主题，以此描绘严复一生的方方面面。如果说严复的翻译是沟通中西之间，《笔醒山河》同样是尝试沟通当代读者与严复的生平与思想，跨越因桐城文章带来的鸿沟。

这样的尝试固然有其成功之处，但对于挑剔的读者，总感觉引文不加注释，难免有失信于人之嫌。即便作者保证“书中内容是字字皆有来历”，但就算是严复，在“信达雅”上一样颇受争议，即便读者相信黄克武的“信”，在阅读时也仍然不免有所困惑。比如《早年生活》提到严复谱名“传初”（“传”字根据严氏家族“传家以孝，为国维忠”排行），而《留英岁月》提到严复留学时，名字已经是严宗光，那么“宗光”这个名字因何而起，作者却没有说明。又比如《严复与尚书祖庙》一文中提到南宋抗元名将陈文龙。“陈文龙死后，血衣随狂风卷入西湖，后漂泊到乌龙江畔的阳岐村”，据查，陈文龙绝食自尽于杭州西湖边上的岳坟，那上文中的“西湖”，究竟是杭州的西湖，还是福州的西湖呢？毕竟杭州的西湖水按理无法流到乌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