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拐点，上岸保洁

“其实，我的母亲也做过保洁。”

因为参加单位组织的“流动阅读”活动，我最近一直在读张小满写的《我的母亲是保洁》，高千看到后翻了几页，立马就拉着我到书店也买了一本。我原以为她是对“红火人”一样的春香阿姨（也就是书中的母亲）充满了好奇，抑或是沉浸于作者张小满生动活泼的叙述。但真实的原因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以前不是和你说我父母开厂嘛，但其实只开到06、07年那波大牛市行情，”在商场相对空旷的咖啡店里，高千低声向我叙述她父母的过往，“小厂生意并不好做，牛市一来，我爸妈心思也跟着活络起来了，拿着厂里的流动资金冲进股市。一开始确实跟着市场上涨赚了一些，但很快大盘就一路跌下来，从盈利变成套牢，乃至最后破产。爸妈只好把厂转让出去，要不然工人的工资都要付不出来了。”

“我印象中这一波下跌后，08、09年又上涨了一波，如果手里还有股票的话，应该能回一波血。”嘴上我虽然这么说，但既然高千母亲都到要去做保洁的地步了，那当时的情况必然更加糟糕。

“一开始的血崩我家没撑过去，我爸当时陪客户应酬，喝酒伤了身体，资金链再一断，人急得就垮掉了。厂子转让后家里断了经济来源，剩下那点股票再割肉又有点舍不得，我妈就出去找活做了，”高千看着推着工具车走进洗手间的保洁阿姨，叹了口气说，“我妈本来是厂里的会计，本来想再找个类似的工作，但几个招人的都离家太远。她当时忙着照顾父亲和我两个人，不想在路上花时间。最后在路上接到了传单，干脆心一横，就到家附近的商场做了保洁。”

我想起今年去护工行业调研时，一位行业从业人员告诉我们，做这行的一般是农村来的，有体力，躺下就能睡的妇女。她们在50岁职前可能做月嫂，50岁后月嫂做不动了，就来再做10年护工。而保洁人员，比如深圳几乎所有的保洁和绿化工作，都是由一群五十至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人承担起来的。但像高千母亲那样，在30多岁的时候就去做保洁的，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极罕见的。

“大学毕业，上岸保洁的人，也不是没有，”高千看出了我的心里话，指了指书中的话，“十八岁的年轻保安不是也有吗？年轻小伙子只要有钱赚，垃圾分类的辛苦工作也能干。”

“但作者的母亲春香阿姨就会觉得，这么整天站着拿几千块钱工资，对一个正处于成长期的年轻人来说很是人生上的浪费，”我说，“阿姨能坚持做下来，真了不起。不过当时没人给她介绍其他工作吗？”

“说实话，单纯做保洁很枯燥乏味，但说累其实也并不算特别累，春香阿姨不就表示，做保洁可比她年轻时在农村务农，中年时在矿山、工地打工轻松多了。真正的累是长时间做这件‘狗屎工作’，一天做两班十六个小时那样的，”高千声音低沉而缓慢，“当时我母亲也就在商场里白天做八个小时左右，晚上得回家管我，我上小学嘛，也得有人管的。”

在张小满叙述的保洁员中，也不乏“时间管理大师”：

比如一位云南来的保洁阿姨，她一天就要上三个班：早上7点去政府大楼，做办公室清洁；中午休息时间，她要去附近一个家庭做家政；下午6点下班后，她又赶去附近一个单位给十几个人做晚饭。加起来，一个月的工资超过1万块。

“我妈没那么厉害，她白天做保洁，中午回家做好饭菜，晚上再去一个小姐妹店里帮忙看店，让我到店里做作业，这样勉强支撑了一年，”高千感慨道，“好不容易熬了一年多，等到股市又一波上涨，家里彻底把股票清了仓，我爸身体好起来以后去跑出租，这样我妈也有了随时辞职的底气。”

“那后来阿姨还做保洁吗？”我问。

“还做了一段时间。书里不是提到一个家里有楼的茉莉花阿姨吗？这个阿姨就不缺钱，但她一闲下来就会打麻将。所以她干脆通过做卫生把自己的时间填满，”高千一边给我倒茉莉花茶一边说，“我妈当时觉得，就算我爸跑出租赚钱，自己也不能闲着。商场里不干了之后，她就去别人家里做家政，同时看店还是看的，母亲记账算账的本事很好，她小姐妹总开玩笑说请了个店员还送财务。”

