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里是不是有全世界最多的菲亚特？这是我到加纳首都阿克拉一天以后最为直接的感受。

此刻正和杰奎琳一起坐在一辆灰色菲亚特的后排，听着收音机里不知是什么语言的广播，无视着等红灯时走上前敲打车窗的「移动的头顶商品的小贩」，我还是忍不住盯着这辆车的仪表台看。因为整个车的系统设置还停留在日文，所以我猜我其实可以比这个司机小哥读懂得更多。

只是对于一辆远渡重洋来到这里成为计程车的二手菲亚特来说，系统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远没有它还能这样顺利启动开多久重要。五块钱（按当时汇率 1 加纳塞地约等于 0.7 元人民币）的汽油加进邮箱，仪表盘上的邮箱指针却看不出移动。我一时难以判断这是油费太贵司机不舍得多加一点，还是邮箱指针根本是坏了。

杰奎琳告诉我，加纳是全球最大的二手车倾销市场之一，在别处濒临报废、卖不出去了的二手车都会来到这里，成为城市血脉里的运输主力军。便宜轻巧的日系小轿车，就像在其他所有「低端」市场里一样，受到更多的青睐。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加纳移民局，在杰奎琳进去办手续的同时，我试图在附近买杯咖啡。谷歌地图告诉我对角路口有一家看上去十分西式的咖啡馆，而当我走到门口，却发现它其实是一家按摩馆。我绕着店面走了两圈，它确实有露天的一片露台，也有桌椅，但是空无一人不说，进店的入口只有那个写着「massage service」（按摩服务）的门。虽然咖啡瘾已经开始让我的头疼了起来，但我还是没敢走进这家打着「按摩」旗号的「咖啡馆」。

我干脆回到了重兵把守的移民局大门前，正好碰上杰奎琳办完事出来。于是，我们又乘坐上另一辆菲亚特。

这次的目的地是马卡拉市场（Makola Market）。还未到达地图上显示的终点，司机小哥就提出要将我们放下。前方被行人、摊位、车辆堵得水泄不通的街道为他的行为提供了绝对足够的解释。我先下车站在门边，看着手机地图。杰奎琳付完钱下车后对我说，司机小哥警告我不要在这里拿出手机。「这是很容易被偷抢的。」我自我解读出了他没说出的这后半句话。

我不敢拿出手机明目张胆地拍照。在这个人挤人的市场里，我和杰奎琳就是两个显而易见的外来者，而我总感觉拍照就又会让我们成为某种偷窥者和猎奇者，我崭新的 iPhone 手机似乎又增加了一层审视者的属性。这太复杂了，我决定就做一个只用肉眼的观察者。

马卡拉市场让我想到蚁群在即将下雨时赶忙搬家的场景。一眼望不到头的人群，人人头上顶着一大包或者一大盆东西，一个接一个地来来回回走着。然后，竟然就真的开始下雨了。杰奎琳撑起伞，让我们似乎也在这片场域里拥有了和别人相等的一席之地。只不过我们的空间是中空而非实心的。

杰奎琳终于找到了心心念念的彩珠串人字拖摊，她要买两双。从 85 加纳塞地讲价来到 70 塞地，最终因为等待老板为 2 张 100 塞地的钞票找零的时间过长，超出了我能拒绝一双加纳风情人字拖的意志力的续航时间，我们以 200 塞地的价格买了三双。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在马卡拉市场买任何东西。因为从靠近它开始，我就感到一种恐惧。也不是没有去过城隍庙或者集市，只是马卡拉带给我的陌生感也连带着入侵感。好像应该是我入侵了它，可它明明也入侵了我。在我观察它的时候，它也在观察着我。我的好奇、胆怯，可能不该有的对危险的警惕，以审视的目光分析后的自以为是，以及意识到这种自以为是之后的抗拒和试图隐藏，似乎都从马卡拉市场极大密度的人群的目光里反射向我。

我只好装作无事发生。

2

查尔斯的车上有一种可怕的香薰味道，很像我童年记忆里总出现在桑塔纳出租车仪表台上的廉价香水味。它对我的作用，就好像怡口莲，想起都会觉得恶心的程度。

所以这三个小时的车程成了一场折磨。我开始晕车，边晕边后悔，我为什么要跟着杰奎琳「下乡」来呢？我应该就呆在阿克拉的民宿里，好好休息两天，自己四处逛逛，悠闲自得，而不是像现在，面对完全未知的艰苦物质条件和让我头晕目眩的公路之旅。

