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的天气又进入了那种干裂的状态，冷风吹起来，像是刀割过手背一样，我一直说北京的风太硬了，连风都是一种象征，有它自己的高贵，风里尽是首都的锋利。
上午我在奥体附近的国家会议中心参加一个论坛，早上坐一直还没坐过的 15 号线地铁过去，出了地铁站，一露头就正对着国家会议中心，还能看到它右手边有一个在建的，贴着国家会议中心标识的区域，可能是它的一个新区。地铁站左边不远的地方，就是整个奥林匹克公园的一张全景地图，图上面清晰地描绘着，这个公园的一切，它曾经举办奥运会的辉煌，现在作为北京北边一个地标性建筑的荣耀。它的巨大，它的恢宏，它海纳百川的那种气势，它龙形一样人工湖，取的名字就叫「龙形水系」，你站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它象征的意义。
这种伟大，和我刚刚看到的新闻，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抽离感，那是一种宏大对微小的忽略、忽视和不足挂齿。历史的一粒灰，个人的一座山。
新闻是大连理工通报一研究生实验室身亡1。自杀，一封遗书。写得很平静，甚至是冷漠，偶尔有点俏皮。如果是个人选择，只要不影响他人，我认为做任何决定都是可以的，但很明显，这样的遗书已经成为网络大众讨论的话题，它无法不产生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影响，所以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了社会事件。而对于社会事件，我们无法阻止任何人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媒体技术走到今天带来的便利，同样也是危险。
我仔细读了几遍这封遗书，还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社会是复杂的，但我们倾向于让它变得简单，因为简单即可控，我们害怕我们不可控的事情。可是这样的简单也同时弱化了它的复杂，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是与不是，对于错，好与坏来衡量的，我们一旦这样做，就等于自我选择放弃了除此之外的一切。我认为这是危险的，这和独自面对棕熊却选择把唯一一棵本能用来逃命的树给砍掉，试图用这种方法阻挡它一样危险。我们可以选择简单，但我们不应该忽略，它还有其他可能。
“那就是你笨，懒，没用。这二十几年家里人给你这么多关怀，结果养出了一个废物出来。”
“那…咋办？”
“你这样下去肯定延毕了，真丢人，几百万研究生，不缺你这么一个废物，去死吧。”
这是遗书中的一段，他说这样的对话，会在自己的脑子里演上好几回。我不知道这些对话是他真实遭遇的，还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仅遵从文本的意思，我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家里人是比较关心他的，他无法毕业，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
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在华盛顿特区，有一个叫萨拉的女孩，15 岁，住在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里，上着当地一所知名的豪华私立学校，成绩很好。正在准备 PSAT（Preliminary SAT）考试去争取全国绩优奖学金，学习曲棍球，在有名的社区做志愿者，家庭富足，父母都是精英人士。我们所能见到的，是一个豪门之后的光鲜，但实际情况是，她的睡眠质量很糟糕，和父母顶嘴，对自己朋友恶言相向，一直被头痛困扰。
很多贫困的孩子，生活在狭窄逼仄的空间里，甚至学费都成了很大的问题，周边尽是肮脏的社会环境，自己也听不进去课，成绩糟糕。我们时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这些孩子的未来希望渺茫，工地、餐厅、服务生。他们似乎没有别的出路。但我们可能不知道，像萨拉一样的孩子们，也很危险。如果你将这两种人的脑成像扫描进行对比，会发现它们简直就是近亲，尤其是在设计应激反应的系统里。
