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成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读博士，也是国内 2 项小有影响力的传媒项目政见和新闻实验室的发起者，同时还作为撰稿人在多家专业媒体撰稿。我们非常好奇，作为专业的媒体人和写作者，方可成如何筛选自己的信息源，他又是如果看待传媒和新闻行业。
本期幕后，我们请到了方可成，带着上面这些问题和他一起聊了聊。
介绍一下你和你的经历吧
我是方可成，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士，预计 2019 年 5 月毕业。来美国之前，我在《南方周末》做了 3 年记者，再之前，我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读了本科和硕士。此外，我还是《东方历史评论》的编辑、政见 CNPolitics 和新闻实验室项目的发起人。
你说想「将社科学术研究进行通俗化传播」发起了政见，能不能具体说说？普通读者通过这些社科学术研究内容能够获得什么？
发起政见已经是 2011 年的事情了，当时我还在《南方周末》做记者，报社准备新开一个栏目，向大众介绍学界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研究成果。我当时自告奋勇表示可以负责这个栏目，但是由于你懂的原因，最终这个栏目没有开起来，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个独立的项目，以志愿者的方式运行。
我当时之所以在遇到困难之后还要坚持把这件事情做起来，是因为我看到了学术研究和大众之间的巨大鸿沟。一篇论文可能花费了学者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心血，最终发表出来之后却只有寥寥几十个人阅读。这既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浪费：绝大多数学术研究，都是由公共财政支持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另一方面，我在媒体看到的情况是：读者对于真知灼见其实有着很大的渴望，然而媒体上常见的「时评」类内容其实相当水，大部分都没有太多价值。所以，这就是做政见的初衷：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思想资源，引入大众视野中。
政见运营到现在取得了什么成绩？你认为政见达到你希望的目的了吗？
政见在 2015 年圣诞节的时候遇到了一次比较大的挫折，我们损失了近 20 万的公众号粉丝、近十万的微博粉丝，网站也很难在墙内访问。我们很快就进行了「灾后重建」，但一直没有恢复到当时的状态。
应该说，政见只在部分程度上实现了最初的目标。我们确实把学术界的内容成功传播出了小圈子，但还没有到达最广泛的大众，我们的核心读者还是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关心公共事务的人等。在圈层突破上，我们有一点成绩，但是还不够。在这个注意力争夺极其激烈的年代，这也确实非常有挑战性。
另外，政见一直是一个志愿团队，不是正式的组织，更没有商业化运营。因此，我们在发展上也受到很多天然的限制——毕竟，大家都是志愿者，是义务劳动。所以我觉得能做到现在这个样子，七年之后还能够继续，已经算是成功了。
新闻实验室是你发起的另一项内容服务，简单介绍一下吧，为什么要做新闻实验室？新闻实验室的内容适合什么样的读者？
新闻实验室分两块：微信公众号和付费 newsletter。做公众号是希望能够面向大众，做媒介素养的普及，也想教会大家如何挑选最优质的信源以及如何识别假新闻，如何观察和思考热点事件。新闻实验室公众号有一个特色栏目叫「媒体食谱」，邀请各路信息达人分享自己获取信息的心得，和少数派的幕后栏目有一点相似。
另一块内容是知识付费产品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这是面向专业人群的服务，目标受众是传媒从业者、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老师，以及对传媒感兴趣的人。我每 3-4 天推送一篇三千字以上的通讯，介绍全球传媒业的最新动向、案例，分析最新的传媒热点事件，讲解重要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
除了你自己的 2 项内容计划，你也在《南方周末》这样的传统媒体做了 3 年记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一篇文章在你的手上从选题、收集资料到最后上线的过程中，你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你会用到哪些应用和工具？
在《南方周末》工作压力非常大，每天都很焦虑，因为我们做的是深度报道，讲究「信息增量」——要拿到比其它媒体更多的料。
《南方周末》每周四出报，新的选题一般也是周四商定（突发新闻除外），周五开始操作。因此，我当时常常自嘲：自从加入了《南方周末》，就没有周末了。回想起来，当时周末经常是在疯狂地找人和挖掘信息中度过。当时一般的选题会有五天的操作时间，周二晚上交稿，周三编辑上版，周四报纸出街。更重量一些的选题，会花两三周甚至更长。
《南方周末》每个版面都有责任编辑，选题由他们确定。选题的来源很多样，有的是读者来信或者打电话爆料，有的是编辑记者长期联系的内部线人透露线索，有的则可能是我们在一份日报上看到一个豆腐块大小的新闻，觉得值得深挖下去。
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时间是 2010 到 2013 年，那时智能手机才刚刚普及。南方报业是媒体业内最早给记者配 iPhone 的媒体——当时还是传统媒体黄金年代的尾巴，还有钱可以这样做。不过据我观察，虽然有了 iPhone，但是在平时的工作中用到的也就是一些基本功能：拍照、录音、发微博、网页搜索。毕竟，当时的应用市场也不发达，而且报社的整套内容生产流程并没有发生大的改造，不是一个手机就能改变那么多的。
