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丰盛感可以理解为，超视觉、超交际（ Hyperkommunikation）、超生产、超消费引发的同质化滋长，这种滋长是一个“充盈着空虚的膨胀体“，让我们离真实而有深度的关系越来越远，远到建立亲密关系时的抑郁，也就是哪怕我知道无论是同事领导还是朋友家人的关系都需要维护，但也没有任何力量和欲望去维持关系了，而这种爱欲的死亡也是自我反思的死亡。
年轻人拒绝标签化，主张张扬个性的同时，又离不开贴标签带来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比如：你可以用i人e人迅速地打开话题，标签、人设、title、名片都是提高社交效率的工具，whatever，我喜欢和人交往，不喜欢和人设交往。
这让人想到德勒兹的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在规训社会中，鼹鼠（象征紧闭空间）是代表性动物，而在控制社会中，蛇（象征开放和流动）是代表性动物。我们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变到另一种，也就是从鼹鼠变为蛇，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制度上，也发生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上。在规训社会中，人们的能量输出是间歇性的（discontinuous）；而在控制社会中，人们的能量输出是波动的（undulatory），像是在轨道中，在连续的网络中流动。无论在哪里，波动式的运动已经取代了旧的运动方式。
展开叙述的话，在规训社会中，人们总是从头开始（从学校到军队，从军队到工厂）；而在控制社会中，人们从来不会真正结束任何事物，无论是企业、教育系统还是军队，都处于一种永恒的流动和转移状态，以某种相同的调整方式并存，形成一种普遍的变化系统。在卡夫卡（Kafka）的《审判》（The Trial）中，他将自己置于两种社会形态的交汇点，展示了最恐怖的司法形态。规训社会的表面无罪（apparent acquittal，即在两次封闭之间的自由时刻）和控制社会的无尽延宕（limitless postponements，即在不断变化中的不确定性）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模式。
在规训社会中，人们会拥有两种身份：一种是个人签名（the signature），代表个人的独立性；另一种是数字（the number）或行政编号（the administrative numeration），代表他们在集体（mass）中的位置。这是因为规训从不会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任何冲突，同时也因为权力能够将大众化和个人化融为一体，并在这个身体中“铸造”每个成员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福柯从牧师对信众的权力中看到了这种双重支配的起源，既是羊群又是羊羔，但反过来，统治权（civil power）以非专业的牧师（lay “priest”）的方式塑造着自己。
另一方面，在控制社会中，重要的不再是签名或数字，而是代码（code），一种密码的形式。规训社会通过口号（watchwords）进行管理（既可以看作一种整合[integration]，也可以看作一种抵抗[resistance]）。控制社会的语言由代码构成，它代表着获取信息或者阻止信息的通行证。我们不再面对个体或者大众（mass/individual pair），而是面对“分散的个体”（dividuals，或译作“分体”），一个由样本、数据、数据集或“数据库”组成的大众。
也许货币是最好的例证，它区分了这两种社会——规训社会始终把黄金作为数字化标准的铸币，控制社会则与浮动的货币汇率和由一套标准货币系统决定的变化有关。
在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对于新兴年轻人的好感度甚至是低于老年人的，这里的新兴年轻人主要是18-25岁群体，而18-25岁年轻人面临的大致课题是亲密和孤独的矛盾，很多人会在这一阶段尝试建立亲密关系，但是研究显示Z世代青年建立亲密关系的时间是往后推迟的趋势，并且对于孤独的容忍度也上升了，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也在减少，在对单身生活的满意度上，男女也有显著异质性，女性更容易对单身生活感到满意。
