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游牧教室”的一次远程课上，我和几个孩子谈了谈古腾堡印刷机与现代学校之间的关联。本文正是沿着当时的线索整理而成。

如果学校突然消失会怎样？我说的不是这一所▢▢区第二小学或者那一所▢▢中学，而是“所有的学校”，也就是有围墙、有教室、有校长和老师、有铃声和考试的这么一种“东西”，从我们的日常当中整个移走，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会怎样？我猜，会有无数概念跟着一起消失，或是变得不可理解。学区房？分数？应届生？升学？学历？那是什么？无论是招聘员工还是制定“社会发展计划”，都好像会因此变得无从下手。学校就是现代社会生活中这样至关重要的结构，它们相互绑定。

学校和现代社会绑定，这句话有两层意思：

1，在现代社会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的这条道路上，学校狠狠地助推了一把。

2，如果用一种浪漫的想象——现代社会是从某个“大爆炸”事件当中诞生并快速膨胀的（就像“宇宙大爆炸”假说猜测的那样，整个宇宙始于“什么都没有”），那么学校正是一起被炸出来的关键结果。

1450年前后，德国（那时候并没有这个国家）地方的某个生意人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了一种机械——使用金属活字的印刷机。这东西并不是太出奇，跟一千多年前地中海世界罗马人和希腊人创造的技术成就相比没多少进步，比起南方意大利（也没有这个国家）地方的全才人物达芬奇设计的神奇造物相比更是简单粗糙。不过，有不少人跟我一样觉得如果现代社会真的始于一次“大爆炸”，那么点燃爆炸的正是这个东西。

“在古登堡之前，整个欧洲只有不到3万本书。在他发明印刷机之后，到了1500年欧洲的图书数量就变成了900万到2000万（历史学家的推算）。到1600年，大约是1.5亿到2亿本。”来源

是谁从古腾堡的发明当中受益最多？不是古腾堡本人。他原本用这种新机器做一种独门小众生意，印制大开本的精美拉丁文《圣经》，卖得比纯手抄本便宜些，但也不会太便宜，类似于稍稍来一点消费降级。1455年印了180册。如今残存在世界上的这一版《圣经》已经是真正的天价，贵比宇宙飞船，但古腾堡自己并没有太发财，因为不久之后他就被合作者排挤出门，十来年后去世。

购买古腾堡的印刷《圣经》的顾客们不是普通的信徒，全都是罗马教会所属的各地神职人员。在当时的天主教传统当中，普通人是不需要自己去读《圣经》里那些古老的拉丁文的（极大概率也读不懂），受过专门读写和神学训练的教会僧侣会在自己管理的教堂里向大众用口语宣讲。

那时对普通人来说非常遥远的不仅仅是《圣经》与神学。中世纪的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说，“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这句话并不全是要贬低“异教哲学”，也是在褒扬和保护——“别把这些书烧掉，它们还是有些帮助的（就好像婢女能够收拾屋子）”。反过来说，当普通人连《圣经》都没必要自己阅读，那么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下来的那么多其他学问，对他们来说不就纯然是空气么？

就是这么一个原本隶属于罗马教会、受过全套教会训练的僧侣，名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跟古腾堡在七十年前发明的这种印刷机扯上了关系。1516年，他出版（跟今天的出版差不多，先是写，然后把稿子交给出版商，再送到印刷机上印出许多份，装订好之后就可以出售）了一篇关于“神学和德语”的介绍文章，这件事情很寻常，影响也不大。但第二年秋冬的某一天，他做了一件大事。

路德在教堂大门上订了一张纸页，这张纸后来被称作“九十五条论纲”。“论纲”直接痛斥质疑罗马教会的诸多行为，比如在德意志地区贩卖“赎罪券”敛财。不久，路德就被迫出逃，但自此刻起，他已经成为了挑战罗马教会在整个欧洲至高权威的旗帜。

据说两年间，“九十五条论纲”被印刷了三十万份，流传于欧洲各地。到1520年时，路德疯狂写作，出版商疯狂印刷，莱比锡的洛特家印刷厂是他的好伙伴（再过两年，他们就印了路德自己翻译的德文版圣经），此外在奥格斯堡，纽伦堡，巴塞尔、哈格瑙这些德国城市，全都有印刷机在为路德的作品服务。

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中世纪僧侣更熟悉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这些前辈贤人相比，路德的思想或许并没有他们那样的深度。但路德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是这些前辈做梦都想不到的。苏格拉底一本自己的书都没写过（有的人怀疑他说不准还不识字），其他先哲只能是亲自（或者是等热心读者）把手写的作品书卷寄给外地的朋友，那个朋友再亲手或者请人来手抄一些。即使过了许多年，古腾堡印刷术发明前夜的欧洲书店还是这样的：客人来到店里，看上某本书就交付定金，等到书商请人抄完一本之后再来提货。而在古腾堡之后，印刷机的技术传播到了哪里，路德的声音也就到了哪里。

