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生在《锦书来》的后记中，感慨说书信类书籍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特殊存在，值得珍重。仔细想来，书信一来是有文学价值，比如作者形容《任鸿隽陈衡哲家书》为“美好的书写”，称赞《以赛亚·伯林书信集》为“浩瀚的挥洒”。二来是有史料价值，相比较多年后对过往的回忆，当时留存下来的信件显然更为可靠。
三来则是对人有激励和启迪的作用。夏洛蒂·勃朗特在给出版社审读人威廉斯的信中提到“有启发性的书对作者们是宝贵的。”张冠生由此感慨说，启发、激励优于告知，这是对天才作者普遍适用的一项准则。固然夏洛蒂自承“对萨克雷、狄更斯等人望尘莫及”，但在纪念夏洛蒂的文章中，萨克雷却并不掩饰他受到的启发和激励。在本书中，我们也能从其他大家的故事中，受到一些启发和激励。
《锦书来》中提到了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与梁帆四代人的书信。梁启超的信是写给女儿梁思顺的，当时梁思顺已经和周希哲结婚。梁启超说：
“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希哲这样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地一个人，我实在喜欢他。”
与中国式父母普遍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不同，梁启超并不奢望子女出人头地，他希望子女用其所长，勤恳尽本分，便是“堂堂一个人”。这背后是梁启超祖辈上传下来的晴耕雨读，半农半儒的家风，故而不求成名成才，而讲究做人的品德，或许是无心插柳，梁启超的子女倒是满门俊秀、各有专长。
他的后代们，梁思成是建筑学家，梁从诫则先做史学研究，后又投身于环保运动，其女梁帆则从事哲学工作。
梁从诫和梁帆就“美国梦”和环保话题有过多次通信，梁帆就或安慰父亲，或自叙其志地说：
“说实话，搞环保是一场打不赢的仗。但我并不因此认为这是一场不值得打的仗。有些仗，虽然注定要失败，但其过程本身有内在价值。所以其结果如何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但到底其价值何在？就在于这种奋斗使我们这唯一一次生命有意义。每个人毕竟要过自己认为值得过的生活。生活过程本身不会因为最终目标达不到而贬值。”
张冠生感慨说，这样贴心的话，足以安慰其父、祖、曾祖三代梁门英才。虽然正如梁从诫自言"我们三代人都是失败者"，但他们都曾不懈抗争，虽败犹荣。当然，颇有黑色幽默的是，梁思成昔年的感慨“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最终并未实现，他的故居也被拆了。
《锦书来》中，以胡适为题虽仅一章，但其他章节里也多次谈到他人与胡适的通信。“我的朋友胡适之”自然是朋友遍天下的，林徽因、陈之藩、严耕望、杨联陞、雷震等人的故事里，都有胡适出现。雷震在狱中致信妻子，希望孩子们多读书时，就说“把报上载的胡伯伯逝世种种看看，今后要学胡伯伯的为学和为人，胡伯伯的修养都是从做学问来的，他可以说是‘手不释卷’……”在与他人的通信中，多处可见“手不释卷”的胡适，比如和严耕望于信中谈论学术时，就感慨旅馆中无书，无法查证资料。
而在与杨联陞的通信中，胡适自己谈了一则趣事：与我们如今上厕所时刷手机类似，胡适在上厕所时，从一则史料（江阴金武祥的《粟香四笔》卷六）中，解开了故宫博物院“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九字碑之谜。原来道光年间，宫里作“九九消寒图”，“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每个字都是九画，每天写一笔，正好是从“一九”开始到“九九”结束，过完了整个冬天，胡适开心地说，这个谜被我解答了。可见在胡适这里，学问和娱乐是相得益彰的，毕竟昔年求学时也是扑克牌不离手的啊。
胡适自己在给儿子胡祖望的书信中，希望十岁离家求学的儿子能“时时替别人想想”，这也是胡适自己一生的信条，他曾经致信母亲，希望母亲能给韦莲司母女写信，除了个人的私心（韦莲司是胡适的红颜知己），也有“替别人想想”的可能，即认为韦莲司母亲收到来信“必甚喜也”。
然而即便是“替别人想想”，将自己的方便放在第二层，将妻子江东秀的方便放在第一层的胡适，也曾经对妻子感到失望，妻子终究不会“替胡适想想”，失望而踏上旅途的胡适，是否会想起大洋彼岸的昔年情缘呢？
宗璞在为《任芝铭存稿》（任芝铭为宗璞外祖父）作序时说：
“许多不为人知、无从想象的历史细节，残留在民间文献里……珍贵得很……八十多年来，几代家人默默接力……使得姥爷这书，勾结了古今，清晰了历史，厚重了文化。”
借助于书信材料，我们往往能挖掘出许多珍贵的史料来，或有趣，或沉重。我们可以在手推车出版社的《退稿书评选集》中，为文学大家曾遭遇的退稿哑然失笑，也可以为海德格尔、雅思贝尔斯等顶尖学者的真挚情谊而感慨再三，而那些历史的沉重，最是让我们难以忘怀。
比如我们知道梁漱溟，往往会联系到那句“这个世界会好吗”，但其实这句话是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投湖自尽前几天出门时，问梁漱溟的问题。正年轻的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在感慨“能好就好啊！”后便离开家，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梁济的去世在当时引起了社会震动，陈独秀、胡适、徐志摩纷纷撰文，表达自己的想法。然而对于他人可能不过是“一时激愤”，对于梁漱溟来说，父亲的举动无疑是影响一生的。梁济“以一生讽世”，梁漱溟又何尝不是呢？
随着时代的变化，用信件交流沟通已经越来越少，“云中谁寄锦书来”已经变成仿佛不可及的梦。或许，未来我们再谈论以纸笔写就的书信，也就像是在谈论一件历史文物吧，可当我们想要提笔，信件又该向谁而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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