所以，对于大部分记者来说，尤其是调查记者，最有用的工具还是：多几个手机（便宜的功能机就行），多几个手机号，以及好用的录音设备。
在你看来，像《南方周末》这样的「传统媒体」和少数派、新闻实验室这样的「新媒体」相比本质区别在哪里？它们之后会朝怎么样的趋势发展？
在中国，本质区别在于：传统媒体有采编权，而除了国有新媒体（如人民网、澎湃新闻）之外的新媒体，都没有采编权。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新媒体的严肃内容生产。
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国特色刨除，从更普遍的意义上看，对于媒体科学的分类方法是分为「机构媒体」和「非机构媒体」。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 BuzzFeed News，它们都是机构媒体，因为他们有一整个机构来支持新闻内容生产，内部有一整套质量控制体系，编辑记者认同一套职业操守原则，因此机构媒体的内容一般是值得信赖的。而「非机构媒体」则包括个人博客、政治博客、蓄意传播假新闻的网站，以及「营销号」等，它们没有上述守则，报道容易出现偏差。然而，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很多非机构媒体的传播度都超过了机构媒体，因为它们更善于利用吸睛的、煽动性的手段，在使用这些手段时也更不受约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新闻实验室这个项目来普及媒介素养，因为只有读者都「识货」了，媒体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分享一下你经常阅读的内容源和阅读工具吧
我的日常阅读主要分为三块。一是英文媒体文章，主要通过订阅 newsletter 的方式获取，这是我认为最高效、最不受打扰的阅读方式。具体可以通过下面这篇文章了解我订阅了哪些 newsletter：
二是中文媒体文章，主要通过微信朋友圈和微博获取，也就是说，是通过我的微信好友和微博上关注的人「筛选」给我的；三是通过 feedly 订阅了几个传媒业界的专业网站和博客，可以通过下面这篇文章具体了解：
你现在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生，学的是什么专业？从《南方周末》离职之后，你为什么选择了再次回到校园？
我读的是传播学专业。其实在这里想澄清一个误解：博士并不是读完本科、硕士之后进一步学习的阶段，博士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它相当于一份工作（在美国读博士基本上都是有收入的），是要把自己训练成合格的学术研究者。也就是说，博士不是「硕士之后」，而是「教授之前」。
所以我不太喜欢「回到校园」这种说法，听上去好像是延续本科、硕士的学习。并不是这样的，读博士就是一种完全的职业转向，进入学术界，之后当大学老师。所以，我为什么读博士？那答案也就很简单了，因为我想做学术，想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研究清楚，想在大学里面当老师。
同时作为学生、写作者以及新闻工作者的你，平时学习和工作中的流动性应该比较大，你会带哪些设备和工具在身边以应付日常外出时的工作需要？
其实我一直是使用桌面端胜过移动端的人。现在的手机功能再强大，屏幕大小也是一个致命性的弱势，详情可见我之前写过的一篇文章：《用手机读新闻的是二等公民？》。所以，我使用最多的工具就是我的 MacBook Pro，携带起来也挺方便。我的 Mac 是 late 2013 的版本，已经每天高强度地使用了五年，依然挺好用，不过在考虑一年之后换新机。
我从今年 3 月开始拍 vlog 和其它类型的视频，可以在我的 B 站看到，使用的主要设备是索尼黑卡 RX100 M5。它很方便携带，缺点是电池不耐用，以及无法外接麦克风。
你每天都会用到的手机应用有哪些？
如前所述，我使用桌面端的时间要远远超过手机端。我在桌面端最离不开的软件是 Ulysses，那是我的写作工具以及管理我所有文字作品的工具。最近我开始使用 Notion，计划将它作为我的个人资料和知识管理工具。
在手机上，每天都会用到的应用包括：微信、微博、Instagram、Facebook、Bilibili、Apple 自带的 News（一般只看 push notification）、Apple 自带的 Podcast、谷歌地图，就这些。虽然我也装了很多别的应用，但是打开频率不高。我的阅读和写作大部分都还是在电脑上完成的，手机主屏很乱，就不放啦。
身兼数职的你，一定有不少提高效率的工具和方法吧？
我之前做过一个关于时间管理的视频。
其实，我用的效率工具也是很基本的两个：Apple 自带的 Calendar 和 2Do。提高效率的关键，还是养成习惯，以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才能在内心获得驱动力。
有什么想对少数派读者说的话？
如果你有任何想对方可成说的话、问题或者建议，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并和大家一起讨论。
除了开发者，还有许多创造者的产品、故事和理念值得我们去探索和传播，他们可能是写作者、设计师、音乐人、摄影师等等。我们希望通过与这些创造者们的对话，让你了解「创造」背后的故事点滴和理念，在发现创造乐趣的同时，也能有所收获。这是本栏目的第 53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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