虽然会有这样的想法冒出，但我也知道，这一趟下乡我是肯定会来的。杰奎琳作为经济学博士生做田野调查的生活状态，本身就是我这次来加纳最好奇和最想体验的部分，这是其一；而独自在阿克拉也确实没什么好逛的，这是理由其二。所以即使明知会有痛苦的部分，这也不是我能避开的痛苦，因为还有更加想要实现的东西。不以避害为首要目的，这似乎已经是我近些年来做决定最重要的准则之一了。虽然最后的结果不一定会给你惊喜，但我从来没有一次因为这样的决定而后悔过。

就像现在，我们已经坐在一个不知是何处的土房子前，听着在用完全听不懂的语言进行的访谈。

这是一次试验性的采访，杰奎琳会用从这个村子采访得到的内容来完善之后的问卷，也是通过这次试验为之后的正式实验吸取经验。这个村子里大多数家庭都是种植可可的农民，他们并不都拥有自己的可可农场，也有人只是承包了别人的可可农场，而这里面的问题似乎非常复杂。用查尔斯的话来说，在加纳购买土地的手续之繁杂往往阻止了很多穷人真正获得法律上所认可和保护的土地所有权。简单来说，他们并没有文件证明这是自己的土地。

查尔斯是这次田野调查的领头，也是杰奎琳在加纳最主要的合作伙伴。这次他带着其他三个加纳当地小哥要在一天内为杰奎琳收集 50 份初始的信息收集问卷，然后再在三天内回访这 50 位受访者完成正式的调查问卷。

第一天晚上，杰奎琳邀请了查尔斯和他的伙伴一起和我们吃了一顿晚餐，我也听到了查尔斯的创业故事。多年前查尔斯也是像另外三个小哥一样的调查员，帮从美国来做研究的博士生——也是杰奎琳的学姐——做类似的田野调查。当学姐离开的时候，她鼓励查尔斯，「你做得真的很好，你应该创业。」此后，查尔斯就创立了这一个专门帮学者做田野调查的公司，他培训了许多调查员，在各个地区都建立了人脉关系，帮助来加纳的研究学者们找到最合适的调查地点，并且负责安排住宿、交通等一系列事务。

有了查尔斯这样的当地合作伙伴，国外来的学者们做起研究来容易了太多，所以口耳相传下，查尔斯的生意规模也越做越大。他组织过最大的研究项目可以涉及到上百个当地的调查员。查尔斯的商业头脑和组织能力毋庸置疑，而除此之外他也很会最大化利用资源，比如这一晚我们的住宿他就安排在了他表弟的旅馆里，我们的一日三餐也就在他们旅馆的餐厅。虽然事实上这家旅馆可能就是方圆十公里内最好的旅馆了，但他们家的餐厅也确实一般。

我和杰奎琳只会在村子里呆两天，第二天下午就启程回阿克拉。这也是杰奎琳照顾我的承受能力，只住一晚体验一回。而就在我们临走前，热情好客的查尔斯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和惊吓。他把我们带去了他在当地的农庄，亲手下厨做了一顿饭。到此为止都是极好的惊喜，直到我意识到，他的家里没有任何可以用的餐具。虽然加纳本地人吃饭都习惯直接用手，但一般来说餐厅里都还是会备有餐具，而我如何能苛责一个本地人家里没有餐具备用呢？情势所迫，我不得不开始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纯纯用手吃饭的经历。

其实如果只是馒头这类的干粮，上手也并不违和。可查尔斯曾经在阿克拉的五星级酒店当过帮厨，他烧的一手好菜，比如他做了红烧鱼、咖喱鸡肉，再加上本地特色的一种质地类似水加多了的未和好的生面团的主食，每一样食物与手的相遇，都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粘粘嗒嗒」。而要让这些美好的食物能与我的嘴巴和胃相遇，它们就不得不先与我的手相遇。我一方面惊恐于用手吃饭这件事情，一方面也被自己的惊恐而惊吓到。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生理适应力在逐渐下降，又或者是在更年轻的时候身体还可以经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但是慢慢地它就会进入一种最舒适的惯性中去。我们好像总是很热衷于打破精神上的舒适区，要去突破自我，但是我们真的会去打破身体上的舒适区吗？身体上的舒适区有必要被打破吗？难道打破精神舒适区还是一件更容易的事情吗？

