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书论书 以钱生钱

钱锺书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也是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但相比“红学”“鲁学”“龙学”，读者们对钱锺书先生的学问，其实缺乏足够的了解，以至于一说起钱锺书，大家第一反应往往是《围城》（特别是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而非《谈艺录》等学术著作。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也常能见到一些对钱锺书先生的学问颇有微词的网友，因曾就读比较文学专业而自认为和钱锺书先生“沾亲带故”的。我虽然有心驳斥，但因年少时不甚用功，于钱先生学术著作只读过一本《七缀集》，只能先读钱先生的著作充实自己。但《谈艺录》《管锥编》《容安馆札记》包容万千、气势恢宏，不由得让人感慨需要一本“钱学导读”领人入门。幸而因校对工作，读到龚刚先生《心理攸同：钱锺书与世界思潮》（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10月），当时因为赶时间未能成文，如今重读，又有一番感悟。

以钱锺书的方式写钱锺书

假设我是一名想要批评钱先生学问的网友，或许就会说钱先生一来没有可以概括自身学术的代表性观点，二来没有专著性质的代表性著作。就像提到哈罗德·布鲁姆，读者们就会想到他那代表性的诗学理论“影响的焦虑”，但说到钱锺书先生，我们寻觅再三，也只能找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这句话，虽然以之概括钱先生的学术思想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龚刚就在《心理攸同》中指出钱锺书一再主张要留意中西之间的貌同心异），但论者以此为引，带领读者进入钱锺书先生的思想世界，却不失为一条捷径。

关于钱先生著作上的小遗憾，在《心理攸同》这本书中，我们能找到两个让人颇为在意的小细节。一是钱锺书曾计划用英文写一部西方文学史，作为《管锥编》的对照。二是钱锺书对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隐含的“社会造因”说不满，还曾有意撰写《中国文学小史》，但这两部文学史因为各种原因均未写成。钱先生的传世著作如《谈艺录》《七缀集》，都是具体的文学评论，就像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钱先生指出“我想探讨的，只是历史上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而不是那些“重要理论问题”。钱先生“述而不作”，这对于学界来说未免是个遗憾。但在阐述他人之思、综贯百家之绪、引申前人之学的同时，钱先生散落在字里行间的思想火花亦能成一家之言，且原创性、思想性、文学性俱佳。但读者却往往买椟还珠，只流连于钱先生幽默风趣的语言、引经据典的学识，而忽略了那些更为重要的真知灼见，这也许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心理攸同》等书作为“钱学导读”的重要性。

龚刚认为，钱先生“这种注重通过历史和文本事实的考察以检验理论观点、揭示事实真相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或实证主义（positivism）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的历史考据学与诗话词话式批评方法有一定的相通性”。也就是说，钱先生的著述继承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而有趣的是，龚刚这本《心理攸同》，虽然囊括了钱先生从学生时代至“文化昆仑”多年来的各种著述，却并不以史笔为钱锺书的学术思想编年列传，而是以钱锺书著述为引，纵横古今中西，对话先贤今哲，与钱先生的文风范式着实有着几分相似。同样的，《心理攸同》作为学术专著，也没有采用“绪论总结、大小标题”这样略显死板的形式，而是从钱锺书的著述中选取11个话题，而后在西方哲学、美学、文艺思潮等话题中信马由缰、挥洒自如。一方面以古今哲人为钱锺书的思想作注疏，另一方面又以钱锺书反观古今哲人，彼此辉映之间，妙趣生焉。

三分博学，三分严谨，还有四分幽默俏皮

熊逸在《纸上卧游记》一书中，借钱锺书《宋诗选注》中的几个例子，称赞钱锺书在渊博学养之外，还有机智和幽默。“考据做得细致，问题提得周密，也不曾轻易下任何结论。”换句话说，读钱锺书，能感觉到材料上的博观约取为“钱学”之长，逻辑上的严谨缜密为“钱学”之佳，而最特别的是其行文中遮掩不住的诙谐与聪慧，此为“钱学”之妙处。

事实上，钱锺书这股子聪明劲儿，也正搔到“钱迷”们的痒处。龚刚就指出，钱锺书的小说、散文有“纵横捭阖、恣意调遣古今中外各种理论知识、不时调侃中外名家圣哲的智者与幽默家的风格”，比如钱锺书谈休谟的《大卫休谟》就“全文风趣俏皮，甚至语多调侃，更像是一篇王尔德、萧伯纳式的杂文”。诚如龚刚所言，“在钱锺书的灵魂中，住着诙谐的萧伯纳与东方朔，也住着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但说到底，孙悟空如果没有本事，恐怕一个照面就被天兵天将给拿下了。钱锺书的幽默才情，与他广博的学养是分不开的。毕竟学问是根基，而谐趣则是基于学问的花朵，根基不厚，花朵自难灿烂。

龚刚的著述同样有着扎实的材料基础和严谨的分析论断，而那些信手拈来的幽默与诙谐，似乎也在向钱锺书表达敬意。本书第五章引用了钱锺书给许渊冲信中的一句话“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lies in eating.”（即“在吃布丁的时候检验布丁”）作为标题，既勾起了读者的好奇心，又引出了这句话背后的实用主义知识论取向。又如第十章标题“永恒喜爱时间的果实”，同样让人好奇。其实这句话出自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地狱格言》，讨论的是“不朽”，龚刚从《左传》、杜拉斯的《情人》一路谈到钱锺书的《鬼话连篇》和《围城》，既分析了钱锺书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倾向，也借钱锺书之口对古今中外的“不朽”观进行了述评。借由龚刚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钱锺书利用中国哲学的观念与语言尝试对西方哲学进行诠释，在中西方哲学的会通之中探求“终极问题”的答案。

钱锺书少年时就“不是简单复述西方哲人的观点，而是能够针对他所关注的哲学问题，批驳或推进前人的观点，并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部分想法已颇有见地”。而与钱先生相类似的是，龚刚也没有止步于钱锺书的著述，反而大胆推进，就“不朽”这一问题探求自己的答案，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到电影《阿甘正传》，从《圣经·创世纪》到艾略特的《荒原》，龚刚最后提出了“超越性时间尺度”的概念，这与前文钱锺书于古今中外纵横畅谈，融汇各家而自成一说，实在是如出一辙，这又是“以钱锺书的方式写钱锺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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