玛德琳·勒文（Madeline Levine）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家境富足的儿童和青少年中，焦虑、情绪困扰和化学品滥用等与心理健康有关的问题尤其高发。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既富足又竞争激烈的硅谷，有 80% 的高中生报告自己的焦虑程度正处于中度到重度的水平，同时有 54% 的普通高中生报告自己的抑郁程度也处于中度到重度的水平。抑郁症现在已是全世界范围内导致失能的首要原因2。
我并不是想说这个自杀的孩子是因为抑郁症，我没有这个诊断的资格。但我想聊一下抑郁症产生的原因：压力，毒性压力。我倒是相信这个孩子一定有着不小的压力。所谓的压力，都来自我们未知的、嫌弃的和惧怕的事物。对我们来说，小到感觉有点失衡，大到为生命而战，都和压力有关。
而压力，其实可以分为三种：
这是个好东西。比如你要准备一场辩论，参加一场比赛，赛前一定会感觉呼吸急促，精神紧张，这种压力中包含着不安、兴奋和期待。获胜了会幸福满满，失败了会特别沮丧。如果你有机会体验正向压力，要好好把握它，因为这说明你对自己的行为有足够的控制感。
父母偶尔但不频繁的争吵，亲人去世，从压力的角度来看，它们反而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它们会增强一个人的韧性，但有一个前提，这种事是短暂的，而且有亲人陪在身边，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我们从压力中恢复。
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有一段时间过得很糟糕，甚至只想醉生梦死，一直到死。但是幸好，那个时候有朋友有亲人陪在身边，陪我度过那么一段难熬的时间，让我放松下来，缓解这种压力。后来在一期节目中，看到一句话，“父亲就是我们和死亡之间的一道墙，父亲没了，我们就要和死亡直面。”其实也正是因为父亲的去世，在面对死亡这件事上，我变得更无谓了。我消化了那份压力，让它变成了我面对死亡的韧性。我经历过，我就能在类似的场景中去调节我的状态。
我其实倾向于认为这个孩子的死和毒性压力有一定关系。什么是毒性压力，就是慢性的，长期的处在某种压力之下，没有排解的渠道。
毒性压力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会转变为焦虑、抑郁，引发一系列行为问题，比如睡眠障碍、暴饮暴食、办事拖延，甚至是好好照顾自己的意愿。“慢性压力让体内多巴胺的水平下降，同时，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的水平会随之下降，而这就导致压力一步步地转化成了抑郁。”
我们的大脑有着系统一和系统二3，系统一由杏仁核控制，是我们的动物性情绪，系统二由大脑前额皮质控制，代表着我们的理性，不幸的是，我们的情绪处理中心杏仁核是千百年来进化的结果，它们是人的本能，对恐惧、愤怒和焦虑尤其敏感。看见老虎就会害怕，逃跑，我们没有时间把因果关 系交给前额皮质来进行缜密的思考和计算。而人一旦身陷焦虑之中，杏仁核就会变得很大，对压力会做出过度的反应。
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的压力荷尔蒙会迅速上升，然后迅速恢复。但如果我们长期处在慢性压力之中，问题就严重了，肾上腺会一直分泌皮质醇，那是我们大脑抵抗压力的援军，它的浓度在体内逐渐上升，来对抗压力。在慢性压力中，皮质醇可以在人体内保留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这会导致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皮质醇会伤害并杀死我们大脑中海马体里的细胞，而海马体，负责创造和存储，负责告诉我们，嘿，兄弟，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让它过去吧。它是我们大脑最优秀的硬盘。
我再说一个听起来更不幸的事实：海马体的损坏，是不可逆的。
我们的选择其实并不多，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慢性压力的环境之中，可能他年纪轻轻时就选择结束自己生命这一事实，是早已注定的。而这一切，我们还能简单的说，是个人选择么？
我和十一讨论过关于北京的问题，我问她为什么喜欢北京？她想了想，跟我说是因为北京的包容性，北京允许有任何兴趣，任何爱好，任何追求的人存在，北京给他们以空间，在这里实现他多么微不足道的梦想都不会被人鄙视，被人说三道四。
所以当我看见这种文章的时候，我脑子里首先会冒出两种想法，一种就是这个人无能啊，这个人逃避工作才选择去考研究生，考了研究生又没有办法毕业，看起来好像都没有摸清毕业论文写作的基本规则和套路，所以这种抗压能力极差的人，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他的无能，他到了社会上也是同样的结果。