在离开之前，查尔斯带着我们参观了他还在不断修缮的农庄，他有一大片养鸡场，目前可能还没利用到一半，就已经有数百只鸡了。他还有几只十分可爱的羊。

查尔斯给我们介绍，那边那只小灰羊叫杰克，更小的一只黑羊叫娜塔莎，拴住的那只羊是它们的妈妈，叫露娜。

「它们的爸爸叫什么？」

「叫本杰明。」

「本杰明去哪了？」

「在我的冰箱里。」查尔斯说道。

3

在决定较为空闲的周末两天去哪里时，我的疯狂基因几乎又发作了。

我和杰奎琳原本的计划是去一趟距离阿克拉车程 3～4 个小时的城市海岸角（Cape Coast），在当地住一晚。而当我们在出发去田野调查前真正开始准备订酒店时才发现海岸角附近可以住的地方出人意料的少。本着充分攫取第三世界国家便宜物价的心态，我们决心一定要住一个好一点的度假酒店。而搜索下来，海岸角附近我们最喜欢的度假村有空房的时间与我们原定行程并不重合，且必须至少订两晚。

既然最重要的目的是住一个舒服的度假村，那我们去找个别处的度假村是不是也可以？于是，从东部的湿地，到北部的国家公园，甚至看到加纳边境的瀑布度假村等等，我甚至已经在脑海中制定出了早班飞机转汽车到度假村再转越野进公园看野生动物的具体行程。如果再年轻五岁，我实施这一计划的热情或许会大五倍。但最终我看着这个从搭乘早上 7 点的航班开始的行程计划，决定放弃。

那就还是去海岸角吧！毕竟要度假，不累、舒服，才是最重要的要素。

在「柠檬海滩度假村」的两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度假的乐趣。每天睡到自然醒，去餐厅吃个早午餐，然后在海滩边走一走，去泳池边躺一躺。最离谱又合理的是，当有视频会议时，我们可以把电脑放在泳池边，泡在泳池里，和网络那一边的同事开会。服务生小哥还非常识趣地为我们送上一杯冷饮。到了晚上，再去餐厅吃一顿海鲜，在房间门口的躺椅上吹吹海风，听听海浪的声音。

时光的流逝和几内亚湾的海岸线似乎都没有终点。我似乎应该庆幸自己身在道路的这一边，因为在进入「柠檬度假村」的坑坑洼洼的土路另一边，是我不知该如何描述的生活。

那是一片渔民的贸易市场，如果从不远处较高地势上的埃尔米纳城堡（Elmina Castle）上看的话，就是一片望不到头的渔船码头。无数小渔船挤在这一片港口里，浓浓的鱼腥味笼罩着，人们顶着大大的盆，兜售、采购。在赤道金灿灿的阳光照耀下，渔村的丰富纷杂与有者纯白墙壁的埃尔米纳城堡的纯洁安静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也是最和谐的互衬。一边是现实，一边是历史。

埃尔米纳城堡是西非海岸第一座用于贩卖黑奴的城堡。1482 年由葡萄牙人建造，它也是撒哈拉以南最古老的欧式城堡。奴隶贸易开始之后，这座城堡就是黑奴们被送上横跨大西洋的船舶前在非洲大陆的最后一站。无数的黑奴在这里被迫像畜生一样地生活、死去，从这里的一个小门洞里一个接着一个地穿过，走上开往陌生大陆的苦难之船。城堡从下到上，属于奴隶、士兵和长官。我们有被关在底层的小黑屋里听讲解员的介绍，也可以上到城堡最顶层眺望几内亚湾绝美的海岸线风光。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今天可以轻易踏上的这几层台阶，曾经代表了怎样的权力、暴力。

城堡中有一处天井，四四方方，二层是一圈可以俯瞰一层的走道，它曾经是来自欧洲的殖民者长官们挑选女性奴隶的场所。在一层中庭四周曾经都是专门关押女性黑奴的房间，当长官们在二楼看上了谁，她们就会从一层走上二层。她们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走上来的，又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再走下去的呢？她们是否还有机会走下去？我不知道，也很难想象。

