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年代，孤岛求生

“三年前我校对的一本书终于出版了，”前几天聚会时，匠仔刚进门就迫不及待地和我们分享，“这本书本来的副标题叫《外国人之抗战记忆》，现在出版时改了名字，叫《海外档案中的日军侵华罪证》，正好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这么一说，抗战胜利已经80年过去了啊，要不要做点什么有仪式感的事情纪念一下，比如绕湖跑9.3公里？”老板突如其来的问题一下子吓坏了我们。

后来我才知道，十年前老板参加过一次跑团活动，以跑9.3公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但作为体育废物，我在大学里最怕长跑测试了，“现在天那么热，还是找本书一起读吧。”

“说到书，我正好也有一本哦，”匠仔从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抗战时代生活史》，“这本书今年出了新版，可能也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吧。”

“好读吗？”我也挺怕厚重的历史书籍的，比如“理想国译丛”，我就一本都不敢打开，这本书也是理想国出品的，该不会也是这一类型的吧。

“挺有趣的，作者陈存仁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哦。”匠仔把书塞给我，一副我不读就政治立场不坚定的架势，我也只好苦一苦自己了，罪名当然匠仔来担。

还真别说，这次匠仔可没骗人。这本《抗战时代生活史》由中医陈存仁旅居香港后根据回忆写成。从战事初起到抗战胜利，陈存仁将八年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文，因其名中医的身份，陈存仁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接触过众生万象，记录下亲历点滴，其中不乏惊心动魄，险死还生的故事，让我读来欲罢不能，不住地对老板感慨“好看！”

“没骗你吧，”匠仔说，“说起来我读的时候，感觉陈医生如果生活在今天，特别适合在体制内工作，书里写了不少人遇到麻烦困难，都来找陈医生求助，陈医生总是三言两语就切中肯絮，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比如陈医生的老师丁仲英，遇到麻烦就来找陈医生了，为的就是他足智多谋，能出主意，”高千顿了一下，“不过回忆录性质的书嘛，自曝其短是不太可能的，我觉得与其把陈医生看作是算无遗策的智者，不如来看他具体是怎么出主意的，我们又能从中学到些什么。”

“就拿书里提到的安置难民做例子吧，这件事感觉都可以当公务员面试的考题了，”匠仔看向我们，“当时战乱初起，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到上海，租界当局就责成仁济善堂来处理，假设你是善堂董事，该怎么处理难民问题呢？”

“说实话，这种事我是敬谢不敏，等别人先出主意，自己再跟着帮帮忙，良心上过得去就行了，”老板给我们几个倒上冰咖啡，想了想说，“不过书里陈存仁梳理得很好，他抓住了吃、住、管理三个重点，分别施策，就把难民问题给解决了。”

“住是找了庙宇、学校、教堂等地办难民收容所，吃则由仁济善堂按日供给白米，但最关键的是管理，”高千一边翻书一边说，“陈医生提出在难民之中选择有能力的人负责自治和管理，也就是找身强力壮又有能力的男性当临时主任，同时又设计难民表格、领米证等等。安置难民的大问题被拆分成若干个小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换句话说是陈医生善于抓重点，提纲挈领解决问题，但在解决收容弃婴的问题时，陈医生也展现出他团结各方力量的能力，”匠仔在书店的白板上画了好几个箭头，“第一是争取上级支持，当时总巡捕房的捕头弗兰臣因为陈医生帮忙安排难民，被记了一个大功，所以也乐于派人帮助陈医生，第二团结各界人士，例如抚慰婴儿需要十四五岁的女童军，陈医生就打电话给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的校长陆礼华女士，陆校长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亲自带着学生来帮忙了。”

“不过即便如此，因为战乱的缘故，弃婴越来越多，陈医生都一度病倒了，不过幸好他是医生，既能给自己开方，面对收容弃婴的难题也能对症下药，”我看着书里仁济育婴堂张主任提出的四个问题，估摸着自己在当时最多只能去做做志愿服务，主意是没有的，“陈医生面对缺钱、缺物资、缺医疗、没有出路这几个难题，先是让张主任准备几张桌子，分别用来接受捐款、捐物，以及接待义务医生和领养婴孩的人，又草拟新闻稿和广播稿，发动新闻媒体做好宣传，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出力。”

