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枕流言

“书店外又换新招牌了啊。”

我没有在“一枕流言”的招牌前打卡驻足，而是快步走进二手书店里。这段时间可真热，用匠仔的话说就是“仿佛召唤了一只固拉多”。今天是他主持书店分享会的日子，为此他还把给《赤裸裸的经济学》写书评的任务甩给了我，为的就是在今天分享张爱玲。

呵，见异思迁的男人。

“高千来啦。”穿着围裙，扎着丸子头的小兔笑盈盈地递给我冰拿铁，老板则是端出了小点心，至于匠仔，现在还坐在白板前皱着眉头思考着，大概是还没理清思路吧。

我端着咖啡坐下，开足了空调的书店仿佛世外仙境一般。而匠仔的叙述，则将带我们回到近百年前的香港。那里，是张爱玲的文学起点。

“我们都读过张爱玲的书吧，”匠仔以这个问题作为开篇，“我读过《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另外读过《沉香屑·第一炉香》，但是已经记不太清楚内容了。”

“我读研时有位教现代文学的老师特别喜欢张爱玲，甚至在课上说出了‘鲁迅是现代文学之父’‘张爱玲是现代文学之母’的暴论，”老板一边忍着笑一边说，“当时我就想站起来反驳，老师你喜欢张爱玲，认为她是现代最优秀的作家乃至20世纪最优秀的作家，都没问题。但‘父母’这种词不能随便用，在上世纪40年代才开始创作的张爱玲，怎么可以称作‘现代文学之母’呢？岂不是‘倒反天罡’了吗？”

“但不是有‘祖师奶奶’这样的说法吗？”小兔接话说，“朱天文她们三姐妹，还有后来的王安忆，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张派’传人吧。”

“王安忆她们未必承认这点，”匠仔说，“不过说她们是‘张迷’倒是八九不离十的，王安忆就担任过张爱玲多部电影的编剧，而《成为张爱玲》的作者黄心村教授也是一位‘张迷’，两年前我曾经听过一起她和另一位‘张迷’苏枕书连线的节目，聊的是《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我十分乃至八九分确定，我们读的《成为张爱玲》就是这本书改头换面后的另一版本。”

“我有个想法啊，”小兔看向我们，“这个世界上当然有许多‘张迷’，但也有我这样只读过张爱玲几篇小说，并不热衷于读她作品的‘中等读者’，那我们适合读这本书吗。”

“也许你可以把这本书当推理小说来读哦，”匠仔说着在白板上写下三个名字：佛朗士、许地山、斯黛拉·本森，“张爱玲究竟是怎么成为张爱玲的，港大的‘三贤者’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本书或许能给你答案。”

“等等，港大‘三贤者’怎么混进来一位英国女作家？”我好不容易抓住机会，果断向匠仔开炮。

“其实应该是曾任港大校长的康宁爵士，他是本森的好友。虽然张爱玲入学时，港大校长已经是史乐诗，但前一任校长康宁爵士不但将自己的藏书，包括至少三本的本森著作捐给了港大图书馆，让张爱玲得以借阅，”匠仔顿了一下，继续说，“他还在任期内聘请了包括许地山在内的人文学者，为张爱玲的成长作了铺垫。还有佛朗士，也是在康宁爵士任内来到港大任职的。”

“说起这位颇有些‘世外高人’风范的佛朗士，”小兔开始八卦，“我有些好奇，他真的给过张爱玲一笔‘私人的奖学金’吗？张爱玲和这位老师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他们之间存在师生恋吗？”

“这个‘八百元奖学金’事件，按照黄心村的说法，是‘介于小说和正史之间的模糊地带’，它并没有在《烬余录》等散文里提到，而是出现在小说《小团圆》和《易经》里，”匠仔抿了口咖啡继续说，“《小团圆》在创作完成后，宋淇他们就认为读者可能会把小说和张爱玲生平联系起来解读，建议张爱玲推迟出版。而让好友宋淇如此担心，说明这部作品确实有自传体小说的性质，容易让人联想。那么《小团圆》里的安竹斯先生，还有《易经》里的布雷斯代先生，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看作是佛朗士的化身了。”

