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小红书上看到过一个问题：你认为中国最好的电影是哪一部？
我当时写的是，如果限定战争题材作品的话，那就是“大决战”三部曲。
“大决战”作为军事题材的经典佳作毋庸讳言，后来拍的“大进军”四部曲和“大转折”两部曲，同样精彩。但除此之外，还有一部“不是战争片的战争片”——《决战之后》，故事的主角是在北京功德林监狱里接受改造的战犯们，在这个全新的战场上，他们要与过去的自己战斗，与脑海里数十年形成的观念战斗，直到“新我”战胜“旧我”，而当他们走向新的人生后，新的战斗也开始打响。
决战曾在台儿庄，曾在昆仑关，也曾在锦州，在天津，曾经在功德林，也曾经在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战场上的每一场战斗固然艰苦，但与自己战斗同样困难。“对于旧时代的军人来说，能够看穿问题的现象，找到事物的本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至于这场“战斗”持续了十年之久，但正如杜聿明女儿杜致礼对杜聿明的评价“你是被别人打败的，可你又打败了自己”，这些将军们最终取得了胜利。
但很快，他们的战场又来到了格子间，来到了纸笔上，“共产党人诚挚地希望国民党人写出有价值的材料，使其在天平的另一头，和人生的价值保持平衡”。这些材料有很多都成为“大决战”三部曲的重要参考，也为我们看待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有意思的是，“文史专员们在写历史，我在写文史专员们的现实”。“小将”黄济人凭借着邱行湘外甥的身份优势，也被借调到了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把国民党将军从战犯到公民的改造历程记录下来，而且只有这样，他才能读懂别人，诠释自己”。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部兼具史料价值和一定文学性的作品。但当我们回顾将军们与自己战斗的这段历史，却会发现有两个人似乎格外与众不同。
“黄维是个外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句（传说中的）杨伯涛的临终遗言。在电影《大决战之淮海战役》中，黄维出场时高喊“血肉之躯难以抵御钢铁”，仿佛胜券在握，但最终还是战败被俘。而在功德林里，黄维自始自终是倔强的那一个，这倔强不仅包括了他自始自终不肯检讨自己的过错，也包括了他把从后半生绝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永动机上。
现在有着中学物理知识的人都知道，永动机是一个仅在理论上可行的概念。但不信邪的黄维却执拗地投身于此，“他要以他的全部能量推动这个社会迅猛向前”。但如果仅仅将永动机当作黄维逃避改造用的工具，却也失之片面。用黄维自己的话来说，“在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中，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只要解决了动力问题，很快就能赶上西方。我们的农村落后，但是只要在犁田、插秧的工具后面，加上一个小小的装置……”然而方向如果错了，个人再是竭尽全力，也只不过给失败更添加了一抹悲剧色彩罢了。黄维和其他的将军们，战场上的生涯大多都以这般的悲剧结束，而黄维却倔强地把他的后半生也染上了悲剧色彩。
也不知道是不是“傻人有傻福”，倔强的黄维从功德林到了秦城，又到了抚顺，二十七年的时间里，唯有“永动机”这个执念支撑着他。当黄维被最后一批特赦时，本该“照本宣科”读感谢信，他读到最后却又即兴演讲起来：“正是我考虑到了三年内战，妨碍了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才要搞科学实验，发明一种举世无双的机器，把三年的损失夺回来，以补偿罪孽之万一，这有什么不好呀。”然而黄维虽然幸运地躲过了动荡年代，早已不堪重负的妻子却选择离开了人世……不过略有讽刺意味的是，黄维后来又结婚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文强给牵的线。
然而，黄维在功德林里没有说的话，没有写的东西，终于还是在获释之后说了出来。因为《淮海战役亲历记》中缺少第十二兵团的资料，一直没有动笔写过检讨和材料的黄维终于还是写了《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其中关于双堆集突围的部分，他和杨伯涛的描述明显不同，无怪乎杨伯涛对黄维一直有意见），而当黄济人为了写《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来找黄维时，黄维最终还是决定“揭发”自己，黄济人用“前不邀功，后不避罪”来评价黄维，也是恰如其分。
主席表弟、总理学生、林彪的“三哥”（黄济人称因为当年黄埔四期八百多名考生中，文强的成绩排名第三，以致在军校与他睡上下铺的同学林彪自此以“三哥”称之。但也有人称林彪在黄浦军校时，他“上铺的兄弟”是林伟俦），这就是文强的半张脸，他曾在总理监督下入党，在朱德领导下入川执行任务。而文强的另外半张脸同样传奇，邵力子是他加入国民党的入党介绍人；蒋介石曾经三次接见他，每次都委以重任；而戴笠视他为军统接班人（沈醉：居然不是我……）；程潜把他请回湖南，以帮助其竞选副总统。这就是“拽拽小表弟”文强，电影《决战之后》里的文强由葛优饰演，虽然不能称为主角，但“大场面”却总是少不了他。
比如在“小煤山大捷”中，文强“总预备队不动”，一挥手就拦住了增援的五个军；在“黑猪围歼战”中，文强饶有兴趣地和曾扩情点评说，“西班牙的斗牛士比不上功德林的斗诸士”。但就是这么一个经历丰富的趣人，却一直到最后一批才获释。按照黄济人的描述，文强虽然在被俘之处有过一些显得负气的举动，但并不像黄维那么抗拒改造。不过当一次次的特赦都没有他的时候，文强也“恍若热锅上的一只蚂蚁”，徐远举安慰文强说：“从中共高干到军统高干再到国军将领，没有谁人的历史有你复杂。”他建议文强给自己的表哥写信，结果文强断然拒绝：“我出不出去跟他没有关系。”
据知乎网友“瞉音子”说，自己的爷爷裴冰恒作为军统特务，在功德林里一直到最后一批才特赦，“大家在里头闷得慌，帮黄维搞永动机也算是个乐子”。裴冰恒就是文强以及胡靖安的人，在解放战争期间已经转到后勤部门管运输，手上并不像沈醉等人还有血债，但却被一直关到最后，不过也恰好躲过了浩劫。那么文强一直被关到最后，会不会有“避乱”的因素在呢？
我是矛盾的，却是真实的。文强和黄维一样，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比如有一次，还在功德林里的文强请来已经“毕业”的杜聿明，抱怨说《文中资料选辑》登了自己的交罪材料《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局面》（可见文强的态度要比黄维好上不少），却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文彬”。文强说：“有人要替我改名，甚至替我换姓，我都没得意见，因为这只是个人的事情。但是，文史、文史，这是历史呀，这是关系到千秋万代、子子孙孙的事情呀！”然而，在动荡的时局里，文强委托杜聿明传达的“这不是资料，这是笑料”，却让杜聿明吃了个闷亏。
从功德林“毕业”后，文强“把自己喻为老中医，意思是越老越有活干”，他一面从事各种活动，一面又笔耕不辍，坚持写作。在得知还有一百万美金在台待领时，文强“坚辞不受”（邱行湘去了台湾也拒绝了这笔钱），而对于成立黄浦同学会以及给人牵红线等事，文强却是非常热衷。而作为这批同学中最长寿的一个，文强活到了新世纪，成了“世纪老人”，而随着他的离去，堪称“时代特色”的文史专员办公室也就合上了大门，黄济人这本《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也合上了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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