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义的怀思》书名引自陈寅恪先生的《王观堂先生挽词》中一句“风义平生师友间”。“风义”二字，按照陈建华教授的理解，风是风尚、风骨与风华，关乎风气的熏染与影响；义是义利之辨，涉及道义精神与侠义担当。在我看来，风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义是江湖相逢，相携互助。陈建华教授的这本书围绕对几位师友的回忆而写，虽然这些师友如今均已奄然长逝，但“他们的著述与精魂永在，储于我心影。所谓人生苦短，世道亟变，仅愿留取当下，珍重眼前，与大家共勉。”

先生之风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陈建华教授时隔多年后的回忆，虽不能说完全没有史料上的价值，但相对于当时留存的日记、信件等第一手材料，人的回忆有时并非那么可靠。比如在悼念贾植芳先生的文章里，陈建华回忆道：“那时在古籍所里，人人是酒仙。有一回在贾先生家里吃饭，所里一些学生都去了。章先生（即章培恒——作者注）带过来不少酒，当时号称有十三大名酒，好像就差一种，全都齐了。”而在接下来一篇回忆章培恒先生的文章中，陈建华的叙述却稍有偏差：“有一回在贾植芳先生家里，从先生那里搬来九大名酒的一段传奇，我听得多了”。所以究竟是“十三大”还是“九大”呢？或许陈建华教授自己也记不太清楚了吧。

当然，在究竟有几大名酒上较真，其实并不太重要，在这些文字中，贾植芳先生、章培恒先生山高水长的前辈风范，才更值得我们心生向往。贾植芳先生和章培恒先生同属“胡风集团”，数十年来风雨同行，相濡以沫，他们彼此分享着一种宽广博大的人文精神。章培恒先生给七九级同学题词“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纵罹困厄，毋变初衷”，这初衷便是对真和美的追求，历遭劫难，童心如初，贾植芳先生身上也正同样体现着这种人文精神。

贾植芳先生在《狱里狱外》中说：“我在这个世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和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我想，陈建华教授《风义的怀思》意义也同样在此。

江湖之义

本书所涉及的前辈学人中，惟有朱育琳先生一人独占两篇，而朱育琳本人也并非是贾植芳先生、章培恒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朱育琳对陈建华的意义，可以说亦师亦友，既是兄长，也是引路人。虽然不一定有山高水长的先生之风，却有着江湖在心的朋友之义，通过朱育琳，文学的大门向陈建华打开，并逐步改变了他接下来的人生道路。

关于“老朱”，陈建华和他的小伙伴们知道的也不多，比如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读外国文学，后来转入到上海同济大学读建筑这些过往，朱育琳说得很少。虽不知朱育琳先生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但“老朱”所带来的的文学世界，却深刻地影响了陈建华等一批文学青年。陈建华还以与朱育琳先生商谈的口吻，撰写了《与朱育琳先生私谈：波特莱尔翻译、翻译风格与其他》，朱育琳先生当然不可能读到这篇文章了，陈建华教授撰写这篇文章，更像是“祭起黑色的大纛，使你在微笑中合眼。”

诚然，谈论朱育琳先生的学术造诣如何，显然是一种“黑色幽默”，如果朱育琳先生没有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淹没，相信他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更多的学术成果。诚如张新颖先生谈论夏济安那样，评论学者不能只看几本专著、几篇论文，他的文学活动，对学生后辈的提携，同样是“学术成就”。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陈建华教授就是朱育琳先生的学术成果，而陈建华的两篇文章，也是他们彼此江湖之义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