路德的诸多声音里面最重要的一条，是关于信仰本身的——教会不要再挡在信徒跟他们的上帝中间了，要让普通的信徒自己去读《圣经》，自己验证自己的信仰。这也就意味着信徒自己要能读写，以及要有用他们能够读写的文字印成的《圣经》。从此，德语、法语、英语将不再比拉丁语低一等。

“反对罗马教会的这些人，他们就是 Protestants 对不对？我知道 King Henry，他要离婚所以和罗马教会有冲突。”念初中的小朋友 Alice讲。

没错，King Henry，英国的亨利八世，趁着这个机会切断了本国教会与罗马的关系。在瑞士，从法国避难而来的僧侣加尔文也呼应路德，开创了自己的改革教派。这些行动发生在欧洲不同的区域，所指向的影响却趋于相同——皇帝、国王、诸侯乃至独立的城市，要从被罗马教皇抓在手心的最高权威当中分一杯羹了。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让基督教覆盖的“欧洲天下”当中显露出了各个地区自己的形状，这就是此后“民族国家”的雏形。

路德没有亲眼见到“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出现，但他对这个国家应该做什么留下了预言：他大力主张子女不是父母的私产，而“国家”应该开设面向普通人的免费学校，并且读书也是这些普通人的责任。他在北方的呼应者加尔文也有这样的主张。在“九十五条论纲”两百年后，普鲁士（那时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德国）终于率先建立起了义务教育制度。

对于普鲁士国家而言，义务教育是一件“功能性”的事情。说来有趣，在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原本是先有大学，却没有中小学的。大学的建立是教会、君主、市民多方合力的结果，而普鲁士义务教育的建立，则主要是出于“国家”的利益，正如后来的德皇威廉二世所说：“农民如果受过更好的教育，就能进城当工人了”，这对应的，正是“国家财富”（而不只是君主个人从封建领地中获取的赋税）的增长。

自己读圣经这个需求，外加率先建立公共学校，让“新教地区”——也就是从路德改革开始成功摆脱了罗马教会控制的那些基督教徒所在的地区，识字率长期比传统天主教地区高出一成到两成。这是古腾堡印刷机——宗教改革给欧洲留下的痕迹。然而印刷机也塑造了公共教育的另一面。

法国小说家都德（Alphonse Daudet）的名作《最后一课》写于1873年。三年前，普法战争以法皇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投降告终，随后法国割让了阿尔萨斯与洛林地区。当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属于法国时，学校教授法语。当它被割让给德国，学校教授德语。这正是国家对公共教育影响的速写，而教科书，正是其细微表现。

有的国家公共教育只使用一种教科书。有的国家几种并行。有的国家有几十种甚至更多，由学校自己选用采购。不论是哪一种类型，多数时候教科书都不用靠每个学校的教师自己从头编写，而是由专门的教科书机构编写、出版，也有专门的机构进行审核。

有大量印刷的教科书的学校，和没有大量印刷的教科书的学校（比如古代中国的私塾与书院）相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物种。教科书让“学校”本身变成了一种可以批量复制的产品。

1931年近代中国的名校长梅贻琦在清华就职。在典礼上，他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近代以来的公共基础教育——中学和小学，恰好不像古代书院那样需要大师。有“质量合格”的教科书，有“质量合格”的辅助资料，有“质量合格”的教师，就足够支撑起一所学校，完全不需要哪个人在自己讲授的领域里面有了不起的成就、独到的贡献。

更一致、更平均、也更低成本，这是近代工厂取代古代作坊的优势所在。这也是近代以来学校的特点。但现代学校在每个人生命中占据了十年以上的时间，反过来让这种有所得有所失的公共性灌注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此事究竟是好是坏？

这个问题需要让眼光超越中国本地的语境才能呈现清楚：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是小学-中学-大学一起从西洋引进的，从一开始就跟本国传统的“私塾、州府县学”体系泾渭分明而被统称为“新学”。因而我们容易忽略大学、中小学原本是两个来源的事物。

国家支持的公共教育——中小学在近代的出现，是另一个漫长但重大的事件的共鸣：普通人开始日渐成为历史的主角。此事意味着原本只是向统治者提供贡赋的平民，竟然破天荒地头一次能够成为行动主体。这股力量能够让王冠落地、世界天翻地覆，也能够让水力与蒸汽推动轮子，让一种机器制造另一种机器。

我们受益于这个历史事件，也因此承受着它为此带来的牺牲。从印刷机开始，到今天“上学”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几乎压倒一切其他事物的核心元素，从中我们应该选择哪些价值带往未来，这个问题到了每个人都应当思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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