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母校杭州高级中学的贡院校区内，有一尊蒋梦麟先生的雕像，与鲁迅、经亨颐、李叔同等校友一起，日夜陪伴着莘莘学子。学校外墙上亦有多位知名校友画像，蒋梦麟先生也在其中。在杭高校史上，蒋梦麟曾短暂地“兼职”过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这段经历在他浓墨重彩的生平中，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一笔，甚至在他的自传《西潮》和《新潮》中，都未曾提到这一段经历。
短暂的校长任职，对于学校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已经很难从现有的资料查证。从《西潮·新潮》所附的年表可知，1920年，浙江一师学生自治会通过公开选举，一致通过由蒋梦麟继任经亨颐为校长，虽然蒋梦麟到校演讲后推荐姜琦继任，但蒋梦麟当时人气名望，可见一斑。经查杭高120周年校史资料，1927年，蒋梦麟在担任第三中山大学（旋改浙江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的同时，也兼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浙江省立高级中学校长，到1930年蒋梦麟赴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为止。这段三年的经历，在蒋梦麟年表中未记载，在蒋梦麟自传中也同样没有提到。
今天谈到蒋梦麟，人们第一想到的，或许便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创办与后续发展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三校联合初期困难重重，办校过程中原三校人员意见各异，蒋梦麟作为校长资历最深，但他以坚持、退让、容忍，为联大“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保驾护航，意义重大。但在马勇为《西潮·新潮》一书撰写的导读《蒋梦麟：西潮、新潮与现代中国》中，我们却听到不同的声音。
当时蒋梦麟固然在外部为联大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但精力旺盛又闲不住的他，陆续兼任了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诸多职务，还撰写了《西潮》这本回忆录，当他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小时候便梦想当很大很大的官）时，北大同人们的积怨终于到了顶点。虽然蒋梦麟为北大的未来作了长远的规划，但他个人却不得不在一场茶话会“杯酒释兵权”后，不失体面但略带遗憾地离开了工作二十七年的北京大学，也开启了他人生长卷的下一半：农复会阶段。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今天，蒋梦麟在农复会时期的工作，同样颇多启示。
历史是复杂的，人却比历史更复杂。蒋梦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读完《西潮》和《新潮》两本自传后，似乎仍然不能看得太明白。有一点感触是，如果和前任校长蔡元培作比较，应该能对蒋梦麟有更清楚的了解。
蔡元培是清朝翰林编修又留学德法，蒋梦麟是末代秀才选择负笈美国；两人执掌北大时，蔡元培“兼容并包”开百年风气，蒋梦麟先是作为蔡元培的“影子”代为执掌，后来作为“无用的宋江”劳苦功高；两人在东西文化碰撞中，蔡元培“量足以容，德足以化，学足以当，才足以择”，蒋梦麟同样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在蒋梦麟怀念蔡元培的文章中，有两个词格外贴切，一是称赞蔡元培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二是评价蔡元培的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这两个成语相合，便是忠恕二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这也是蒋梦麟所求目标。
诚然，蒋梦麟为人为学，不比“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的蔡元培（有意思的是，今天如谷爱凌母亲培养女儿时，却不以“完人”为目标），但两人行事行文，同样常有触目惊心、奇气立见之句。蔡元培有“我给你们决斗”和“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名句，蒋梦麟幼时也想要“杀先生，烧家塾”，联大时期也曾恨不得将胡适等人“一棍子打死”，还认为“天下只有少数人肯发神经病，把一件事似疯如狂的向前推进，终有达到目的的一天”。
在蒋梦麟的自述中，他“有时候非常胆小而怕羞，有时候又非常大胆而莽撞”，由此造成了他谨慎的一面，但同时他“有所决策，必贯彻到底，不肯通融”，故此蒋梦麟行事“一意孤行（或称励精图治）”，作为“时代巨轮上一颗小轮齿”，蒋梦麟这样的性格，对于他执掌的北京大学和农复会，都有正面的作用，但对于他个人的感情生活，却最终尝到苦果。
读《西潮·新潮》，能知道许多八卦轶事，比如哥伦比亚大学为纪念中国洗衣工人设立了中国文学讲座基金，比如“二五减租”的领袖沈定一（他是衙前农民运动的领袖）死于地主买通职业凶手的刺杀，比如陈独秀在抗战时期仍由北京大学发放津贴维持生活但因故未到，比如周作人请蒋梦麟作证自己受蒋所托照顾学校从而未能离京。但蒋梦麟眼中的的科学与道德，或许是他生于中国大地却受西潮冲刷后，对中西文化最深切的感受。“中国究竟缺少些什么？”在西方文化的尺度衡量下，蒋梦麟也有他的答案。
在敌机的轰炸声中，蒋梦麟开始反思老祖宗的座右铭“学以致用”，因为过于重视实际，“中国未能发展纯粹科学是毫不足奇的”。因为止于直接的实际用途，中国科学的发展孤立无援，停滞不前，而重视实际来自道德观念，“道德系指行为而言，行为则比如要凭实际结果来判断”。乃至进化论传入中国后，轻而易举地就被披上了道德的外衣，变成了“弱肉强食”的观念。
和当时受到西潮冲击的大多数人一样，蒋梦麟也向西方寻求治世良方，他一度向社会大力推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望能让人们热爱求知、乐于思考，却碍于世态民情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通过鼓励人们追求科学，再进而追求知识和真理，在他看来：
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人们全力以赴，需要对超越人世以外的真理持有梦寐以求的热忱；并且有赖于不屈不挠无休无止的思维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去探索真理；无论身心，均须不辞劳瘁，愈挫愈奋。换一句话说，科学是人的整个灵魂从事知识活动的结果。
今天的我们自然知道没有道德约束的科学会是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少时的蒋梦麟也认为西方文明“一边是天使，一边是魔鬼……这位怪物的黑暗面和光明面是不可分的。”所以，他认为，于个人，“艺术与科学必须携手合作，才能使人生圆满无缺。”为中国，则期望“现代科学，特别是发明和工业上的成就，将与中国的艺术宝藏和完美道德交织交融。一种新的文化正在形成，这种新文化对世界进步一定会提供重大的贡献。”
蒋梦麟的构想算得上切中肯綮，但世人却往往走向极端。蒋梦麟曾经到法国里昂的中法大学（戴望舒曾在此求学）演讲，鼓励留学的学子多读中国书，结果遭到吴稚晖痛骂，因为“古书不可救国”。当然，吴稚晖认为立国之要是飞机大炮，无可厚非，但“把那些线装书统统丢到毛厕里去”，也似乎过于偏执了。
在蒋梦麟看来，能于中西文化之间相互协调的，除了蔡元培，还有梁启超。“当时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而梁启超简明、有力、流畅的文笔，既让学生裨益匪浅，也可能成为蒋梦麟行文的追求。但可惜的是，受限于资料匮乏的动荡时局，蒋梦麟的著述难免错漏，比如他当时是否考取官费留美（另有说法是家人筹措四千两白银供他自费留学），其自述与马勇的导读就有不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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