而在加州大学的研究中，参与调查的人群对新兴年轻人的负面印象，是认为他们更以自我为中心，不勤奋、更懒惰，新兴成年人被认为比成年人更不道德、更自恋，并且过度自信，常常表现得不够随和、情绪波动大。（Trzesniewski, K. H., & Donnellan, M. B. 2014)
尽管社会老龄化了，但年轻人面临的社会负面印象也很微妙。
在没有欲望维持亲密关系的话题下，类似这样的话引起了深深的共鸣：“
当时我想怎么会呢 怎么会放弃亲密关系呢
現在我懂了
当你每天筋疲力尽的时候
与其面对一个披着人皮的机器 说着像ai一样的对话
还要装作一切正常的样子顾及机器的感受 免得机器死机
倒不如养一个小猫小狗 静静地躺着
下午顶着三十几度的温度筛了几百篇的英文文献
找出了五六篇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的赶着食堂关门的最后一秒吃一口饭哪有力气与人交流
#破防瞬间 ＃饮食日记
真到自己的时候
其实就是没有任何力量和欲望去维持和别人的关系，哪怕我们知道任何关系都需要维护，无论同事领导还是朋友家人，但每天下班我只想回家，回到我的坟里，静静地做一具尸体。
韩炳哲在《爱欲的消失》一书里提到，爱欲的死亡其实是自我反思的死亡，《他者的消失》中也有同样的表述”
那朋友似的、地狱般的、神秘的、诱惑的、爱欲的他者已让位于同者。如今，同质化的扩散形成病理变化，对社会体造成侵害。扩散之势愈演愈烈。使社会体害病的不是异化、退隐、禁令和压制，而是过度交际、过度信息、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如今的时代标志不是由他者带来的压迫，而是由同者造成的抑郁。”
“新自由主义对于效绩（ Leistung）、性感和健美体魄的强制命令（ Imperativ），将身体降格为需要被优化的功能客体。 同质化的滋长是一个“充盈着空虚的膨胀体”。他者的消失营造出充盈的空虚。荒淫是超视觉、超交际（ Hyperkommunikation）、超生产、超消费，它导致同质化状态的迅速达成。荒淫是“同者与同者的结合”。与此相反，引诱则是“从同者身上夺走同质性的能力”，是使同质性从自身偏离的能力。”
而“爱欲是勇于否定自我，肯定他者，爱欲与他者密切相关，是个体在自我的王国里无法征服的疆土。“确实，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爱情是勇敢者的游戏，真正的建立一段亲密关系其实是很痛的事情，她是带着一种自我否定在里面的，就是你需要把自我打碎，再去和他者融合成一个更大的我，而打碎自我这件事就是对于今天生活在一种原子化状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很没有安全感，很痛的一件事。但这种自我否定和之后讲的被动社交带来的自我否定还不太一样。《爱欲的消失》提到：“今天的爱被当成一种享受的形式被积极化了。首先，它必须制造出愉悦感受，不应有情节、有故事或者带有戏剧性，而应该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感情和刺激。它必须免于受到伤害、攻击、打击等负面行为的影响。爱的消退本身已经是相当消极的事情了。但这些消极面其实是爱的本质的一部分：“爱不是一种可能性，它并不基于我们的努力和积极态度而存在，它可以没来由地打击我们，伤害我们。”然而，在这个被绩效和能力统治的社会，一切必须具备可能性、积极性和项目化的特点，无法接受爱所带来的伤害和磨难。”
也就是相信一见钟情的叙事是带着一种完美人设的期待在里面的，你真的相信在一个抽象的爱的想象下会出现一个严丝合缝的人救人于水火，但实际上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将自恋的主体更加牢牢地编制在他的“自我”中。
《爱欲的消失》提到：”忧郁症的主体深陷“自我”的漩涡直至溺毙；爱欲则能从对“他者”的体验中感知到差异的存在，引导一个人走出自恋的泥泽区。爱欲会激发一种自愿的忘我和自我牺牲。一种衰弱的感觉向坠入爱河的人的心头袭来，但同时一种变强的感觉接踵而至。这种双重的感觉不是“自我”营造的，而是他者的馈赠（Gage des Anderen）。“
所谓“他者的馈赠”在马尔西里奥·费奇诺那里是“在他者中的死亡”：“我爱你，而你也爱我，我在你中找到我，而你也想念我，我将自己舍弃，进入你，而你接受我，于是我找回了自己。”费奇诺认为，爱着的人在被爱者身上忘却自己，而这种忘却能帮助自己找回自己，重新拥有自己。
无论是已读不回的社交倦怠和已读回执的被动社交，这种朋友的丰盛感，都让我们感受到过度交际、过度信息、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滋长是一个“充盈着空虚的膨胀体”
