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月来临之前，一川读完了杨潇所著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大概是我近年来看过的最有现场感，记述手法也很特别的一本书。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就想着一定要把这本书分享给更多人。

这部近 700 页的作品可以讲的内容实在太多，一川尽力将最打动我的部分分享出来，希望能与前路晦暗莫测的当下形成映照，笔力不及之处还望见谅。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不要被它的体量吓到，可读性非常强，你越读会越珍惜，舍不得太快读完。

这部 49 万字的旅行文学，试图在 80 多年后的今天，去回望西南联大传奇的起点。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下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随着抗日战况愈演愈烈，长沙接连遭到日军空袭。1938 年的 2 月，长沙临大决定再西迁至云南昆明，同时分三路疏散临大师生，其中，由近 300 名男生和 11 位教授及助教（五位教授包括清华的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北大的曾昭抡，南开的黄钰生）组成的 “湘黔滇旅行团”，历时 68 天，徒步 1600 公里，最终抵达昆明，与走路、铁路的师生会合，组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How did they get there?

“旅行作家保罗 · 索鲁曾经抱怨，为什么那么多书，从一开头就把读者放到异国他乡，却不负责带领他前往？How did you get there？没错，你是怎么抵达那儿的？当我面对‘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时，问自己的正是这个问题。”

——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说起西南联大，我们能想到一连串响当当的名字——闻一多、陈寅恪、沈从文、冯友兰、汪曾祺、穆旦、邓稼先、杨振宁…… 作为八年抗战时期的临时大学，它汇集了中国在那个时代最为出色的教授与青年，在艰苦的条件下，延续着教育的薪火。

但是传奇是如何开始的？从平津到长沙再到昆明，在时局动荡、交通不便、资讯不畅的战争年代，中国青年人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面对着国土逐步沦丧，青年人能做些什么？是参军还是读书？是就地留守还是避入租界？是去重庆 / 长沙 / 昆明，还是去延安？这每一步、每一个岔路口都是决定命运的选择。最终参与到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们，都经历了上述所有抉择的筛选。

当时从长沙迁徙至昆明的路线有三条，最主流、最安全快捷的一条是先坐铁路到香港，然后坐船到越南的海防，再转滇越铁路去云南，但需要经过经过两个殖民地，香港（英国殖民地）和安南（即越南，法国的殖民地）。其次是走公路，当时西南的公路建设水平并不高，并且处于军阀实际控制之下。最为艰苦的一条路是徒步前进，从长沙穿越湘西，然后穿越整个贵州，最后到达昆明，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有名的「湘黔滇旅行团」文化长征的路线。

选择徒步旅行，是一次深入中国腹地的冒险。那个年代顶尖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无疑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相对富庶的城市，很少接触农村，特别是西南偏远地区的农村。学院派脱离广大底层人民久矣，希望借此徒步之际，亲身体会到人民生活之困苦，这困苦也是中国赤化的原因。

很大程度上，湘黔滇旅行团的文化长征奠定了西南联大的精神基石，在长途跋涉中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重新确认自我价值和认同，在精神层面将 “救国” 和“启蒙”兼顾起来，就像杜易强说的，_“在愤世嫉俗和悲观失望袭来之前，探寻真理就是奔赴昆明的理由”，_因此旅行团的年青人在面对那些投笔从戎的同学时，从内心相信：参加徒步、继续读书同样也是爱国的表现。

以地理来写历史，以空间来写时间

“历史和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它线性地往前走，怎么把它带回来呢？我用的方法就是把这条线放到地理、空间中去理解。”

——杨潇接受《界面文化》采访

这本书中交错着两条平行线，一条是当年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走到昆明的故事，另一条线是杨潇在 2018 年重走 80 年前旅行团路线的故事，这两条线借由空间上的重叠而交错在了一起。除此之外，旅途中还有李霖灿_（其时为国立艺专学生，随校从杭州迁往昆明，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_、沈从文、徐霞客、林则徐等等神交的朋友一并加入。

以往我们读历史大多是待在书斋里，常常缺乏 “现场感”。罗新教授在《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发现中国》一书中，把行走作为自己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将历史带回到沿途现场。杨潇受此启发，也希望通过行走和阅读重返抗战初期那个属于中国人的 “寻路之年”，去回望当时中国青年学子与知识分子的迷惘与坚定。

