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在写《侦探往事》笔记时，就提到这本《侠盗的遗产》备受好评，自己花了几天时间读完。从一开始的缓慢推进到最后一部分骤然加速，让人胸若惊雷的同时，又不免“面若平湖”地冷静思考。相比前作《侦探往事》，这次时晨选取民国推理作家孙了红笔下的侠盗鲁平进行二度创作，再加上一个“硬汉派”侦探白沉勇，与之构成双线叙事。在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的“扬长避短”下，本书虽然削减了推理元素，但充满张力的剧情，精彩纷呈的打斗，接连反转的结尾，精心安排的彩蛋，都能带给读者以阅读的快感。然而正因为推理方面做得不尽如人意（豆瓣网友“十年诡殇”已有分析），本书终究未竟全功，略有遗憾。
前作《侦探往事》让民国侦探小说家们笔下的大侦探们“改头换面”再登场，这本《侠盗的遗产》则更进一步，请出了民国推理作家本尊。比如“侠盗鲁平”系列的原作者孙了红就作为小说的重要人物登场，“戏份”颇多。另外像程小青、陆澹安、赵苕狂、张碧梧等知名推理作家也齐聚“孤岛书店”（现实原型是时晨开的一家推理小说主题书店，这个剧情或戏仿了现实中时晨、陆烨华、孙沁文等人在书店畅聊），畅谈推理小说与电影改编。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家关于推理小说的言论其实都出自他们各自的文章，并非时晨杜撰。也就是说，这堂民国作家的“推理小说创作课”其实是真实发生的，只不过由纸上转移到了线下而已。
本书中的国宝“子乍弄鸟尊”也是真实存在的。然而这尊总领全书、贯穿全篇的国宝，却在小说最后被告知“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不得不说是“绝杀”一般的黑色幽默。而且重要的是，“子乍弄鸟尊”在小说中其实并没有出现，它究竟藏在何处，又是怎么被带出国的，时晨并未交代。这也是他小说里一贯的问题，总是忽略小说里不太重要的谜团。就像本书中的镭失窃一案，犯人是怎么解决四把钥匙的难题的？时晨仿佛忘记了一般完全没有提及，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遗失的镭》是杰克·福翠尔“思考机器”系列中的一个短篇，电影《唐人街探案》中也有提及，如果读者阅读过《遗失的镭》或看过电影《唐人街探案》，结合时晨小说的结尾，对“子乍弄鸟尊”的位置，或许也会有自己的理解。）
随着近数十年国内外交流的增加，专家学者们对于“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的诉求日益增加。我读书时求学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有“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之分，而我国学者则多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设，更放言“比较文学学科的重心已经转到中国来了”。放在推理小说中，既然有“英国式谋杀”，那就也得有“中国式谋杀”。既然欧美有黄金时代三大家，日本有社会派、新本格、设定系等等，那中国也得有本土化的推理小说。这一点上，时晨多年来一直在积极地进行尝试，也有了一些可观的成绩。
从“傀儡村”“枉死城”的民俗元素，到“民国背景+民国侦探同人”，时晨笔耕不辍，尝试颇多。然而即便如此，本书也不能说就是中国式推理小说的正解。小说主人公之一的白沉勇自认为“是个真正的侦探”，“侦探应该更像一个男人，而不是絮絮叨叨卖弄智慧的娘娘腔”。然而这位大侦探在小说中让人印象深刻的，要么是不离脑袋的帽子、喝威士忌不喝麦乳精，要么就是打架、受伤……白沉勇这个“硬汉派侦探”明显改编自钱德勒笔下的马洛等经典“硬汉派侦探”形象，但这位侦探的“中国化”，显然并不成功（当然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
如果说“硬汉派侦探”是“外来和尚”，那么“侠盗”则显然更具中国范儿。惩奸除恶、劫富济贫，古人在文学作品中创作“侠盗”形象，显然是寄托了他们美好却又略显天真的想象。白玉堂、燕子李三等等“侠盗”形象，到了古龙笔下，又和“硬汉派侦探”两者合一，诞生了楚留香这一经典的“盗帅”形象。然而楚留香虽外号有“盗”，在小说中主要还是承担了侦探的角色，与“侠盗”已经不完全是一回事了。不过有意思的是，《侠盗的遗产》中，一些人物对话依稀有些古龙味道，或许是向这位中国式硬汉派侦探的探索者致敬吧。