只要扫个码就可以成为好友，让个人的社交圈不能不只局限于家人和亲密的好友、同学、同事等，也有人使用两部手机强制将生活和工作分离，微商、一面之交的朋友、甚至是陌生人，我们成为好友的契约性只需要一部手机二维码的窗口即可打开，而现实中，微信一万四的好友上限最后还是一个人吃火锅更放松，这个时候网络上的，那个朋友圈里的自我依旧在存在和运作，对应到安伯说的我们在数字世界拥有的第二个自我--数字的自我，不管是你此刻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是快乐、悲伤、朋友丰盛还是独自一人，你还是下意识地不由自主地去维护第二个自我，就像在现实生活中搭配今天的衣服，打理自己的形象一样。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将人们的日常社交活动分为“前台”与“后台”，人们在前台中展示自己最想要呈现给他人的事物，在后台整理并掩饰不愿出现于前台的事物，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指出，“橱窗”，以及橱窗内的展示物，在一个景观消费的社会下，打理前台，或者说社交媒体上的数字化身就好像装点一扇橱窗，鲍德里亚也提到这种橱窗效应绝非单纯的展示，而是一个意义群，蕴藏着更为复杂的心理动机。
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自己的信息被“已读不回”，但我们都有过“已读不回”他人信息的经历，而”已读不回“的原因主要有无意识忘记回复，有意识地不想回复，还有”意念回复“（就是以为自己回复了，实际没有）（朱楠，2023)，就好像微信中设置好友分组、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朋友圈转移至微博，仅标签内人群可见，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一种处在被动化社交环境的抵触心理。
公共性越来越强的微信，无形中增强了商业性，私密性的降低让我们时常陷入被动社交的处境，做出被动社交的举动，想象一下“已读回执”，这意味着当人们看到消息时，就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回复以此来完善自我在前台的形象，随着从他者（包括 想象中的他者）角度进行的自我审查变得越来越常态化，频繁且过多的互动就会使人们感到倦怠，如果自我时刻沉浸在“表演”中，社交行为也逐渐趋于被动化，久而久之是一种消耗，甚至是自我怀疑和否定。
我们总是下意识地忽略，维持社交网络是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社交连接越多， 为其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也随之增加，对自我社交网络的管理与维护成本也越大，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的正常人平均能维持的社交网络是150人，直观理解这150人是我们分开后再见能一眼辨别出的人数，而为什么是150，主要关涉到大脑的新皮质容量。新皮质负责处理复杂的认知任务和社交信息。维持稳定的社交关系需要处理大量的社交信号、记忆和互动，这就会对大脑的新皮质提出更高要求。
此外，根据关系深度和人数的不同，邓巴的研究还划分了多个不同层次的社交圈，依次是：
最亲密圈：约5人（家人和最亲密的朋友）。
亲密圈：约15人（密友）。
重要社交圈：约50人（较亲密的朋友和家人）。
熟人圈：约150人（可以认出并维持一定社交互动的人）。
次级熟人圈：约500人（知道名字并有少量互动的人）。
社交边缘圈：约1500人（面熟但互动很少的人）。
不管是需要通过持续积极以及频繁互动来维系的强关系，还是需要在特定时期投入相应时间精灵去维护的弱关系，在各类圈层、各类性质关系的社交网络，虽然人们会对不同的社交对象采用不同的社交策略，但人们同时与多个社交对象进行沟通交流时，经常出现发错信息、造成对方误会等尴尬事件，最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们都会在心里暗自承诺要把最大的耐心和温柔给的人，最后其实承受了我们最不堪的脾气和任性。
人与人、人与内容之间过度、无效的连接就会抑制深度学习的能力、注意力的专注能力、逻辑思考能力以及知识体系的建构等，不论是“已读不回”还是“秒回”，如果我们在网络媒介的社交中耗费过多的时间与精力，就很容易丧失人的主体性，被社交关系所束缚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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