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走单骑，得有一匹好马 - 少数派
20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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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少数派
去年班宇写作的《冬泳》，差不多在各种青年阅读者和官方媒介推荐的读书榜单上出现，作为双雪涛之后的东北伤痕文学代表。他的作品是非虚构的，这一点要比贾行家好一些，有了足够的扩展空间，更容易把一方水土涂抹得魔幻一些。但我不是很喜欢这本书，也许是因为有了双雪涛在前，不论是文字表述的格局，还是对文字本身的把握，一没有跳出双雪涛留下的模式，二有些故意而为之的痕迹，当然，这两点放在一起也有一个好处，让人觉得亲切、熟悉，又大呼过瘾，但终归是套子里的人，翻不出如来的五指山。我大概在年中就看到人推荐黄昱宁，却迟迟没有拿起来读一读，反而是接二连三地读了《冬泳》、《赵桥村》、《猎人》、《六里庄遗事》和李静睿的几本书，值得推荐的不多。整个 2019 年除了莫言一套《短篇小说集》和《最后的访谈》系列，以及补读的几本真·育儿书，大抵可以说是很失败的一年。这也坚定了我在 2020 年不读新书或切记谨慎选择的原则。好在 2019 年年末和 2020 年年初的交接时段，我总算是读了这本《八部半》。算是给新年开了一个漂亮的好头。这是一本别人写不出来的书，正如黄昱宁在跋语里写得一样：人生的前四十年已经习惯于当一个称职的出版人、勤奋的翻译者、自觉的评论者以及挑剔的读书人，这些角色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捏合成一个贴身跟踪的影子，须臾不曾放过我。这些身份混杂、交织在一起，唯一解脱的方法就是写作，她也提到，这本书一经出版，就独立于她了，任凭大家如何看，如何品，于她来说，这是她轻装出发之前卸下的最后一个重担。我十分羡慕她的职业经历，作为出版人、翻译，她能在浩瀚的文学之中自由选择，并能把自己的选择变成大众可以接受的语言，这是一个引领者在做的事情，而她恰好又是一个优秀的读书人和批评家，可以同时对文学保有高度的警惕和自觉。这部小说是她断断续续用几年时间写作而成，之所以叫《八部半》，一部分原因自然是窃取了费里尼的同名电影，更重要是，最后一篇小说《海外关系》一部分内容取自她家族的真实故事，另一部分则是由她自己收集而来的辅助资料填补而成，所以只能算是半部小说。人与他人的关系，在本质上关乎人如何和怎样获得、持有他的世界，这是最日常的经验；而在黄昱宁的讲述中，这是探险，是错误百出艰难困苦的旅程。在现代的、媒介重重的人间，人已经失去与他人，其实也是与自己的直接、整全的联系，他只能期待着偶然，期待在不可能的可能中邂逅、偶遇，期待着在上千万人口的“魔都”街头奇迹般找到“那一个”；他必须把自己想象为、创造成戏剧人物。
这也符合黄昱宁在整本小说中定下的基调：进入陌生人的世界，去窥探他们不愿为人知的那一面，恰好，那又是极度真实的一面。她把它裸露出来，看人们对此的反应。正如她在评价其中一篇《三岔口》时说的：如果一定要分类，他们通常被归入一线城市的中产或者准中产。我熟悉这群人，熟悉他们总是在城市阶梯上寻找自身位置的习惯性焦虑。他们迷恋秩序，从小是优等生，愿意相信每一道难题都有标准答案，他们像镜子一样互相反射对方的尴尬。我想窥探的是，他们一脚踏空、失去重心时会有怎样的反应。这看起来多少有点恶作剧心理，所以评论家张莉老师在看完小说初稿后告诉我，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我的“冷冷的嘲讽”。其实整本书中，黄昱宁所写的八个故事，只有《三岔口》是她所熟悉的人群。第一篇《呼叫转移》描写的是一桩电信诈骗，借由男主人公暴露出了一位出轨的名导，一个学生小三，一段貌合神离的婚姻。在男主人公窥探之下，一层层扒开现实里的虚伪和丑陋。《水》与《你或植物》似乎是她自己思想上的一个变种，一种宣泄。《水星很忙》相对平庸一些，窥探的是那些并不靠谱的职业带给人的臆想。我更喜欢《幸福触手可及》里，黄昱宁对人物心思的全面剖析，准确地说，是解剖的剖，她几乎把两个人的思维运作合盘托出，一丝不挂。而暴露出来的恰好是当代男女青年不停在试探的禁地，他们合力将边缘推搡地越来越模糊，但又没有勇气往前多迈一步。那层窗户纸已经被捅破了，四目相对却又假装视而不见，似乎是整个时代的问题。至于其余两篇带有一点点科幻色彩的小说《千里走单骑》和《文学病人》，更是让我爱不释手。《千里走单骑》直指后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形态，人们无疑变得更加被动，一切都是可设计与被设计的，人工智能替我们解决一切的同时，也替我们选择一切。我们拥有的，将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自由。就好像机器可以刺激你的神经，感觉到坐在摩托车后座的风驰电掣，却无法让人明白，抱住开车人那一瞬间的神经跳动，和触摸他脊背时的微妙感觉。《文学病人》则是黄昱宁的拿手好戏，在小说里，人与机器将进行一场文学比赛，她更是信手拈来自己多年文学沉浸的所得。小说的核心是 AI 已经完全占据了文学的主导，矛盾的是 AI 所能延展的一切都是从人的想象出发，如果人类对于文学失去了兴趣，AI 也只能原地转圈圈，无法突破。至于这场比赛，更是一种嘲讽，人类想赢，究竟是要模仿 AI 的笔锋，还是完全另辟蹊径？她自己也说道，「一旦进入陌生人的生活，一旦把自己想象成闯入者，我确实获得了新的视角。」在这些视角的延伸之下，一切都被搅动成了另一种形状，这本小说就自然以一种窥探的，但又无比熟悉的姿态呈现。至于小说中的每一个角色，似乎也没能逃脱一种命运的纠缠。她在《幸福触手可及》写过一段番外，足以概括她笔下的人物：在小说《马耳他黑鹰》里，主人公塞缪尔跟别人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叫克拉夫特的人，典型的中产阶级，日子过得无风无雨。有一天他出去吃饭，经过一座正在兴建的办公楼，差点被一根掉下的横梁砸死。克拉夫特觉得，仿佛有人揭开了人生的盖子。他给妻儿留了一大笔钱，然后更姓改名，到处流浪，直到跑累了在西北部安了家，第二个老婆也是那种“喜欢新的色拉烹调法的女人”，跟第一个没什么两样。塞缪尔说：“他当初那一走，就像攥紧了的拳头，手一放开，就没了。他那么做是因为需要适应掉下来的横梁，后来再没什么掉下来了，他也就适应什么也掉不下来的生活了。”当代的人们都不同程度地想要逃脱，离开现在的环境，离开不舒服的空气，离开魔幻的现实世界。但若想千里走单骑，得先有一匹好马。黄昱宁起码做到了卸下包袱，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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