我们同行的其他游客都是来自欧洲的白人，我很好奇他们参观这里的心情是怎样的。一位来自卢森堡的大叔很热情地为我和杰奎琳拍合照，但我们也只是闲聊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我有些为自己的胆怯而愧疚，我想问他的感想，但又担心冒犯。他或者说出我能预料到的礼貌周到的回复，或者说出我接不住的极端言论，好像也就无外乎这两种情况。虽然我忍不住去想，他的祖先或许就是站在这二层走道挑拣「货品」的长官，那他现在站在这里，和当初的那人究竟有怎样的不同呢？是历史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人的行为吗？但为什么人性的恶好像更容易被激发和放大，而人性的善永远都是稀缺的金子？

几百年来，几内亚湾的海岸线也都渐渐远离了城堡，留下一片滩涂，历史终究还是要随海风散去的。

4

我们在加纳乘坐了很多不同的车。除了无处不在的菲亚特出租车、查尔斯的越野车，还有我最爱的拉风面包车和我从未见识过的福特「巴士」。

在这里，大部分的公共交通都充满了随机性，与我所习惯的具有时刻表的交通体系大相径庭。比如去海岸角时，我们需要做的是直接到福特巴士站，告诉他们我们的目的地。如果刚巧有 8 个人在等，我们这班车就可以顺利地直接发车了，否则我们就会成为那需要等待巴士满员的前八个人。因为往返海岸角与阿克拉之间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在一个小时左右总会等到一班满员发车的巴士。真正的难题开始于到达海岸角之后，没有了首都阿克拉限定的网上打车 app，我们就再也逃不开那如「饿狼扑食」一般的出租车司机抢客场景了。

里诺是我们的巴士到达海岸角第一个停靠站时就出现的出租车司机。当福特巴士车门打开，大约有五、六个小哥围上来。杰奎琳和我不用装作听不懂，我们就是不懂他们当地的语言。但像里诺这样会一些英语的司机就会非常积极地与我们这些外国面孔搭话。可我们并没有下车。杰奎琳正拿着手机地图，等待巴士再往城市里开一些再下车。等到了第二站，车门一打开，我又看到了里诺。他竟然一路开着车跟上了我们。我们依然没有下车。到了最后一站终点站，我们不得不下车了。仍然跟上来的里诺着实让我感到害怕，他越是锲而不舍地要载我们，我越是忍不住质疑他的企图心。在试图用 app 叫车无果之后，杰奎琳主动开始与里诺谈价。若干次拉锯之后，谈到了觉得可以接受的价格，我们终于还是上了他的车。

车一开动，里诺就没有停止他对我们的「教育」。他用他并不连贯的英语不断重复，在这里叫出租车是不能用 app 的，他载我们的这一程的车费不应该是这么便宜的，我们应该要学习这里的打车方式。而我们一直开着手机地图导航，在里诺开了 10 分钟偏离导航的路程之后，杰奎琳试图质问他为什么开向了与我们的目的地酒店相反的方向。我很紧张，脑海中已经几乎勾勒出要跳车逃跑的画面了。

不知是否是因为里诺的英文水平不够，所以他听不懂我们的质问，还是他不知道如何解释，总之直到他在一片小树林边停下，指着一个蹦跳着跑过来的小男孩说，那是他的儿子时，我的紧张才稍稍散去。

随后的旅程我们一路沿着海岸角到埃尔米纳的海滨公路开，看着几内亚湾绝美的海岸线，杰奎琳和里诺聊了起来。原来那片小树林是当地一所大学的后门，里诺的妻子在学校工作，他停靠是为了让儿子给他送个东西。里诺在司机的身份之外也是导游，常常带外国游客逛附近的卡库姆国家公园。里诺坚持让杰奎琳记下他的手机号，即使我们已经表示并没有去卡库姆或者其他地方的用车需求。「我告诉你们，当你们要用车的时候，你们去酒店前台问他们这一趟要多少钱，然后打电话给我，我来接你们，就按照酒店告诉你们的价格。」里诺反复强调。「但是如果你来接我们的价格和酒店报价一致，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用酒店的车，干嘛还打电话给你再等你来接呢？」杰奎琳笑着反问他。仍然，不知道是英文水平受限还是什么，里诺没有回应杰奎琳的问题，只是再次重复了他的话。在我们下车前，里诺仍然在重复，「这就是我做生意的方式。」