“这么几板斧下来，总算弃婴问题解决了大半，后续陈医生还需要与形形色色各类人打交道，一一敲定奶糕、米、医药等各类问题，”匠仔说，“和不同人打交道得用不同方法，有的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即可，有的就得动点脑筋，比如有位顾老板看捐款形势大好，就不请自来，上门催债，陈医生指责顾老板的米以次充好，又通过新闻记者给黑心老板施加压力，那位顾老板只好求饶，免了育婴堂积欠的米账。”

“大问题解决，后续的小问题也好解决了，”高千在白板上的一个箭头处画了个圈，“像七百余名婴儿的尿布需要从白布改制，也需要每日洗涤，陈医生就提议说从先前安置的难民中找懂得缝纫洗涤的妇女来做，又比如人手问题，当时有一家护士学校前来合作，由护士学生来接替女学生，这样人手也足够了。”

“说实话，这几件事情中，陈存仁个人的才能固然重要，但在危难之际，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能够万众一心，各尽所能，出钱出力，”老板感慨说，“当时正好是淞沪会战，上海居民同样抢着做各种后方工作，比如为供应前线物资，抢救伤员尽心尽力。但在战事失利后，民气也随着消沉，上海十里洋场终成孤岛，陈医生也不得不周旋于各方之间，努力在乱世中存活。”

“说起来陈医生在书里提到，抗战胜利前夕，市民读报都从反面来推测，而且十估九中，”高千在白板上写下“反面读报法”几个字，问我们，“陈医生本人的叙述，能不能也从反面来解读呢？毕竟这本书有回忆录的性质，不能奢望一字一句都扎实可靠。”

“有些地方，我自己读的时候并不觉得如何，但网友火眼金睛，发现了许多细节，”匠仔在白板上画了一个简笔画的西瓜，“刚刚我们说的淞沪会战，在战斗还未开始时，国军在闸北布防，架设铁丝网，准出不准入。陈医生因为职责在身，要前往位于闸北的中国医学院进行善后工作，见到这种情况便心生一计，买了一汽车西瓜，表示要慰劳防军，防军自然高兴。西瓜送了，陈先生也就顺利进了闸北。”

“陈医生确实脑子灵活，又有胆识，可我没读出更多细节啊。”我看向老板，他也一脸茫然。

“当时已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按照陈医生的说法，有数十万老百姓扶老携幼地由闸北逃入租界，可见人们已经慌张至极，但是陈医生仍然可以从摊位上买到足够的西瓜，”匠仔说，“这就说明卖西瓜的小贩冒着危险也要出摊，也就是说，他们如果不出来做生意，可能就要生活不下去了，也幸好陈医生大手笔买瓜，至少那天小贩可以早点收摊了。”

“不过陈医生在书里也提到，当时住在收容所里的难民，也会在白天经营各式各样的小本生意，比如在乡间和租界来回奔波，把粮食和手工物品卖到租界，再把五金杂货卖到乡间，获利颇丰，甚至还有些囤货的，比如囤米的小贩发了财，”高千对于赚钱的事最为关注，只可惜陈医生的赚钱经写在另一本《银元时代生活史》里，“陈医生还提到经济马寅初先生在一次聚会时判断战争不会持续很久，不要囤积居奇。而在场的另一个没什么知识的颜料商人却嗤之以鼻，认为马寅初不过书生之见。后来我们知道，囤货党这一次取得了胜利。”

“说起来马寅初先生的哥哥马小琴是中医，所以和陈存仁也熟悉，有网友评论说，陈存仁写当时达官政要未必多么可信，但写他身边熟识的人，却是难得的第一手材料，”老板举例说，“比如他写到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因为陪褚民谊游玩，时任总经理的张元济为商务声誉考虑，便将黄警顽停职。陈存仁自然不认识身居要职的褚民谊，但却和黄警顽相交有年。关于褚民谊的一系列糊涂事，是黄警顽亲口告诉陈存仁的，自然是可信的。”

