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热衷于“烧”乒乓器材的“器宗”来说，“日版”这个词自不陌生。一些发烧友喜欢“日版”器材，除了因汇率等因素而相对实惠的价格外，还有一种“本土销售质量更好”的玄学。当然许多器材品牌的日版和国行（通过代理商在国内销售的版本）确实有所区别，比如挺拔公司的一些产品在国内渠道只能买到Big Hammer（大锤板面），横板也没有ST手柄，想要买到心仪的底板只能通过商家海淘日版。乒乓器材如此，其实古籍领域也同样如此，李小龙的《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就以他在日本购书的经历为线索，为读者介绍了“和刻汉籍”这一既陌生又熟悉的名词。
说熟悉是因为和刻汉籍其实就是在日本刊刻的中国古籍，是域外汉籍中最知名的代表。虽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总目》等“国家队”对和刻汉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但近年来对其的关注和研究正在慢慢增加。如李小龙本人就申请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本汉籍善本考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24年7月已经出版其著作《和刻汉籍善本考录》）。究其根本，和刻汉籍对已经在中国本土失传的古籍能起到非常重要的补充作用，如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9月就出版了《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群书治要》在宋代以后于国内失传，如非在日本有传抄，今之读者便无缘得见了。此外像历史人物传记小说《王阳明出身靖乱录》、语音学的重要典籍《韵镜》和类似《古文观止》的文章选本《古文真宝》，在国内要么失传，要么仅剩孤本，对此，流传甚广的和刻汉籍的价值便自不待言了。
即便有些古籍国内自有流传，但有和刻汉籍作为对照，对古籍校勘学、版本学等研究亦有很大助力。比如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这本书国内所存最早只有明刊本，且均为十六卷，而日本流传的刻本却均为十八卷。李小龙介绍说：仔细对校可以发现，和刻本确实更为完整而近真。所以，近代以来，整理《鹤林玉露》一书莫不以日本刻本为底本。而且根据和刻本中所记载的《日本国僧》条，还能大致判断罗大经自己的生年，可以说对文史研究也有贡献了。
我接触这本《书舶录》自有缘故，最近在校对一本书时，遇到了作者引用《菜根谭》的几句话。我打开“识典”“鼎秀”等古籍查询网站检索却无所得，通过“读秀”检索出版物却发现一些名字带有“菜根谭”的书籍里，确实有这几句话。我又登录国家图书馆网站搜索《菜根谭》，发现有分上下两本的《菜根谭》，也有单独一本的《菜根谭》（我需要检索的内容在这个本子里的“评议”部分可找到），两本的内容还不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以“《菜根谭》的版本”为关键词在“读秀”中检索，就读到了李小龙的这本书。
李小龙介绍说，《菜根谭》的版本总的来说分为两类，一类是明本系统，另一类则是清本系统。“两种系统从数量来看相差不大，实际上却几乎是两种书。清本前四类共一百七十余条全未见于明本，仅“概论”部分可相合，然亦仅得原书之半。由此几可论定，清本是非常不可靠的版本。”回顾我的搜索过程，“识典”“鼎秀”等古籍查询网站只收录了明本，我检索清本的内容自然检索不到了。而1988年之后，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版的近五百种《菜根谭》，“大约只有百分之十用明本，百分之二将明本与清本合刊，另有百分之十为自行调整顺序改编者，余下百分之八十均以清编分类本为底本，就连在古籍整理方面成绩最著的出版社也未能幸免”。我通过“读秀”查询到的，就是一本明本清本合刊本。
清本究竟是不是伪书，李小龙在文章中有所分析。但我感兴趣的却是另一点，自清本面世以来，“《菜根谭》的版本正如此前述及许多书一样，恰恰以后出之赝本为底本，明本却已渐次湮没。”但幸运的是，明本《菜根谭》在日本却大受欢迎，多次“重版出来”。李小龙直言：“19世纪后，中国流行的几乎全是清人重编的分类本，而日本印行的则是分为前后集的原本。这不能不让人感慨。”而且有的整理者还在前言中大言不惭地说：“前一系统的版本更接近原作面貌，后一系统相对来说更方便阅读，所以我们此次也采用后一系统中的刻本。”（转引自李小龙）这种说法，莫不是把读者当傻子看么。
不过话说回来，清本《菜根谭》之所以流行，也是因为其格言隽语一般行文路数契合了晚明流行的“清言小品”（明本行文与之有别），当时另有一本知名的《小窗幽记》也属此例。但读了李小龙的书才知道，托名陈继儒的《小窗幽记》其实是乾隆年间的人将《醉古堂剑扫》这本明代清言小品的集大成之作进行改篡而来。有意思的是，《小窗幽记》这本“欺世盗名”之作，近数十年间有近百种版本刊行，而《醉古堂剑扫》只保存于几家图书馆里，学者和出版界对其均不热衷。但和刻《醉古堂剑扫》却颇为流行，多次重印，还出版了几种日语译本，或可谓山川异域，风月有别是也。
在感慨于古籍瑰宝终能得传之时，我们其实也可以从“和刻汉籍”中，反过来观察一些“和”的成分。比如和刻本中，分四册者多用“元、亨、利、贞”为序，而李小龙所觅得的《陆放翁诗钞》四册则以四灵为序。根据《礼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但此书的之“麟”误写为“鳞”，李小龙开玩笑说，“百兽之长麒麟变成了鳞甲类了”。不过《陆放翁诗钞》为清初人周之鳞、柴升所选，会不会是分册时误将编者之名代入了呢。
其实“麟、凤、龟、龙”代表一二三四是有固定顺序的，“以麒麟为走兽之长、凤凰为飞鸟之长、龟为介壳之长、龙为鳞甲之长”，但日本人毕竟更为熟悉“乾坤”（二册）、“天地人”（三册）、“元亨利贞”（四册），所以有时也会有排错顺序的情况出现，李小龙分析说：“想来是印好书后，贴书签的人只知道“鳞”应该贴在有序言的首册上，而后三册因此书（庆应义塾大学收藏《陆放翁诗钞》）不分卷，便没有了数字的参照。”
还有一则趣事，很多喜欢唐诗的人都知道白居易在日本非常受欢迎这一“常识”，但其实杜甫同样也非常受到日本读者的喜爱，两人受欢迎的程度谁更高呢？李小龙举了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的《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为例，就刊印次数来说，还是杜甫占了上风，因为此书录白氏版本计二十二种，而杜氏版本则二十九种。虽然刊印次数并不能算受欢迎程度的“铁证”，但至少可以说明日本人也很喜欢杜甫。
虽然杜甫的诗歌在国内不至于失传，但有些杜诗注本却“缥缈若孤鸿”，踪迹难寻。比如明人薛益的《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这本书在国内一度失传，仅在同治《苏州府志》中留有记载。不过后来王重民先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时查阅到了这本书，郑庆笃先生在吉林省图书馆也幸运地见到了孤本。
但其实这本书在日本多有开花，除了东洋文库、公文书馆及宫内厅书陵部藏明刊原本外，还有庆安四年（1651）京都中村市兵卫刊本（和刻本）。李小龙就幸运地遇到了这本书的和刻本和明刊本，但因为资金有限，他最终选择了和刻本，明刊本被其朋友购得，也结束了“异域漂泊”，重回神州，亦可称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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