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对完《文人恺撒》后，出版社的校对老师向我推荐这本令她感觉“收获满满”的《道德崩溃与现代性危机》。该书分三部分介绍了阿伦特、帕托什卡、列维纳斯这三位“后奥斯维辛”思想家的（思想）遗产。其中第一部分关于阿伦特的篇章重点围绕由《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所引发的“神仙打架”，虽是思想界的“口诛笔伐”，但虎啸龙吟、慷慨激昂处，令校者时隔60年读来仍然激动不已。但就校对工作而言，限于知识的贫乏，对于本书，我最大的贡献可能是改正了其中几处参考文献引用页码的错误。
本书作者刘文瑾在后记中将师友家人称为“我黑暗中的微光”，对我而言，核出页码上的错误也相当于“照亮黑暗的微光”，这意味着在拿着原文“拍刀”的校对人员面前，再厉害的学者专家也得走下神坛，接受一个字、一个页码的核对。回想两年前，我不知怎么就“突发奇想”，用图书馆的文献传递功能搜索作者提到的参考文献，在发现页码有误后还仔细看了几次版权页确定出版社、出版年份是否一致。当然后来校对的书多了，参考文献中的各种错误可谓“屡见不鲜”，甚至还有某著作在书中两次引用同一本书的同一段文字，却出现两个不同引用页码的情况……本书校对稿第34页也有参考文献缺年份的问题，我根据书中其他的注释，推断出应是2014年，虽然得到了采纳，但排版人员却不小心漏了一个逗号。
当然，那个时候我的校对知识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在第18页，我建议将“马克白”一词改为常用的“麦克白”，但这个词是出于引用阿伦特《平凡的邪恶》（台北玉山社出版）的引文，是不能更改的。但现在重读《道德崩溃与现代性危机》时，我在网上找到了《平凡的邪恶》的EPUB版本，仔细对照后发现作者的引文和原书其实就有些许不一致（比如缺字，多出标点符号），当然，书已付梓如同木已成舟（何况EPUB不同于PDF，还不能“罪证确凿”），或许只能等到该书再版时才能订正了。值得一提的是，刘文瑾在本书第18页和第34页两次引用阿伦特的话，内容几乎完全一致，但出处却并不一样。也是挺有意思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玉山社出版的《平凡的邪恶》将作者翻译为“漢娜·鄂蘭”，那么既然“马克白”不能改成“麦克白”，“鄂蘭”是否需要改成“阿伦特”呢？还有就是《平凡的邪恶》的副标题，刘文瑾写作《耶路撒冷大审纪实》，其实原标题应是《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
当然，还有一些地方，编辑和校对并未采纳我的建议，比如在本书第184页，我在网上查到了作者在期刊上发表的该章节，发现注释2（le Mal）其实是不同于注释3（Paul Ricoeur，Le Mal……）的另一著作，也就是说注释2如果不写清楚，可能会和注释3混淆（至少在我看来十有八九会混淆），但未得到采纳，也不知是何缘故。
校对本书时我还特意找了阿伦特的《过去与未来之间》，发现了两个在引文上的小问题，本书第70页，作者引用阿伦特的话，而是“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的事实而为人知晓的领域，是政治领域”。其实《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原文就有“而是”，所以我建议把“而是”放到后文的引号当中，同一页上，作者还引用了阿伦特的一句话，每个行动，“如果不从行动者的角度看……”《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原文里也有“每个行动”，所以按理说引号应该把“每个行动”包括在内，但这个建议却并未得到采纳。
在本书第107页，有一个参考文献的问题，根据作者正文所述，注释2是阿伦特在1969年的一份材料的出处，注释3则是学者Susan Neiman的一段话，但在参考文献中，注释2为Neiman的专著，注释3则为“Ibid”（出处同上）。当然，有可能是阿伦特的这段材料是作者从Neiman的书里摘抄来的，这种情况下，加以说明是否更好呢？而在本书的第112页，有一段“阿伦特指出”的引文，但作者并未提供相关出处，就我个人来说，本书有一点“白璧微瑕”的感觉。
本书还有一些我当时并未读懂的地方，如在第124 页，有一句“对人际间同意的尊重”，这个“同意”我就没有理解其意思，出版后发现这个词原样保留，我的疑问也“原样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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