时移世易，过去的景色、街道和建筑在各种运动浩劫、城镇化进程中大多已不复存在，很多时候需要借助当地的山川草木和零星历史遗存，通过与亲历者或者他们的后代交谈，阅读历史文献资料，用想象力重新建构历史。就像北岛在《我的北京》里写道，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 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

作为读者的我们，通过杨潇的书籍，他在地化的体验，去打捞历史的细节与时光的残影。更令人惊喜的是，我们重新发现了沿途的县城、乡镇与村庄。不是从微博热搜和短视频里观看一个支离破碎的奇观式的中国，而是借助杨潇的行走，重新触摸真实。

我特别喜欢杨潇每到一处县城就去拜访当地的史志办、档案局，寻找当地抗战时期的文献资料，你会发现各地的水平参差不齐。如果遇上有情怀、愿意做事的工作人员，他们对于当地的历史如数家珍，稳步推进着历史文献的电子化工作，愿意带领杨潇去到现场一一指点。而有的工作人员人浮于事，挂断电话、要求上级领导通知、一问三不知都是会遇到的情况。

我们得以从一个微观而具体的视角，一窥不同地方对于过往历史的态度。贵州省晴隆县有着著名的二十四道拐，在抗战时期曾是盟军的运输补给站和维修站，曾有三四百名美国陆军士兵和上万名我国士兵在这里医疗和训练。晴隆县还因此打造了 “史迪威小镇”，主推美式风情和军事创意文化。

史迪威本人从未到过晴隆，当地史志办主任对 “史迪威小镇” 的态度很有意思。他说自己以前还会去较真历史，后来发觉意义不大，还影响县里招商，现在他学会把记录事实的 “历史线” 和找亮点的 “宣传线” 分开来看——如果有人觉得什么都能和美军扯上关系更有利于发展旅游，那就让他去说好了。

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路线中的又一站——云南省曲靖市建成了宏大又摩登的市级博物馆，不过六个展馆中与近现代史相关的（包括三线建设馆）都没有开放，这在杨潇的国内旅行中不是第一次遇到，“一切历史仍然是当代史，地方史学家们大约也在揣摩着如何重新叙述。”

历史的偶然性

“接受这偶然性，然后去做事，用行动来包抄自己，创造自己，这是值得我长久咀嚼的收获。”

——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一川上中学时，历史课本里总喜欢强调 “历史的必然性”，彷佛历史发展是一条目标清晰的直线，没有太多的旁支末节，所有事件都是为了通往最终的目的地，服务于某个终极意志。我们终将走上某条道路，必将选择某种主义，一切都有迹可循。

罗新教授在《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一书中提出，

“历史是对过去的讲述，无比巨大、混沌一团的过去中被赋予了秩序和意义并且被讲述出来的那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才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被讲出来的历史就不再等同于过去：过去的无数方向、无数线索被简化成历史的单一方向和单一线索，过去无可计数的参与者被简化为少数人群及其精英，主人公和中心人物出现了，目的和意义诞生了。”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作者易社强也是一名 “偶然论” 者，他觉得论证偶然论而非必然论最完美的例子就是西南联大。在 1937 年时局尚处于混乱之中，许多事情都是偶然的，并不必然导致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平津沦陷，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已是退让之举，在长沙陷入战争阴霾后，再西迁至昆明更是被许多爱国人士斥为动摇军心的“败北主义”，是一种逃亡心理。

在多方角力斡旋之下，才艰难决定将大学继续西迁，但哪怕是在湘黔滇旅行团出发前一个多月，依然有不少学生担忧临时大学可能就此做鸟兽散。很多偶然因素和一些信念的集成，使得徒步旅行、西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得以成功。这些信念并非自然而然的信念，而是在实践中被激起的信念。

在一场关于《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的线下分享会上，许知远老师分享了他这几年研究康有为、梁启超的一个心得，过去和未来一样充满不确定性，我们以为当下的背后是轨迹清晰的过去，实际上那个过去也由众多的偶然组成，并偶然地促成了我们生活的现在。“没有深思熟虑的行动，有的只是必然的仓促，” 许知远认为这是历史给当代行动者的一点启示和鼓励。

