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 2 日我参加了王树义教授的新书发布会。在之前，我没有读过王老师的很多文章，但 chatgpt、lex page 和 heptabase 的体验文章让我知道了他在计算机领域有自己的理解和建树。后来也知道了他是一位大学教授，我也开始尝试在 B 站上面看一些视频，但就像疫情时候那样，视频（课程）很难做的有趣，听上去有些「枯燥」。
不过，这也令我了解到王教授可能是一位满腹经纶且颇为有趣的家伙（如果是我的朋友，我一定会这样叫）。事实也确实如此。从不到一节课的时间，王老师时不时的俏皮话，以及恰当小玩笑，尤其是和老麦开的关于少数派玩笑的那几句，逗得大伙哈哈大笑；而且，都没有偏离讲演主题。如果我是他的学生，我可能天天回去他的 office hour 深入交流。
说回书籍。在讲演内容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 ChatGPT 智慧共生这本书。首先我要声明的是，这两本书或者可能是少数派的两个栏目，我都没有在少数派买过。我在回家的地铁上看完了这本书。我发现这本书并没有讲演 ppt 上面的那几个应用比如 audiopen、tinystudio、rack.ai、quiver 等等，可能是王老师在少数派和其他地方写过的文集介绍过吧。
有些内容也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比如 Lex page 现在已经支持了 GPT-4 的使用，也增加了Prompt 框（输入中文后，会产生相应的英文内容），相比以前在内容创作上有了大幅的提升，不仅可以写长文，中文也有了相当不错的流畅性。lex page 成为了一个高度可用的工具。没有 ChatGPT 的我，可以用它来写作。Heptabase 增加的 AI 助手让我们能更方便地模糊搜索。
其实，在后面的问答环节或者是圆桌环节中，一位朋友在现场也提出了时效性的问题。我脱口而出（并不是大喊）嘀咕着：“关注少数派啊”。虽然希望少数派能持续追踪某个软件的更新，但这种工作量还是得依靠我们广大的作者呀。我建议搞一个「持续追踪」的栏目。
当我读了这本书大部分内容的时候，很多东西当时能免费用或者当时能用 GPT-4 的东西，但在脚注里却标明付费用或者是换成了 GPT-3。
那，这是缺点吗？对于出版物来说有可能是的；但优点在于，它也侧面印证了 AI 的发展和迭代速度是令人诧异的。
对我一个学生来说，我更关注的是一些和文献阅读相关的 AI 软件。我简单翻了一番《学术写作》这本书，对我的帮助比较大，尤其是马上读研了。虽然专业课和毕业论文课教过这方面的知识，但有些东西都一笔带过或者忘记了，而这本书能够帮我再次仔细地梳理学术写作。
那么，《智慧共生》是否不值得购买呢？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本书还是有一定的传播能力和竞争力的，它的实操性、简练且丰富有趣的文本，也能收获一些像我这样的门外汉，成为我们打开 AI 世界大门的钥匙。
另外，它也告诉了我们如何合理地应用 AI 技术，而不是不加思考地滥用，也不是让它去做「人」，而是成为我们作为人使用的工具。王教授在会上说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AI 不管怎样，背后都是人。我突然想起了 Skinner（斯金纳）写过的一句话，意在倡导行为技术（Behavioral Technology）：
光嘴上说什么「在使用技术时要对人类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让技术服务于人的精神需要」「要鼓励技术人员正视人的问题」等，是远远不够的。这些话意味着人类行为与技术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类行为一出现，技术就停止了，而我们必须像过去一样行事，继续依赖于个人的经验，依赖于由个人经验集合而成的所谓历史，或者依赖于民间智慧和实践经验法则中所积淀下来的经验，来效法学习……我们需要的是一门行为技术。
王树义教授还说， AI 时代，「品味比经验更重要」。对此，我深表认同。他说，品味是 AI 给你四幅图，你知道哪幅图更好。品味可以是一种发现，或者是一种创新能力。教授在书里也引用了乔布斯有关创新的解释：
Creativity is just connecting things....they were able to connect experiences they've had and synthesize new things.
这固然是好的，但是品味是被塑造的，而且更容易被资本主义塑造。所以，我们究竟有没有独立的品味呢？
不过唯一确定的是，艺术不会被 AI 取代。注意，这里说的是艺术，一种象征；而不是具象的图像。也就是说 AI 不会取代艺术创作者，而不是图像创作者（比如各种设计）。不过，与其对立或者恐慌，不如与其共生（interpdependence），补足自己的短板。
这就是我对王树义教授这两本书的感受。
在圆桌的时候，我脑海里突然蹦出来一个点子。我的本科明尼苏达大学教育学院中，有一个（貌似）新的专业叫做 Learning Technology（习得技术）。这个专业是许多不同学科的集合，包括学习科学（learning science）、学习设计（learning design）、在线和远程教育、学习分析（learning analytics）、技术整合、计算机科学教育和其他学科。相比于传统的计算机课程，它更注重「人」在科技中的位置，且如何更好的「智慧共生」。
我上过一些它为本科生准备的基础课，内容都很简单；有的作业是对每周阅读进行批判思考，有的作业可以选择很多类型提交，如视频、博客、播客、网页等等。期末作业我是用 Notion + Super.so 做了一个网页出来。如果恰巧你对 Notion 感兴趣的话，请购买@二一的笔记 的 Notion All In One 课程，我相信它一定对你有所帮助。
总之，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概念是：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
Bali 说：
Digital literacy is not about the skills of using technologies, but how we use our judgment to maintain awareness of what we are reading and writing, why we are doing it, and whom we are addressing.