两天后，当我们准备从酒店出发去海岸角的福特巴士站时，杰奎琳和我，两个「奸诈」的经济与金融学学生，以比酒店报价更低的价格叫来了里诺的车。这一程路上，里诺教育我们的是，他空车来接我们没有双倍车费已经是一种恩惠。这次我们没有与他理论。然后他转变话题，要我们把他的电话告诉其他要来加纳旅游的朋友，不管是接机还是导游，他都愿意。「这就是我做生意的方式。」

我开始怀念和杰奎琳从她做田野调查的村子回阿克拉时的坐车体验。那是我第一次坐上了加纳人真正赖以生存的中长距离公共交通工具——大概十二座样子的面包车，他们也称为「巴士」。这些随叫随停的小巴士，虽然看似更原生态，但却因为更「公共」，所以省去了讲价的烦恼和对旅程的紧张。我和杰奎琳上车时，很幸运地坐到了副驾驶的两个座位。司机十分狂野的车技配合崎岖不平的道路和周围的乡村风貌，再加上我用随声携带的小音箱放出的摇滚乐，构成了我在加纳最喜欢的一段旅途。

我坐在副驾驶靠窗的位置，车厢即将散架般的晃悠，大开的窗户在快速行进时带来扑面的风，夹杂着路边不时出现的燃烧火堆的烟味，这是一种野蛮生长的味道。「他们在烧什么？」杰奎琳和我有同样的问题。路边不时出现的燃烧活动是这么多天来最好的对抗潮湿空气的方法，但同时也带来了最黑暗的天。在最蓝的天空和最一望无际的绿植中间，黑烟就好像是被染上了黑色的呐喊声。土地在尖叫，人们在尖叫，也或许，只是我在尖叫。

5

再回到阿克拉，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更加亲切了起来。我们住的民宿位于拉邦区（Labone），这一片算是外国人聚集的区域，不仅有很多不错的餐厅，甚至还有纽约大学的一个分校区。

在一片与周围没有任何区别的加纳式黄墙平房里，就是纽约大学的加纳阿克拉分校。说是分校，但其实也不过就是几间教室和自习室。杰奎琳告诉我，纽约大学的一些暑期课程会设立在这边。我们去的时候，整个学校除了保安空无一人，而我们也不过是想借用他们自习室更好的 Wi-Fi 开会而已。

从后门出来，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一片餐厅聚集区。我们挑了一家有楼顶座位的餐厅，看着紫色的天空和落日，被海风吹得失去了所有优雅。我始终没有完全理解加纳的食物，可能对于一个中国胃来说，所有中国菜以外的食物都可以划归为一个品种——「非中国菜」。加纳靠海，海鲜是很多的。他们处理海鲜的方式和所有西方国家类似，无外乎是烤或炸。而加纳的主食其实是很丰富的，有米饭，也有各种不同做法的面团团。幸亏有杰奎琳，让我在短短十天的时间里吃遍了各种不同的主食，虽然我仍然没记住它们的名字，也没有办法区分它们。

让我印象格外深刻的还是那家「海底捞」。在从乡下回到阿克拉的那天晚上，我和杰奎琳直接冲去了加纳唯一一家火锅店。因为这家火锅店真真实实就在海边，所以我们就干脆叫它「海底捞」。加纳海底捞的老板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杰奎琳在微信上和老板已经预约好了。但是这个预约并不是为了座位——毕竟我们去的时候整个餐厅除了老板自己一家坐了一桌在吃火锅以外空无一人——而是为了预备食材。「我上次来的时候，整个餐厅除了老板一家在吃，也是没有别的客人。」杰奎琳说。虽然如此，但店里还是有十几张桌子，每个桌子都配有一个液化气罐和火锅台。在打了几次火都失败了以后，老板亲自上手，我们的火锅才终于得以开始。

我深深怀疑，会来这家店的加纳人，可能只有服务员。对于习惯用手抓食物的加纳人来说，他们应该没有办法应对这种需要直接伸手抓火锅里食物的情况。所以会来这家店的应该都是在阿克拉的中国人。我从前并没有想到，在西非大陆也会有相当体量的中国人存在。但是从阿克拉齐备的中国超市、中国餐馆以及这火锅店来看，我们绝不是这里唯二的中国人。来到加纳的中国人大多是跟随工程项目而来，或者是来做生意，像火锅店老板一家这样举家移民的也有。对于大多数以奋斗终身为目标的中国人来说，远渡重洋来开一家鲜有生意的火锅店似乎并不合理，但是当我看着老板一家围坐一桌，指挥着人力成本极低的当地服务员工作，自己吃着喝着聊着天时，我也在想，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又有什么不好呢？