接受历史的偶然性，并不是在赞美偶然性，或是提倡虚无主义，而是重新校正心态，“接受这偶然性，然后去做事，用行动来包抄自己，创造自己”。尽人事，听天命。

时间的谜语

“历史的谜语，即便单论长度，就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代人所可能拥有的破解时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不无困惑中了此一生是很难避免的。”

——李海鹏《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代序

这本近 700 页的书里有着一手的现场探访和亲历者采访，大量的资料整合与梳理，包括县志、文史资料、地方志、当年报刊媒体上的材料，还有学生的日记等。为了写这本书，杨潇积攒了一个 66.4G 的文件夹，包含 884 个子文件夹和 22,268 个文件。

很难说这本书有一个什么明确的主旨或是目的，虽然我们都知道整本书最后是为了到达昆明这一目的地，但在旅途中我们并不总想着它，而是去感受每一处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所思所想。青年作家淡豹形容杨潇 “几乎整本书都在描述，很少叙事”。当今社会里，叙事已经相当意识形态化，非虚构写作、特稿写作，或是公众号爆款文章，都特别强调讲故事的技巧，或者说叙事的技巧，“通过给出人物，给出一个框架，让我们通过叙事到达一个地方，叙事有目标地在引领读者”。但在这本书里，杨潇很少做带有价值评判的叙事，而只是描述。

杨潇这趟重走之旅一开始也有某种目的性，在徒步之前，他正好在经历存在主义危机，希望通过阅读和行走，去亲历当年的历史现场，去神交历史上的青年人和同行人，开启属于自己的 “寻路之年”。

这趟旅行下来，无论是湘黔滇旅行团 80 年前的旅行，还是他复刻经典的重走之旅，其实都没有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没有获得什么明确的答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应当如何度过？这些问题的答案依然捉摸不透。杨潇发现自己最终要处理的是一个时间的故事，“当你把旅行拉长到一个人一生的长度的时候，这件事本身就挺惊心动魄的，或者说「惊心动魄」已经不再重要了。”

叙述与记录本身自有其力量。当我跟随这本书一起完成这趟寻路之旅，看到最后一章将旅行团中许多成员之后的命运一一呈现，可谓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在时间的洪流中哪怕只取一瓢，往往也会穷尽人一生的时光，我们能从中捕捉到吉光片羽，已是一种幸运。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寻路之旅。项飙教授提出的 “悬浮” 一词这几年很热门，“悬浮” 表示一种存在状态。身处快速发展的时代、高速流动的世界里，我们在没有尽头的道路上移动着，回不去过去与故土，对于当下和现状听之任之，一心想要去往未来和彼岸，整体处于一种悬置、漂浮的状态。

杨潇在书中就写道，

“有时候我会想我们出生于 1978-1985 年这一代人漫长的、好像永远也不会终结的青春期。有好几年的时间里我的身边满是悬置着、漂浮着的朋友们，相信一切还早，相信生活仍有各种可能性，其实自己已经老大不小。现在看来只是我们恰巧赶上一个国家的上升曲线，势比人强，却让我们误以为一切可以持续，迟迟不肯降落，以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不要误会，我仍然认为无休止的旅行、观影、清谈和漫无目的的阅读是珍贵的，可倘若我们真的想要‘创造’出什么，想有属于自己的‘一生志业’，那需要强烈的信念感、长久的忍耐和真正凝聚起来的心力。”

我感觉不仅是 1978-1985 年这一代人，成长期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的青年人，多少都会有这种悬浮感。某种程度上，疫情可以说是我们的成人礼，让我们深刻地领悟到未来不一定更好，社会是可能倒退的。接受生活的无常，意味着好的东西无法恒久，坏的东西也不会恒久。

在面对人生这一课题时，我们实际面对的是如何处理时间。摆脱虚无与内耗，老老实实做事，认认真真生活，做喜欢且擅长的事，如果暂时不知道喜欢或者擅长什么，也没有关系，试着去找到它。不要害怕冒险，不要害怕失败，经历本身就是意义。

“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你就好好过生活，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

——吴大昌（出生于 1918 年，北京工业学院（暨北京理工大学前身）教授，1938 年作为清华大学机械系大二学生参与徒步旅行，是湘黔滇旅行团里面唯一一个还健在的人。）

P.S 推荐大家读书之余，看一看杨潇在一席的演讲《时间的谜语》（下方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