数字素养不是指使用技术的技能，而是指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判断力来保持正在阅读和写作的意识，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以及我们正在对谁说。
数字素养的培养的重要性在当今技术上泛滥的时代是迫在眉睫的。除了了解到怎样使用各种软件，比如疫情一开始的时候，有些老师不会使用网课直播软件；也有「网课轰炸」等青少年的使用问题。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这种事情让学校老师来管就行了，但家庭的言传身教也是重中之重。更多的网络问题有网络霸凌、情色传播、群体暴力等等。在我刚刚参加的心理学大会中，老师们分享说：有些小孩儿在群聊里面分享非自杀性自伤（比如割手臂）形成一种群体的 Marker。
因为疫情，以及入网年龄的下调（10岁），青少年的情绪问题逐渐被大众关注；但我几乎没有听到数字素养的在学校中的教育。所以，我认为，数字素养的教育相关的问题需要被提出并且能够成为学校、家庭以及社会需要注重的问题。
其实，在我私人的愿景里，少数派能够成为手机厂商的预装软件，可以给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SES）的人增加接触（access）、理解、使用科技的机会。
这个线下活动的其中一个核心是平衡。老麦说中医告诉了他这一点，而心理告诉了我这一点。罗杰斯告诉我们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要平衡，荣格告诉我们人格需要平衡，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压抑和欲望要平衡。所以，我们不仅要和自己的内心世界平衡，也要与外在世界平衡。就像心理治疗需要掌握技巧一样，我们与外在世界的平衡离不开合适、合理地使用工具或者技术。
有人曾经问道：
在这个令人振奋的快速技术变革时代，我们都在努力保持我们的方向。每天在通信和计算方面的发展可能令人激动，也可能让人迷失方向。一个可以理解的反应是想知道：这些变化是好是坏？我们应该欢迎还是害怕它们？
Technorealism 回答道「都有」。不管是王树义教授在书里写道的「品味」还是我们对于科技不应该处于正面和负面的两种极端的思考，这些都与技术现实主义（Technorealism）的概念不谋而合，即「我们的目标既不是拥护也不是排斥技术，而是理解技术并以更符合人类基本价值观的方式应用它。」比如，王树义教授在会上说他鼓励他的学生合理合规的使用人工智能加强学生对代码及其背后的理解。
作者在一篇文章中给出了 技术现实主义的原则：
虽然这个原则看上去有年代感了，但每一条在现在来说都是重要的。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的危机。不过对于人文教育的呼吁，我是不敢的，因为已经有一个勇士「倒下」了。不过，作为准教育人士，思绪池里有一个想法：因为 怀旧 效应，教育一定会有一个大的变革，而因为这个变革而产生的空隙（Gap）可能会是人文学科有所突破、成长的最后一个机会。
《大学文章已死》的作者 Stephen Marche 写道：
What happens when both processes can be significantly automated? Going by my experience as a former Shakespeare professor, I figure it will take 10 years for academia to face this new reality: two years for the students to figure out the tech, three more years for the professors to recognize that students are using the tech, and then five years for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to decide what, if anything, to do about it. Teachers are already some of the most overworked, underpaid people in the world. They are already dealing with a humanities in crisis. And now this. I feel for them.
当这两个过程都可以显著自动化时，会发生什么？根据我作为前莎士比亚教授的经验，我认为学术界需要10年的时间来面对这个新的现实：两年时间让学生摸清技术，三年时间让教授们认识到学生正在使用这些技术，然后五年时间让大学管理者决定如何处理，如果有的话。教师已经是世界上工作最繁重、报酬最低的人了。他们已经在处理一个处于危机中的人文科学。而现在又是这样。我为他们感到难过。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ism and technology will require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with a breadth of vision and a commitment to interests that transcend their field. Before that space for collaboration can exist, both sides will have to take the most difficult leaps for highly educated people: Understand that they need the other side, and admit their basic ignorance. But that’s always been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no matter what technological era we happen to inhabit.
人文主义和技术之间的联系将需要具有广阔视野的人和机构，以及对超越其领域的利益的承诺。在这种合作空间能够存在之前，双方都将不得不经受对于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最困难的飞跃：认识到他们需要另一方，并承认他们的基本无知。但这一直是智慧的开始，无论我们碰巧居住在哪个技术时代。
可能，我们需要的是在科技和人文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的融合，而不是站在十字路口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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