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郁达夫先生有一点小小的缘分。
我的高中母校前身为杭州府中，郁达夫曾在此求学一年，与徐志摩为同学。我读大学时，学院所在楼名为郁文——这固然是取“郁郁乎文哉”之意，但也和郁达夫先生本名一致。郁达夫先生于杭州游玩时，曾到过留下一带，其《水明楼日记》可证，至于有无到过学院地址，暂未可知。现代文学相关课程中，老师亦多谈及郁达夫——但我只记得他和李小姐（应为新加坡的英国情报部职员李晓音）、何丽有的感情生活，以及电影中周润发扮演的郁达夫从容赴死的情景（《郁达夫传奇》）。工作后参加党日活动，也曾参观过富阳的郁达夫故居——郁达夫先生是烈士，他的故居自然是“红色资源”了。
郁达夫先生被盖棺论定为“烈士”，其原因自然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以日军翻译为遮掩，掩护帮助进步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称得上一出“潜伏”大戏。然而郁达夫终究不是余则成，他的真实身份被宪兵发现，也在日军战败后遭到残忍杀害——这是我们今天在纪念馆等场所能见到的简要介绍。而在简单的文字背后，却是郁达夫波澜人生的最后篇章。
在“文献侦探”作者梁清散的介绍下，我接触到了这本铃木正夫先生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梁清散的创作也许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在没有数据库和家用电脑的时代，铃木正夫重走苏门答腊，寻访当事人，钩沉史料，探索真相，展现出了一位“文献侦探”应有的光芒。“更重要的是，铃木先生运用了各种手法，本格推理、叙事性诡计，这一切切居然都在铃木先生不动声色沉稳而又满带些学究气的语言中悄然部（应为布）下。”（代号273——即梁清散：居然凶手就是他！！这是一部硬派本格推理学术著作，见《苏门答腊的郁达夫》豆瓣书评）在铃木正夫先生赴富阳参加纪念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并作报告后，他关于郁达夫之死的说法也逐渐被世人接受。
如梁清散所言，铃木正夫的这本著作有着学术著作和推理作品的双重意味，而在另一程度上，这本书又足以为郁达夫人生的最后时光立碑作传。郁达夫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又如何度过他人生的最后时光。铃木正夫通过详细的考证，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生动的郁达夫形象：他有名士的积习，豪绅的横蛮与孩子的天真。这种矛盾之处也体现在他的逃亡生涯中。铃木正夫也为此感到疑惑：“他们这些文化人避难者，最初、最基本的任务不就是隐姓埋名地藏起来吗？”苏门答腊时期的郁达夫，就像日语词汇“八方美人”一样，在日军宪兵、华侨、当地人之间都游刃有余地处理关系，他做翻译，办酒厂，娶妻生子，看似要隐藏自己，但他的种种行为，都仿佛在告诉世人这个赵廉不简单。
王任叔在《记郁达夫》中，提到郁达夫同时具有矛盾的两面，在喝酒、文章上放任无度，又在隐藏自己时具有极强的自制力。这似乎给人一种郁达夫时刻处在“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的感觉。比如郁达夫担心自己因说梦话而暴露真实身份，就让同屋关系良好的日本士兵及时喊他——理由是自己会做恶梦。铃木正夫就直言：“他完全没有必要用日语对日本军人去指自己也不太清楚的路。……为了掩藏身份，会说日语这件事应该秘而不宣。”也许，郁达夫身上的名士风流、英雄气概，造就了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也为他最终罹难埋下了根源。
但在另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郁达夫很懂生活的可爱一面。他和一群逃难的文化人办酒厂，“比合著一本巨书难多了”。几个秀才靠着一套《工业大全》进行土法蒸馏，幸而成功，接着又开肥皂厂、造纸厂，郁达夫都是名义上的老板，并以此维持富商的伪装。看书、喝酒、打麻将（还有日本人看到他在武吉丁宜与日本料理店女招待同行）……郁达夫的生活看似有滋有味，但只要日军宪兵一呼喊，他就只能变成一个低三下四的听差，纵然“暂时胯下何须耻，自有苍苍鉴赤诚”，但郁达夫离我们远去，已经快到80周年了。
“犯人就是你！”
一部学术著作出现这样的场景，无疑是令人意外的。（但在本书“译者的话”中，我们已经惨遭“泄底”）事实上，尽管铃木正夫查询资料，走访探寻的工作，与侦探们寻找线索，询问证人毫无二致，学者和侦探之间合二为一，所求无非真相而已。但现实毕竟不是小说，铃木正夫最终找到下令杀害郁达夫的宪兵，除了他孜孜不倦的追寻、细致认真的推断外，也不乏运气的成分——找到了一位关键证人，又靠着只言片语进行了准确的推断。等我们在书中读到“但是，接下来发生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反转”这一句话时，就仿佛看到了黄金时代的推理小说家们在向读者挑战那样，真正的凶手在前文已经出现了，你能找到他吗？
作为读者，我们只能跟随铃木正夫的脚步，用扎实的证据直面那位凶手，并从他口中得知了当年的真相。尽管铃木正夫遵守承诺，没有公开这位真凶的姓名，以至于学术界和读者们有质疑、不满乃至谴责与攻击。“水落了石还没有出”（陈子善语，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节目），在郁达夫“君埋泉下泥销骨”数十年之后，这位真凶固然“我寄人间雪满头”，但他没有被列为战犯，顺遂地度过了余生。“很想到赵君的墓前上炷香”是否只是一句托词，他是否会为此作出一些努力呢？铃木正夫孜孜不倦追寻真相，又信守承诺为人保密，值得尊重，但在他的叙述中，我并未感受到那位真凶有忏悔的迹象，也许只能等他去九泉之下，亲自去向当时关系不错的赵廉忏悔吧。
本书译者刘高力其实并非文学研究的圈内人士。他和铃木正夫结缘，其实就在于对郁达夫的喜爱，刘高力年轻时认为“再没有比郁达夫其文其人更同自己相似的了”，铃木正夫自小也喜欢郁达夫的作品。刘高力答应铃木正夫重译该书，其实是“赔钱买卖”：出版文学相关的译著算不上“成果”，译书费时费力又无甚收益，买资料还要倒贴。但最终，刘高力却不假思索地应承下来。这让人似乎看到了那个本应隐藏自己却用日语帮人解围的郁达夫——传主、作者、译者，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一种羁绊。以至于“有些越俎代庖，远超出了译者分内之事”。
关于铃木正夫这本著作，刘高力认为“学者不是法官”，颇有见地。而作为翻译，他“只是将这本书重译的来龙去脉与我所听到的各种事实记下，提供资料，为诸位做参考”。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是铃木正夫和刘高力这对忘年交，因为郁达夫而共同努力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两人之间其实有意见分歧，在译者注中可见一斑。本书中有一个小细节，或许是瑕疵。书中提到“1954年，何丽有和台山籍小商人刘松寿再婚，迁居到了尼亚斯(Nias)岛。”，后文又说“1960年，……（何、刘）一起回了中国……但很快她的丈夫病死了”。“她的丈夫”一处，有译者注：“1949，何丽有再婚，嫁给一个普通的商人，又生了两个女儿。”这显然和正文矛盾。结合刘高力在“译者的话”中的解释，这里应该是他和铃木正夫关于何丽有再婚时间的分歧，不过没有详细解释，导致读者读来一头雾水，还会以为是一处谬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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