如果我换成十一的角度，可能想法就变了，她可能会去想，去讨论这个世界到底允不允许人们丧，允不允许丧到底的结果就是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这种丧，又从何而来呢？
莫言有一篇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4，讲了一个很绝望的故事。六七十年代，一个村子，有一对青梅竹马的小朋友，男孩带着女孩去荡秋千，绳子断了，女孩被甩了出去，扎瞎了一只眼睛。女孩不值钱了。男孩很伤心，但是走了，去当兵，多年后，进了军区医院，当了个小领导，回家探亲，路口见到了女孩养的白狗，心中的口子裂开了。偶然的机会，碰到了女孩。因为瞎了嘛，嫁不出去，最后嫁给了一个哑巴，生了三个孩子，都是哑巴。女孩没说什么，请他去家里坐坐，两人见了一面，聊了聊无关痛痒的东西，男孩就准备回部队了，临走过桥的时候，发现白狗在桥上等他，带他去了一片农田，女孩在田里，跟他说，这几天是排卵的日子，我没啥要求，也不后悔，我就想要个能出声儿的。
那本小说集里还有几个故事，大体都是农村的一些背景，讲着一些家长里短，酸甜苦辣。比如人们都想要男娃，男娃才有资格在村子里竞争，生了男娃爹妈才抬得起头，女娃不值钱，很多人家生下的如果是女娃，就直接埋了，好心的托付给医院，找个好人家。
莫言的很多短篇，都是反复的咀嚼社会现实，从里面挑出刺人的骨头渣子，不注意也不明显，但是时不时那么扎你一下，钻心的疼，疼的劲儿一过，发现是人的骨头，心里更疼。有时候一个故事看完，就能活生生烙在心里，想忘都忘不掉。
那些故事里的人，根本都没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力。这是社会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更是人心的问题。
似乎可悲的是，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不见好转，只是换了副面孔。
我们这些年习惯了去讨论那些悲观的事情，那些让人看起来特别愤怒的事情，或者说是讨论关于「死」的话题。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很多人会去讨论真正的「生死」的问题。抱歉，我可能要在这里大段的引用纳博科夫在他的回忆录《说吧，记忆》5里面的那一段经典的开场白：
摇篮在一座深渊的上方摇动，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不过是两段永恒的黑暗间一闪即逝的光明裂缝。尽管这两者是同卵双胞胎，可是人们通常会更加沉着地看待出生前的深渊，而不是自己正在（以每小时大约四千五百次的心率）向之进发的那个。可是，我认识一位年轻的时间恐惧症患者，当第一次看到自己出生几个星期前由家人拍摄的电影时，他体验到某种类恐慌。他看到了一个几乎一成不变的世界——同样的住房，同样的人们——然后意识到在那里面自己根本就不存在，也没有人为此而难过。他瞥见母亲从楼上的一扇窗户里招手，那个陌生的手势让他心神不宁，犹如某种神秘的道别。可是特别让他感到惊恐的，是看到一辆崭新的四轮手推婴儿车直挺挺立在门廊那儿，带着一具棺材洋洋自得、侵蚀四周的神气；即使那个也是空洞的，就仿佛在事件的逆过程中，连他的骨头都已经四分五裂。
你有没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我有。这段开头将我带入了很长时间的思考，尤其是有了小嘟嘟之后。为什么我有权利决定他的出生？我和我的孩子之间，真正的关系应该是什么，父亲与儿子、我与他还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或者一段基因与它的部分复制品？
我们都习惯于去审视死，但我们审视过生-死么？我告诉你你的结局，在出生那一天就已经注定了，你会觉得奇怪吗？可就是这样显而易见，我们生，我们活着，然后我们死。
我们的生，似乎我们控制不了，似乎还是基因在组织这一切，我们的死，看起来我们有部分的话语权，但往往终点的位置已经注定，而我们活着，我们那段一闪即逝的光明裂缝，可能是我们存在的唯一意义。
所以我会说，我不怕死，但我怕老，怕那一闪即逝闪得太快，还有太多我无法填补的空白没来得及去填满。
我想要把它填满，它就是我唯一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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