“李欧梵先生在序里，已经‘盖棺论定’，把奖学金这件事做实在佛朗士身上了，”我拿着书，横看竖看只看到了个“八百元”，“这八百元相当于佛朗士一个月的薪水，但佛朗士的工资比今天的大学教授高很多，完全可以囊括张爱玲一年的学杂费和所有的生活费用。”

“不过李欧梵教授是错把小说当成现实了，拿到‘私人奖学金’又把这笔钱交给母亲，是小说里盛九莉的故事，并不是张爱玲的，”老板说，“张爱玲母亲黄素琼是一位本森一般的独行女性，在民国时期就闯荡欧洲，一边打零工一边游历。张爱玲在港大读书时，暑假也住在学校里，自然不可能在拿到一笔私人奖学金后交给母亲。那时候黄素琼还不知道在欧洲哪个国家呢。”

“其实大可不必将老师对学生的无私帮助想得那么不堪，”我说，“愿意拿出自己微薄工资帮助穷困学生的老师不乏其人，八百港币虽然对小说里的九莉时巨款，但对于佛朗士老师这位‘快乐的单身汉’来说，其实也不算什么，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时的善念而已。”

“我们先暂时以这笔钱士真的为前提，”小兔的八卦之心仍然熊熊燃烧着，“那张爱玲是怎么看佛朗士老师的呢？尊敬？仰慕？还是爱恋？”

“我猜测啊，只是猜测，”匠仔再三强调这点，“从小说文本来看，张爱玲对佛朗士是格外在意的，甚至可能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师生之情。在《易经》里，女主人公琵琶的好友比比就认为琵琶爱上了历史老师布雷斯代，琵琶也没有努力去撇清嫌疑，而是‘好像有一点吧’。在《小团圆》里，九莉拿到钱后去见母亲，又怕母亲误会，连忙辩解‘他也不喜欢我’，这句话其实有欲盖弥彰的味道。既然九莉‘心旌摇摇，飘飘然’，又把信当作宝物，那就说明即便‘他也不喜欢我’，但‘我喜欢他呀’。”

“但这段感情终归无疾而终，张爱玲对佛朗士是否抱有男女之情，已经成为一个无解之谜了，”老板说，“现实中的佛朗士死于香港战争之中，还很有荒诞色彩。而小说里的安竹斯先生一样死于战乱，终究是‘可是没有时间了’。”

“也许正是这样的遗憾，才让张爱玲试图在小说里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吧，”我受氛围影响，也有些伤感，“现实里说不了的话，在小说里可以倾述。”

“不过到了1967年，宋淇在致信张爱玲时，提出将《倾城之恋》和《一炉香》融合，写一个上海女郎到港大读书，爱上英国讲师的故事，”匠仔说到这里不禁笑出声来，“张爱玲拒绝了这个提议，她的理由冠冕堂皇，‘一定要有感情与兴趣，才值得下本钱’，换言之是要写‘作者个人的感情可以黏附得上去的’。在回信中，她又强调‘我早已对你们提出黄白恋爱的公式而不写’，也就是说，宋淇夫妇之前就提出过这种商业写作的模式，但是张爱玲拒绝了。在《小团圆》和《易经》中，历史老师都只是点到为止的一段，并没有更多的虚构和渲染。”

“可张爱玲不写‘黄白恋爱’，不代表她本人不会‘黄白恋爱’啊，”小兔揶揄地说，“她后来和赖雅结婚，不也是‘黄白恋爱’嘛，而且赖雅比她年长许多，感觉像是在弥补少女时对佛朗士爱而不得的遗憾。”

“我觉得还是黄心村的说法比较好。”匠仔指着书里的句子给我们看：

张爱玲描述佛朗士老师的字里行间，更有一些模糊的情愫，不能点明，只能意会。佛朗士的智慧、幽默。潇洒与不羁，对于仰慕他的年轻女生来说，象征着两性世界里所有的神秘和迷人，其中更融合了对于年龄、种族、青春、美貌和个人魅力的种种幻想。佛朗士是张爱玲求学生涯中的一盏明灯。