回到民宿，住在我们隔壁的黎巴嫩大叔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喝茶。杰奎琳和大叔因为常常互送食物而相识。大叔看上去四十岁左右，个子不高，身材胖胖，非常爱笑，他一个人在这个民宿已经住了三年多了。黎巴嫩的语言是阿拉伯语，大叔的英语其实并不算太好。而阿拉伯语并不是加纳的官方语言，我一边听着大叔用不流利的英语费劲地向我们解释他准备的茶点时，我真的禁不住怀疑，他到底是如何胜任黎巴嫩驻加纳大使的工作的呢？

是的没错，这位其貌不扬的大叔其实是黎巴嫩驻加纳阿克拉的外交官，唯一一位。我觉得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他，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黎巴嫩人，我也很好奇他在这里的工作内容，但是当我们沟通吃什么都有些不易的时候，我还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咽了回去。

其实，我应该更果断一点，当即打个电话给会阿拉伯语的同学，请他做个翻译，那我所有的这些问题应该就都会有了答案，现在也应该会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写吧。

可是生活就是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总是难以做出万全的考虑和准备，只要一瞬的犹豫，那些可能可以更加精彩的瞬间就已经过去了。

6

我好像没有和加纳的女性真正交谈过。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遇到女性，不论是景点里的导游、坐车时遇到的司机、吃饭时遇到的服务员，还是和杰奎琳下乡做田野调查时遇到的调查员和他们所采访的农民，清一色的都是男性。另一种情况下，即使我们遇到了女性，比如在餐厅，她们往往也不太会说英语，来给我们点菜的几乎都是会一些英语的男服务员，女服务员多出现在做清洁这种并不需要语言沟通的岗位上。所以，当我回忆这趟旅途，我对加纳人的印象竟然都是各种各样不同年纪、民族、职业的加纳男人。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在村子里拜访的时候，还是在一户门口遇到了愿意和我们聊天的女性的。

因为杰奎琳的访谈会要求和每家每户的户主沟通，而这些家庭里户主都是男性，所以大部分时候即使女性在家，我们也只是会问她们家里的男性什么时候会回来，然后等他们回来再进行访谈。

我们到安吉莉卡家的时候，她正在洗衣服。虽然家里的男性同样不在，但是也不知是正好安吉莉卡很想跟我们聊天，还是我们恰好也想休息一下，杰奎琳、我和调查员塔库就在她家门廊下坐了下来。

塔库负责用英语和当地语言给我们翻译，杰奎琳向她询问了一些关于附近可可农场位置的问题，塔库应该也与她闲聊了一些家常。从我们抵达，到我们离开，怎么也超过了半个小时，在这期间，我看着安吉莉卡在一大盆看着已经十分混浊的洗衣水里，把盆里的衣服搓来搓去。我最好奇的问题其实是她盆里的水究竟是从哪来的？这当然不可能是自来水，也没有看到小河或溪流，只能是附近的井吧。当下正值雨季，所以虽然看起来很缺水，但这应该也是一年中比较不缺水的场景了。

在杰奎琳问到附近可可农场位置情况后，我们就跟着包括安吉莉卡儿子在内的一群小孩去那片可可树林做简单的勘测。杰奎琳拿出手机记录树林里遮阴树木的 GPS 坐标。可可树的成长需要这些比它们更高大、能给它们提供荫蔽的树木，所以统计一片可可树林中有多少棵遮阴树木是杰奎琳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游手好闲的我开始拿出相机拍照，甚至想和孩子们在可可树下合个影。他们始终在距离我们四五米的地方跟着，看着我们俩东摸摸、西瞅瞅，也不靠近。我把相机给了杰奎琳，然后跑到小孩子们中间蹲下。杰奎琳一边拍，一边对我说，可惜身上没有带零钱，要不应该给这些孩子们一些零钱的。

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他们给我们带路，跟着我们，我和他们拍照，这些行为好像都应该有所回报？我感觉这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也确实付出了劳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确实很穷。但我心里又总有一种不太合理的感觉，因为这好像也可以理解成为一点小忙。换到其他更加富裕的地方，我们根本不会想到要给这些小孩钱。但是在那个村子里，我们好像就是应该给他们一些钱。

