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北辰

赶在立秋即将来临之时，《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姗姗来迟。

去年初夏，在马东和爱奇艺的撮合下，乐队文化与大众综艺初次相遇，气氛偶有尴尬，今年再次重逢，双方已相对轻车熟路。

比如，以专业乐评人为“靶心”的话题冲突，塑造了目前《乐夏》最大的热度。当现场的“专业乐迷”在偌大的综艺舞台，向曾经的快男大谈“underground”时，确实为观众带来某种割裂的喜感。

当然，无论是《乐夏》有意无意制造的冲突话题，还是乐队与“专业乐迷”之间悠长的敌意，背后都有三个字在作祟：鄙视链。

音乐审美不可能是客观的，每个人都在鄙视他人的审美，以及被他人鄙视，每个人都在鄙视链上移动，攀爬，坠落。

有色眼镜

就像环环相套的同心圆，每一圈都有自己的鄙视链。

在外层的艺术圈：小众鄙视流行，经典鄙视新近，不赚钱鄙视赚钱。

在中层的音乐圈：古典鄙视爵士，爵士鄙视摇滚，摇滚鄙视民谣，民谣鄙视流行，流行鄙视网络音乐。

在内层的摇滚圈：英文鄙视中文，重金属鄙视朋克，朋克鄙视流行朋克……

不只是音乐，甚至连音乐播放器都有鄙视链：用网抑云的鄙视用QQ音乐的……

无论哪条鄙视链，都发生在不同群体之间。因为人性中总有两股相反的欲望：跟别人一样，以获得安全与确定感；跟别人不一样，以获得差异与优越感，当它们纠缠在一起，就诞生了“鄙视链”——只跟一小部分人一样。

音乐拆开了都是声音的振动，但分类本能，却让人类要赋予每一首歌“类型”与“本质”。

而模式识别研究的鼻祖之一渡边慧的“丑小鸭定律”早就告诉我们：世界上不存在“客观”的分类标准，每一种分类都带有偏见。

偏见不止于分类。在《乐队的夏天》，马东几乎每次开场前都会强调，你是否投票，只有一个标准：你是否喜欢这场表演。

也就是俗称的“靠作品说话”。

很遗憾，这几乎不可能，因为人类是无比重视事物“内涵”的物种。我们看任何东西都会自动赋予意义，比如我们会认为“历史”带来事物意义，这意味着，你不可能“独立”地看一场表演，当某支乐队上场的一瞬，你是否熟悉，他们是否有名，周围人的反应等评判，就会影响你对它的判断。

总之，每个人都是带着“有色眼镜”观察音乐的，只是有些人（包括专业乐迷）的度数太高，看不清音乐产品的运作原理。

成功与运气

举个例子。

在收益递增和幂律分布原则下，现在的奖励机制和资源分配通常倾向于那些已经获得高度回报的音乐人。

那为什么有些音乐作品“已经获得高度回报”？最重要的原因少有人提：运气。

最近十年的科学研究与统计方法，大多都将成功的“运气”因素大幅抬高（当然，“运气”不等于完全的随机性，可以放大和累加）。

譬如，谈及运气与音乐作品的关系，绕不开一个经典实验（我怀疑大多数专业乐迷是否知道），这很可能也是人类的第一个网络社会学实验。

有人创办了一个网站，让14000位受试者为48首歌打分（他们也可下载这些歌），有些人的评分完全独立，另有些人则被分为8组，他们能够看到每首歌被自己组里人的下载次数，换句话说，他们或许会默认下载次数越多的歌越好，打分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实验表明，那些在“独立组”获得高分的歌曲，在“影响组”也是好歌，且流行程度比在独立组还高，而坏歌在“影响组”的表现也更差。因此当人们可以被其他人的选择影响时，流行的东西会更流行。

而这个实验最值得一提的结果是：具体哪首歌能登上排行榜前列，是极其偶然的事，有些歌或许只是纯粹因为在实验初期运气好，才获得更多的下载次数，后来的受试者便觉得它好听，也就是说，最初的运气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最后的排名——在独立组仅获得第26名的歌，在一个影响组居然排第一，而在另一个影响组则排第14名，总体来说，独立组排名前五的歌曲只有50%的可能性在社会影响组也进前五。

一首歌如此，“一种歌”亦如此，你认为坚不可摧的鄙视链，也许只是时代因素等起始条件不同的运气使然。

不过，音乐评论者普遍爱谈论创作灵感，歌曲情感，音乐质感……总之是各种“感”。实验这种东西太不性感，无法体现优越感。

也许就像彭磊说的那样：“乐评人之前把摇滚乐作为自己傍身的武器，我听摇滚乐就比你们都强。但是如果有一天摇滚乐变成主流了，他也就失去这个话语权了，成为流俗之辈了。”

其实2020年了，用周迅老师的话说“时代不一样了”，观众们只想要“燥起来”，连“摇滚精神”都已经是个迂腐的词了。

你说啥是“摇滚精神”？如果它真存在的话，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它有时表现为自由，有时表现为叛逆，有时表现为痛苦，有时表现为愤怒，甚至有时表现为歌颂——但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表现为“娱乐”，在综艺语境下“硬谈精神”，显得滑稽可笑，这也是去年当摇滚乐初次遇上综艺，气氛最尴尬的地方。

好在今年，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档综艺。鄙视链即使说出来，也是供大家娱乐性地批判。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没有殿堂的时代里，一切都是派对”。

作者：李北辰，独立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