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全球交流变得愈加频繁，伴随着霸权制霸，两极分化，多级争端以及局部地区冲突，最终衍变成为了当今的政治格局。而人类文明的前进步伐从未停止，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无从得知。但对于当今局势，最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衍变为这样的局势？这其中有哪些力量在起作用？
回顾历史，我们将视角延伸到久远的过去，人类文明出现的那一天，试图用发展的眼光去找寻问题的答案。
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合作，整个文明进程就是合作的有效化与科学化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单打独斗到血亲联合起来的聚落，再到同姓宗族聚集起来的部落，再到基于共同祖先祭祀的大部落，最终出现由非人格化制度，或者说契约制约的国家。
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战争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因为战争的侵略性导致生活在同一聚落的民众需要团结起来，而通过牺牲一定的自由来给予领袖一定的权力，来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其次，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要发展最适合战争时期资源最大化利用的政治秩序，开启技术革命。最后，战争的威胁促使周边国家学习先进的国家的经验，在相互竞争中前行。
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国家秩序中总是伴随着几股主要力量的此消彼长，那就是：统治者，精英（贵族）群体，底层民众。这几股力量的斗争在一个政治秩序的形成到衰败的过程中是持续不断的，因此也衍生出了与各利益群体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在这些力量中占据主导因素的是由血缘关系产生的家庭制。众所周知，一个成熟的政治秩序最重要的特征是：去人格化。在去人格化的进程中必然导致制度化和家庭化的斗争，根据处理方式的不同也衍生出了不同的政治秩序。
中国在周朝以前依旧有浓重部落时代的特征，虽然名义上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但是当时的分封制导致国家政权的专制性很是薄弱，各诸侯国只是名义上的从属关系，自身仍保留极大地自主性，其时的政治关系更像是当今国际间关系，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这个时期也是家庭化最严重的时期，这也是导致其无法发展成为成熟国家体制的重要因素。自秦统一后，采取了一系列制度措施，促进了部落化向国家化过渡的进程，也为后来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制度基础。秦灭亡后，其继承者——汉，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又再次出现了家庭化特征，最终也被日益强大的精英阶层家庭势力灭亡。此后，中华文明分分合合，连绵上千年，持续上演非人格化与家庭化的斗争。
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天命观。不比世界上其他政体，中华文明一直未存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虽然经历了道家，佛教的兴起，但这些宗教更多时候是小众化的，纵然是隋唐佛教最鼎盛时期，它依然未能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其发展程度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态度。而天命观则不同，自诞生起就占据了绝对地位，国家范围内的民众因它的存在而团结统一，信奉，祭祀共同的祖先，统治者也因其存在变得合法。天命观并不是一套系统的思想，因此不能算作宗教，它的约束作用更多的体现于道德层面，而非制度层面。
天命观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统治阶级因天命所归而具有合法性，天命观又对统治者具有约束作用。正是由于这一特征的存在，历史上通过叛乱夺取政权的事件，哪怕是仅仅名义上也要服从天命。这种约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中华文明历经分分合合，却从未中断。
中华文明的特征是：强大的国家建构，但一直没有强有力的法制和问责制。
印度和中国同处东亚大陆，又都是文明古国的延续，但两者的发展模式却有巨大差别。
有过这样一个比喻：与其说印度是一个文明古国，不如说是一串文明古国的集合。这正是印度政体的最大特征，在其历史上基本没有出现过统一的强大帝国，哪怕最伟大的孔雀帝国存在时间也极短。究其原因，除了地理环境影响外，印度次大陆极少的战争频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如上文所说，战争是促使国家形成的因素，甚少的战争也使印度出现成熟国家政体的时间推迟了上千年。
印度最重要的制度——种姓制度。这是婆罗门教的一个重要规则，最初只是规定了不同利益群体的势力范围，类似于中国周朝时期的分封制，后面演变为阶级固化的种姓制度。这一制度是印度社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至今依然影响着印度社会的思想形态。