“还有民国时期的一位侦探小说家、《李飞探案集》的作者陆澹盦（后改名澹安），就是陈存仁的国文老师。当时上海流行一门叫弹词的说唱艺术，陆澹盦就改编过《啼笑因缘》，很受欢迎，”匠仔琢磨了半天“盦”字怎么写，最后干脆在白板上写下了“安”字，正好他叫李澹兮，和陆澹安名字挺像，“当时陈存仁另一位朋友秦瘦鸥写了小说《秋海棠》，大受欢迎，改编成话剧也很成功。弹词圈里也很眼热，其中一位范雪君因为看病和陈存仁相熟，就托他牵线，请陆澹盦改编《秋海棠》，两人一边写一边唱，一炮而红，火爆非常。”

“这其实也说明，当时沦陷区里的上海市民在精神上非常苦闷，有着非常强烈的精神文化需求。像陈存仁有一次被宪兵队带走，虽然最后平安无事，但受到了很严重的惊吓，精神上极其痛苦，买醉了一段时间后，也只能通过电影和戏剧进行消遣，转移注意力。而那位秦瘦鸥在话剧、弹词都成功后，还想再把小说改编成电影，于是托人和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张善琨接洽，后来改编的电影也打破了当时纪录，”老板笑着说，“前面不是提到陈存仁买了西瓜才进到中国医学院嘛，这块地方后来就变成张善琨的制片厂了，到新中国成立后，就是上海第一制片厂。”

“这个张善琨也是有意思的一个人，”匠仔兴致勃勃地说，“按照陈存仁的写法，当时日本想用电影进行文化攻势，比如在电影院放一些宣传片，上海市民自然不买账，于是指示张善琨创办电影公司，集中签约还留在上海的电影明星，拍摄了多部电影。等到吸引了一大批观众后，再在影片放映前播放日本的宣传片。”

“用心险恶！”老板下了四个字的评语，“不过光这样，张善琨就只是一个文化汉奸而已啊。”

“陈先生书里还引用了导演屠光启先生的说法，说是张善琨表面为日本人工作，暗地里却是在为重庆方面工作的，当时拍摄的一系列电影，都有反日深意，”匠仔说着在白板上写了个“鸡”字，“比如一部名为《压岁钱》的电影，以‘鸡’为题材，说的是鸡鸣代表天亮，暗示‘黑暗’将毕，‘天亮’将临，也就是抗战将要成功，人民将迎来天明。按照此说，张善琨表面上为虎作伥，实际上却在和日本人及其走狗斗智斗勇，算得上一位英雄人物了。”

“这就是‘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吧。”我倒是想到了书中最后提到的小汪，当时陈存仁有一位房客谭某，实际上是个汉奸，小汪当时为陈存仁做门房，为报血海深仇，偷偷拦下了不少送给谭某的文件，后来抗战胜利，谭某不知所踪，小汪耐心调查，掌握证据，在陈存仁的指点下多手准备，终于报仇雪恨。大仇得报后，小汪分既不领奖赏，也不要陈存仁送的路费，告别而去。陈存仁后来为此写了一部话剧剧本，在美国演出颇受欢迎，也算是纪念小汪这位志士仁人了。

其实读完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并不只是书里形形色色的各类人，或生动有趣，或惊险刺激的故事，而是陈先生在开篇时提到“时势推移，局面全非，中年人记忆日益淡薄，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简直都不知道（抗战时期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陈先生的文章虽然以个人生活为出发点，但举一反三，当时上海居民的苦难情况也大略可知。毕竟陈医生的收入条件，在当时已经很好（也因此被不少人打秋风），连他都度日如年，生活困难，其他人的生活自然更加艰难了。

“说起来我的书店同行时晨最早开的推理小说特色书店就叫‘孤岛书店’，后来才改叫‘谜芸馆’的，他写的《侦探往事》和《侠盗的遗产》也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背景，但并不是沦陷时期，”老板想了想，“反倒是电影《八佰》，原型故事就是陈存仁书里提到的四行仓库一役，八百孤军与日军奋勇作战，可歌可泣。”

“陈存仁书里提到后来有部电影《八百壮士》，我搜了一下，这部电影是50年前由丁善玺自编自导的，其中林青霞扮演那位为守军送旗的女童子军杨惠敏，”匠仔提议说，“要不我们找找看这部电影，和后来的《八佰》比比看吧。”

“同意!”

“同意+1！”

于是，我们几个人的纪念形式，就这么愉快滴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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