那么，时晨创作的致敬鲁平的罗苹又如何呢？只能让读者在小说中寻找答案了。读完全书后再看王寅撰写的解说，或许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部短剧《逃离大英博物馆》让网友们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流离海外的文物之上。但在文物之外，重要文献漂泊在外的同样不少。比如我因校对所需，查询敦煌文献，目光所及，皆是法藏、英藏等字眼。民国时期傅增湘为偿还欠债，补贴家用，不得不卖书以筹款，但当时国内图书馆无意购入大批古书，反而是“日本的书商、学者、图书馆机构正在购买欲高涨、购买力强盛的时期”，但傅增湘时任日本外务省在华成立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图书筹备委员，又在敏感时期，不得不谨慎行事。苏枕书说：“近代以来，敦煌经卷、皕宋楼藏书等珍籍大量外流，每令知识界痛心，并开始有意识地保存本国图籍，防止被外人觊觎。”（《傅增湘旧藏在日本》）但最终傅增湘的不少藏书还是被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东大东文研前身）购入。所幸的是书籍不比文物，还可以通过影印、复制进行交流，也可以通过数字化文献的形式供研究者们使用，但国宝级的文物终究是不一样的，这份耻辱会永远烙印在国人心里。
百年来无数国宝的流失，连罗苹这样的“侠盗”都看不过眼：“我这样的小贼与这些自诩文明却不知羞耻的巨盗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但可叹的是，不但文物贩子会狡辩自己交易的只是古玩，倒卖文物外国人也会贴脸嘲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只是买卖！”即便是侦探，对此也只能无奈地说：“这‘买卖’里有没有人在‘耍花枪’，那恐怕还得再商榷商榷。”终究不能拿当时享受治外法权的外国人怎么样。于是，侦探和警员默许了最朴素的正义——血债血偿。
本书延续了《侦探往事》的上海风情：沪语方言、地标建筑、历史逸闻等等，俯仰皆是，信手拈来……但也有几处不协调者。比如书中提到了“公安局”：“这次冲他场子的竟然是上海公安局的警察……这次是华界公安局与租界巡捕房的联合行动。”而在《侦探往事》中，则提到当时上海“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各有独立的行政机构。租界有警务处巡捕房，华界有上海警察厅”，并未提到公安局。
在故事快结尾时，精神病医师说“我”生活在“六十年后的中国”那一段，着实令人大吃一惊。不管我，连推理作家王寅也被吓到了。王寅解释说，其实这位医师所言均是晚清民国时期小说家对未来之预言。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出现“联合国”。
原文是：“我们与日本的战争，也已取得了胜利，欧美各国承认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王寅指出，这句话，灵感来源应该是作家劲风在《小说世界》杂志发表的科幻小说《十年后的中国》，小说描写“W光引起了沉睡多年的富士山的喷发，日本全国震动，最后无条件投降。此时欧美各国早已闻风而动，纷纷‘恭贺’我国，承认了中国在世界联盟中的位置，于是中国就此强大起来”。但《十年后的中国》并没有提到“联合国”这个词。更何况根据书中线索，可以推测故事大概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中叶，“与日本的战争”放在现如今“十四年抗战”的语境下还能说得通。但上世纪30年代，哪来的联合国呢？更不要说“承认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了，1971年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这和书中年代相差了快40年。
另外书中还有一些小错误，比如在王寅的解说中，说孙了红“原名咏雪，小名雪官，祖籍浙江宁波勤县”，这里是误将“鄞县”作“勤县”了，鄞音同银，并不是“微信读书”上网友说的音同勤。王寅还误将“心理悬疑”写成了“心里悬疑”：“以解谜为主的古典侦探小说开始式微，注重心里悬疑的作品开始流行。”这样的小错误，书中另外还有不少，比如在《慈恩疗养院（五）》中，就有一句“我朝门外挥了挥手，现出一副无奈的模样”。“现出”应该是“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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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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