“下面我们跳过稍微熟悉一点的许地山，来到斯黛拉·本森吧。”匠仔的话引来了我们一阵哄笑。说实话，我对许地山也不是很熟悉，只在课堂上读过他的《落花生》，不过对于本森，我更是茫然无知了。

“按照黄心村的说法，本森或许在她自己的时代曾经是个风云人物，如今在英语文学史上却几乎找不到她的痕迹。”匠仔看向小兔，小兔摊手，表示自己对本森也是一无所知。

“这其实是文学史叙述的精英主义倾向，比如我们的现代文学史，会把大量篇幅留给鲁迅、茅盾，却不会给陈蝶仙他们留什么空间，”老板解释说，“那个年代的英国文学是属于伍尔夫、萧伯纳、哈代他们的，本森和毛姆一样，属于‘中等趣味’的作家，也就是介于精英叙述和通俗叙述之间的另一种声音。”

“我想到的却是，张爱玲会不会在本森身上，看到了自己母亲的模样呢？”我突然异想天开，补充说，“如果黄素琼也会通过写作表达自我，会不会就是另一个本森？张爱玲会不会把本森看作自己的‘文学母亲’呢？”

“谁都不能否定有这样的可能，”匠仔笑着说，“所以将本森的作品和张爱玲的作品对照着阅读，会有许多不一样的感悟。黄心村在读完本森的小说和游记之后，发现本森‘从来都没有掩藏都市写作者的角度和眼光’，而张爱玲也一样，‘从来都没有掩藏都市写作者的角度和眼光’。”

“宋以朗评价张爱玲的《异乡记》是‘她日后创作时不断参考的一个蓝本’，而这个‘蓝本’，其实也有着自己的‘蓝本’即本森的游记。黄心村认为本森对香港的描绘吸引了少女张爱玲，以至于《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一些描绘，与本森的笔触不无相似之处，”老板说，“我也有大胆的猜测，张爱玲是以本森为她的文学目标的，她并不喜欢伍尔夫这样的文学精英，对曼殊菲儿同样敬而远之，在‘比较’之后，她‘欢喜’的是本森，换言之，她的目标也是本森。”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为什么是本森了，”匠仔似乎是在问我们，似乎又是在自问自答，“是因为本森和毛姆等人擅长写引人入胜的畅销故事吗？显然不是，从张爱玲拒绝写‘黄白恋爱’就可以知道她有自己的文学追求。那么，她追求的是什么？黄心村认为，佛朗士带给张爱玲的是殖民与后殖民的思考，许地山的遗泽是世界主义的人文观，而将本森与张爱玲联系在一起的则是文字的无归属感。她们都在文化的碰撞之中写作，而她们的写作，则都是面向世界的。”

“也就是说，佛朗士和许地山是张爱玲的思想资源，本森则是将思想资源转化为文学作品的动力，或者说，一种模板，”老板想了想，又补充说，“虽然张爱玲生前并未进入英美文学主流，但在逝世二十多年后，她的影响力终于扩大到南美、中东和非洲，祖师奶奶在逝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终于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的大家。而本森也因为张爱玲的提及，逐渐被更多读者所知。”

“最后我们聊一聊‘黄金三章’之后，张爱玲与日本，与《红楼梦》，与作品改编的这几章吧，”匠仔的咖啡已经见底，老板给他换了杯茶，他迫不及待地灌了一大口，继续说，“虽然有的读者对这三章评价一般，但我却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比如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张爱玲与日本文化也很有意思；又比如黄心村评价《红楼梦魇》说‘以考据为名，写得却是个人沧桑，考证文章亦可做个人书写’，那么同理，《发现张爱玲》这本书，就也是另一种意义上基于张爱玲文本的再创作。黄心村评价张爱玲的‘分析语言介于散文、文学分析、文字考证之间，它属于无法归类的文字’，那么黄心村自己的写作，难道不是在学习张爱玲的这种‘杂糅风格’吗？”