我想起小时候曾经看过一部讲中考生的电视剧《逼子成龙》，其中成绩优异的女主角母亲就是一位家政人员。看来艺术果然来源于现实，书中那位茉莉花阿姨不但家里有楼，儿子还念了北大，如今月薪超过3万，让我和高千都很羡慕。

“要是当时我父母没有炒股而是炒房，说不定就和茉莉花阿姨那样财务自由了，”高千感慨说，“人生没有如果，小时候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以至于我也和母亲一样，觉得挣钱是最最要紧的事。”

钱又不咬人，你还嫌钱咬手？越多越好。

这是春香阿姨的人生信条之一，甚至可能是一代人的人生信条。对于春香阿姨，“勤劳写在她的基因里，怕缺钱也写在了她的基因里。只要有机会挣钱，她一定会去试试”。悲观点说就是：“‘挣钱’这两个字把她的人生缠得死死的。这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被分配的命运。”

对于很早就辍学的春香阿姨来说，年轻的时候的选择只能是努力打工，上了年纪后，她的身体已经不能支撑她继续做大锅饭、择茶叶。偶尔能接到摘蘑菇这样的工作，但过了采摘季就没了。

于是，春夏阿姨和老伴来到了深圳，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城市。张小满说，在这里生活的人，几乎都会把“搞钱”作为待在这儿的重要目标之一。当我看到“每隔两公里便会有一座购物商场”时，第一反应就是春香阿姨都可以骑上电瓶车送外卖，最近“外卖大战”，让不少骑手增加了收入。

事实上，外卖骑手和保洁有相似性，既有春香阿姨这样从外地来的打工人，也有“像一叶孤舟被扔进社会这片大海”的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像我在体制内也有不少同行会去送外卖。“充分利用每一分钟”的不仅仅是从东北南下深圳打拼的刘师傅，还有许许多多的打工人。

不过，先前我去护工行业调研时，业内人员一针见血地告诉我，护工和外卖一样，不是职业，只是糊口。年轻人基本上是不会把做保洁、做护工和送外卖当作毕生志向的。这只是临时糊口的方式。

不过略显荒唐的是，现在想要在上海当保洁（劳务派遣制环卫保洁人员），除了户籍要求在当地（镇）外，还要通过笔试和面试。换言之，不识字的春香阿姨如果当时去的是上海，可能还会被卡在考试关。“虽然是劳务工，保洁人员，但是现在保洁工人的要求也比较高的。”

当然世事无绝对，我去调研的那家公司在组织不识字的员工考证时（该公司具备培训、考试、发证资质），就采取了读题后让员工作答的方式。不过再这么下去，“大学毕业，上岸保洁”可能真会从一两个人的个例，变成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而对于春香阿姨的同事来说，很多人是在2020年被动卷入进来，把保洁工作当作人生的一个过渡期。比如有个来自湖南的男人，家里的养鸡场倒闭了，就选择来做保洁；一个在香港开货车的师傅，封关后他在深圳回不去了，也只好在商场做日结临时工。

当然，这里面还有高千母亲。

“我妈做的时候早，不过保洁员这份工作稳定性很差倒是真的，要不然我妈也不会在路上接到传单，”高千说，“我妈也会和经理吵的，干了不到一年就离开了。”

书里说，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这其中就包括春香阿姨。

“我挺佩服春香阿姨，她当时要供两个孩子读书，我家就我一个就还好一些，”高千苦笑道，“我读大学时家里经济情况已经转好了，但穷怕了，不敢去外地。”

和高千谈恋爱后我才知道，作为一名学霸，高千的分数足以上大多数的211大学，但她考虑到去外地上大学需要更多的钱（至少要多出火车票的钱），需要父母更辛苦地工作。而如果留在本地，最好的那所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当时很热门，她怕分数不够，就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我们的母校。当然这样她拿奖学金也相对容易一些。

春香阿姨是和老伴一起去了矿区，在恶劣的环境中给两个孩子攒够了下一学年的学费。而高千当时的学费，也是父母一次次跑出租，做保洁攒下来的……

“我妈和春香阿姨一样，很早就告诉我，读书是他们这一代人，也是我们这代人跨越阶层改变命运最主要的途径，”高千装作轻松地开玩笑说，“本来我可以‘继承家业’，但破产以后，母亲和父亲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拼命供我读书。”

而回头看去，高千的母亲和春香阿姨一样努力，从未放弃目标。如果说高千父母还曾经是让人艳羡的“老板”和“老板娘”，那春香阿姨和老伴则是“一辈子为了生存挣扎”。

“你有没有数过，书里提到了多少次‘儿子’？”