杰奎琳摘下一颗可可果，剥开外壳，掏出里面的果肉给我这个从来没有见过可可果的人品尝。可可果比我想象中更大，像一个橄榄球，剥开后里面的果肉是白色的，但它属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味道。杰奎琳告诉我这对于当地人来说应该是很多汁解渴的美食了。我们想把剩下的分给孩子们，而他们理所当然用比我们熟练得多的手法摘下了更多的可可果，自己剥着吃了起来。

我们结束了这一片的调研，准备回安吉莉卡家找塔库。走出树林，孩子中个头最大的老大跑上前来，伸手追着我们。他在要钱。

我和杰奎琳对视了一眼，有点无奈地笑了。我们身上本就没有零钱，因此只得在他们的注视下无情地转身离开。「其实我原本还想回去找塔库换点零钱给他们的，但他们伸手要钱了，我好像反而不想给了。」杰奎琳在回去的路上跟我说道。

我这种鸵鸟策略贯彻者真心敬佩杰奎琳，能在即时的反应中保持这样的周到又清醒。

找到塔库，我们一行准备离开安吉莉卡家。走出了几米，安吉莉卡在我们身后喊了几句话。塔库闻声转头，边与她对话边拿出钱包，给了她一张 5 元纸币以后小跑过来追上了我们。

我看呆了。不用塔库解释，我也看懂发生了什么。杰奎琳拿出钱包，坚持要把塔库的 5 元给他补上。塔库坚持不收。

「这没多少钱。」塔库安抚杰奎琳。

「但这不是你该付的钱。」杰奎琳难得严肃地说。

7

在阿克拉的最后一晚，杰奎琳和我终于去了我们心心念念的「禅花园」——一家每晚都有乐队演出的当地餐厅。禅花园餐厅也在我们居住的拉邦区，所以我们已经数次路过。而每次晚上路过的时候，都能听到里面有乐队演出的声音。当我们终于走进这家有着一个非常东方的名字的餐厅，我们还是被里面极具非洲风格的装饰惊艳。餐厅里的树木，树木上各色的面具，舞台上的非洲鼓和光着脚击鼓唱歌的非洲小哥，这或许就是非洲的「禅」。

非洲的音乐都以打击乐为底，在真的听到之前，我可能很难想象没有曲调、只依靠节奏原来也可以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花样。杰奎琳时常提醒我，非洲大陆上不论是种族还是文化的多样性，都是远远被低估的。我们总是习惯于用非洲、黑人这样的名词形容这片大陆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但是不同黑人种族之间的差异性其实甚至大于一些黑人和白人种族之间的差异性。而撒哈拉沙漠以北被阿拉伯人占据的北非与撒哈拉以南「真正的非洲」之间，东非、西非、南非地区之间，都有着很大的文化差异。即使在加纳这一个国家，它的民族多样性也十分可观。就如同我们在阿克拉的加纳国家大剧院看的那场话剧「Ayiyii」一样，它以一个游遍四方的角色 Ayiyii 为线索，串起了加纳各个民族的风俗人情。从服装、音乐，到习俗、文化，各个不同的部落都有自己的特色。

杰奎琳说，要给我介绍认识一个教授，加纳人，现在在英国的大学教书，在经济学界非常有影响力。他在功成名就以后，在加纳投资建造了一个博物馆，就是为了能帮助加纳从大英博物馆要回本来属于加纳的文物。加纳被英国殖民统治多年，许多文物也都流失海外。近年来当许多加纳人开始想要要回这些文物的时候，另一种声音却在说加纳现在可能甚至都没有能很好地保存这些文物的设施，即使把文物要回来，也会因为无法妥善保护而使文物丧失它们原有的价值。因此，这位教授就希望能建造一个满足所有文物保存条件的博物馆。

我一直觉得在历史的浪潮里，每个人的力量是极其渺小的，我们的铭记、改变和努力常常会显得无力。所以我也更加敬佩还是愿意付出一点即使渺小的努力的人。

查尔斯开车来接送我们去机场了，还给我们带来了临别礼物——三双不同款式的彩珠串人字拖。就这样，加上我们自己买的，杰奎琳和我各自带着三双完全不同的加纳风情彩珠串人字拖，踏上了离开阿克拉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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