“我想到的反而是王家卫的那一段，”老板在白板上写下了“东邪西毒”几个字，“以前我以为这是王家卫自己对金庸的颠覆式解读，但其实这是王家卫从《半生缘》的角度去拍的武侠电影。‘金庸跟张爱玲在一起会怎么样？’这种‘少林功夫加卡啦OK’的搞法，被王家卫搞出了名堂。不过《东邪西毒》也好，《2046》也好，更大程度上只是王家卫对张爱玲的致敬，从而回避了改编张爱玲的难题。”

“之前我们读房伟的《杭州鲁迅先生》，他在书中也有一篇致敬张爱玲的作品，不过把背景放到未来，算是赛博时代的《倾城之恋》吧，”小兔说，“以前我们通选课上还看过一部《滚滚红尘》，这是三毛以张爱玲本人的经历为蓝本创作的，并不是改编张爱玲作品，也有点可惜呢。”

“说起来《滚滚红尘》是林青霞主演的，她也是张迷，还是黄心村这本书的‘第一读者’呢，”匠仔笑道，“而另一位‘张迷’许鞍华几次挑战改编张爱玲的作品，却总是不尽如人意，最终只留下一句‘拍电影永远都要妥协的’，‘可能说是一个商讨跟互相的协调吧’，虽然她努力地表现文字的微妙和错综，在各种不完美和缺陷之中寻求和谐与完整，但这段缘分终究不那么完美。”

“如果你来改编，会构思出怎样的电影呢？”老板突然向匠仔提问。

“那我肯定眼高手低，批评别人是一回事，自己来做又是另一回事，”匠仔想了想，“不过宋淇夫妇的建议，我觉得倒是可以改动一番。”

“哦？”我突然来了兴趣，“怎么改？继续搞‘黄白恋爱’？”

“本来是《倾城之恋》+《第一炉香》嘛，”匠仔越说越兴奋，“我觉得应该以香港这个张爱玲的文学起点为背景，把《第一炉香》换成自传体性质的《小团圆》，一条主线是盛九莉和安竹斯先生的故事，‘八百元奖学金’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情节，而盛九莉一边在上安竹斯先生的历史课，接受他关于殖民与后殖民思想的同时，也在同步进行创作，写的就是《倾城之恋》的故事。到了后半段，主线剧情变成香港战乱，安竹斯先生死于战争，盛九莉朦朦胧胧的情感无疾而终，而她在创作中，则宽容地让白流苏和范柳原走到了一起，香港的沦陷成全了他们的爱情。”

“如果许鞍华导演还想第五次挑战改编张爱玲的话，也许这个点子可以考虑哦，”老板笑着举杯，“敬张爱玲。”

“敬香港。”

“敬《传奇》。”

“敬《流言》。”

“说起来，书店外的招牌，是和张爱玲有关吗？”快出门时，我才“后知后觉”地问出了这个问题。

“读了黄心村的书才知道，《流言》的书名，还和济慈有关，”匠仔的话让我想起之前一起读过的《我可以近乎孤独地度过一生》，“张爱玲将作品集取名《流言》，其实并不是‘流言蜚语’，也不是说文章要如苏轼所说的‘行云流水’，而是通过济慈自拟的《墓志铭》，诉说人生无常和生命的脆弱。”

“其实我们取‘一枕流言’也是玩梗，”小兔笑吟吟地解释道，“夏目漱石的名字不是取‘枕石漱流’之反义嘛，既然他已经‘漱石’，那我们只能‘枕流’了。只不过‘流’是张爱玲《流言》的‘流’，‘枕’就是另一位张迷苏枕书的‘枕’了。”

我顺着小兔的手指看过去，店里摆了许多苏枕书的书：《松子落》《春山好》《京都如晤》《岁华一枝》……

“说起苏枕书，她最近有篇文章讲日本的‘共享型书店’，”老板插话道，“也就是租用一格或数格书架贩卖书籍的形式，租书架者或向店主缴纳租金，或与店主分成。据苏枕书说，2020年后，这种微型书店经营模式在东京等大城市悄然流行，截至2025年7月，全日本已有120余家共享型书店。说起来，我买下的这家书店，原店主也尝试过这种经营模式呢。”

诶，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主意啊，下次我把家里的书理一理，在老板这里也租个书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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