在这部书中提到的春香阿姨同龄人中，有不少都在努力工作，“托举”儿子而不是女儿。比如：

小区附近那对专门捡纸皮的夫妻——他们有自己的三轮车，有库房，一个月可以赚几万，给儿子们在老家的市区买了房。

皮阿姨除了写字楼的工作，还另兼了一份保洁工作。下午5点半从写字楼的岗位下班后，6点又赶到另一处地点工作至深夜。原因无非是儿子没念大学，在老家刷漆，还没娶上老婆。

雨虹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垃圾分类引导员，因为给韩国雇主做保姆掌握了流利的韩语，还学会了美容和护肤。她经常一个人出游，活得潇洒通透，但“挣的钱还是大部分都给了儿子”，而不是女儿。

数不胜数。

“为了给儿子挣钱娶媳妇”是书中许许多多的保洁员的实际诉求。对于这些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保洁员来说，他们无奈地发现，当下农村年轻人的婚姻有着越来越高的物质要求。当物质要求——比如在大城市买房——成为无底洞后，这些保洁员们开始对生活失望，陷入精神困境：似乎不看到儿子结婚、女儿嫁人，确认儿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作为父母的他们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

“相对来说，儿子要重要得多，书里说的是‘儿子没有成家，我都没有奔头了’，”高千感慨说，“要不是那年遇到股市崩盘，我爸妈很可能会再给我生个弟弟，大不了交罚款嘛。”

“我之前实习时去一家湿地公园，采访一对同在那里工作的父女，”我尽量说得委婉些，“这一家子有儿有女，但是父母明显偏爱儿子，聊天时好像是说要把房子和钱留给儿子。”

“重男轻女呗。”高千哼了一声。

“但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女儿当时说了一句，‘女儿总是要嫁出去的’，这说明女儿也接受了这个事实，”我说，“而读张小满的书，我们会发现许多老人会在财产上更偏心儿子，但却在有需要时依靠女儿。比如春香阿姨和老伴就住在女儿家而不是儿子家里。”

“你有什么想法不妨直说。”高千也看出了我是在绕圈子。

“其实我觉得，重男轻女是表象，底层逻辑是儿子要负责‘传宗接代’，而女儿因为要外嫁，并不需要承担‘传宗接代’的责任，”我一边整理思路一边说，“我们当然可以批判传宗接代是陈腐的旧思想，今年的年轻人不应该再囿于这一封建陋习。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思想影响了我国几千年，春香阿姨这一辈人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即便心疼女儿，但还是会把钱和资源给儿子，为的就是让儿子结婚成家，再生孙子，好‘传宗接代’。”

这像是母亲那一代农村人的宿命。他们用苦力换钱，养大了孩子（主要是儿子），但孩子并没有如预想中那般，获得争取更好生活的能力。他们流汗到老，仍不得不继续托举家庭（主要是儿子一家）。

“所以呢？我们结婚以后你是不是也要生儿子，如果不是就生二胎乃至三胎？”高千甩出了送命题。

显然，她一直等我上钩。

不过我也早有准备。

“我今天手机刚好刷到这篇《发钱年轻人也不生孩子》，”我把手机递给她，“不管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回顾我国几十年前的情况，经济情况和生育意愿在一胎以后是反相关的，‘也就是说，虽然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更愿意生小孩，但大多也都只愿意生一个。反而家里条件比较一般的如果生了小孩，会更有可能干脆再生一个’。”

“你没看文章最后说，‘但如果生到三胎的话，有一个理由就特别突出，即小孩的性别’，”高千冷冷地把手机递给我，“说清楚，你是不是也想要生到男孩为止。

“我可不会做生育机器。”她的言下之意就是这个。

“养多个小孩，比如三个，经济压力不是一般地大，”我指了指文章里的话，“而且‘现代人并不是真的天生就会想生小孩’，我就是那种其实并不怎么喜欢小孩的人。‘生个孩子’对我来说就是完成任务，但我不想为了‘传宗接代’耗费自己的生命，如果生女儿，那女儿就好了。更何况，按照郑子宁的说法，‘四海之内皆兄弟’，我国绝大部分男性的Y染色体追根溯源，都在五个‘超级父亲’身上。这样其实根本就没有‘传宗接代’的必要了。”

就像书里的雨虹说的那样：

人生的意义就是干活得干，挣钱得挣，玩也得玩，要开心一点，自己不要亏待自己，人生短暂几十年，千万别亏待自己。

“生孩子的事等结了婚以后再说吧，得先把房子的首付攒出来。”高千收拾好东西，干净利落地起身。

她没有对我的话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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