种姓制极度藐视人权平等观念，对于上等种姓来说，接触低等种姓都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更别提赋予其公平权利，甚至同一种姓之间也存在鄙视链，比如掌管祖先祭祀的婆罗门就对负责主持出殡仪式的婆罗门非常鄙视。另外，这种制度是世袭传承的，一定程度上导致各阶层处于长期割裂状态，给创新性变革带来了极大阻力。并且，由于该制度的长期存在，促使婆罗门教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这样通过宗教形式的意识形态控制，也让印度很难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最终还是由外来入侵者的干预才出现了成熟的国家体制，但其发展依然受这种古老宗教思想的影响。
印度的特征：强宗教思想，弱国家力量，脆弱的法制基础。
伊斯兰世界主要分布于中东地区，这一区域长期受到外来入侵者的干预，直到伊斯兰教的出现，才发展出了统一的国家政体。相对于其他主要政体，通过去人格化，削弱家庭制的力量，由部落向国家过渡，伊斯兰世界则走了另一条路线。
伊斯兰世界可以说是将部落化发展到了极致，其处理家庭制的方法是创造有别于血缘关系形成的理性家庭制。通过这一处理方法出现的制度是——军事奴隶制。该制度的实行很是残酷冷漠，首先，统治者运用复杂的筛选手段从普通民众家或者战败部落家庭里筛选合格幼童，这些幼童会被送往统一场所受训，直到成年，由于长期与血亲分隔相居，幼童们对本身血亲家庭的印象很是模糊，而对其主人（统治者）则有强烈的忠诚。然后，幼童们会根据能力，进入不同的国家部门，通过战功，政绩等实现升迁，甚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执政者。最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奴隶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就，其地位，财力是无法世袭传承的。
无可厚非，这是一种的畸形的官僚体系，它是反人性的。其优点在于强大的团结力，这在战争时期是非常有效的，也促使伊斯兰世界出现统一的专制帝国，但在面对诸多内外因素导致的困境时，它又是无力的。而宗教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意义更多的是为其赋予合法性，以及对民众生活秩序提供约束。其宗教力量是弱于国家力量的，很长时间内只能处于依附地位。
伊斯兰世界的特征：强国家专制，弱法制，一定意义的问责制。
西欧世界也就是基督教的主要覆盖区域，历史上的很长时间内宗教都处于统治地位，其发展历程跟宗教发展息息相关。通过宗教发展出了国家，国家中有衍生出了宗教，宗教与政治一直是处于斗争相对平衡的状态。正是由于这一特性，西欧世界是现有的法制，然后诞生的国家机器，这与世界上绝大部分政体都不一样。
法律的诞生极度依赖宗教的作用，最初只是普通的教义，指导民众生活方式，进而演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规章制度，并且由于西欧世界长期处于宗教的统治下，其统治者也要遵守相应的法律。这也是为什么强势法律出现于西欧，而从未在最早出现成熟国家制度的中国，在中国的天命观下，皇帝是高于法律的存在的，他的一言一行就是法，能对其约束的只有天命，而且也只是道德意义上的约束。
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西欧世界由于一直缺乏强有力的国家专制，内部各利益阶层长期处于斗争中取得平衡的状态，这也催生出了问责制，也就是民主选举以及三级议会制度。
这种在多方力量下取得动态平衡的制度在近代时期算是比较先进的政治秩序。它直接导致西欧世界最早出现工业革命，提高了生产力；发展了资本主义，促进了货币化的进程。这也是为什么西欧世界在近代处于霸主地位。
西欧世界的特征：弱国家力量，强法制，强问责制。
根据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的观点：现代国家是国家力量，法制，问责制三种力量的动态平衡。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今世界各种政体都有其缺陷，而找到三种力量的平衡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西欧世界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爆发了文艺复兴，催生出了强势的法制和问责制政府，使其在近代处于绝对的霸主地位，现代民主宪法制也一度被认定为优越的政治制度，但近年来，其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力量短板，则开始暴露弊端，如何削弱法制和问责制的力量，提高国家力量，以保持三者的动态平衡是他们需要考虑的。
而中国自秦统一以来，依托法学思想建立的专制政府使中华文明长期处于霸主地位，但近代以来屡遭欺辱，直到新中国的成立。其政治秩序的优越性是值得肯定的，但受历史因素影响，短板依然是相对脆弱的法制和问责制。对于短板的弥补，民主制绝对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找到适合自身国情，有效平衡三者力量的措施才是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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