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内外》是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主编的“本色文丛”中的一本，在“本色文丛”总序《学者散文漫议》中， 柳鸣九引用了一句卞之琳先生的话，来区分“作家散文”和“学者散文”。卞之琳当时在外文所工作，他有一次调侃一位年轻作家说：“他很善于表达，可惜没什么可表达的。”卞之琳说的是哪位作家，评价是否公允，柳鸣九并未交代。他更多地是借卞之琳的话，来为“学者散文”摇旗呐喊。在柳鸣九看来，学者散文在艺术性上比作家们写的艺术散文要弱一些，但有它追求知性，使读者得到启迪的特点。中外文学史最早的散文经典的宗旨就是认识和认知，它们只可能出自学者之手，最本质的特点便是“言之有物”。

我以前读研究生写论文时，曾以陈平原的几本“学者散文”切入，认为学者写散文，是一种“人间情怀”的体现。但其实更多的学者写文章，如果真要说“言之有物”，这个“物”大多基于其所学。学者们的散文主要立足于自己的书房案牍，围绕自己所学和见闻，对于恰好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读者来说，便如获珍宝。黑马的《书房内外》就围绕着“书人书事”和“译书品书”两个话题，记述了中外文学名家的书缘传奇，挖掘其文学生涯掌故轶事，对于有一定文学基础，又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是一部兼具知性和趣味的佳作。

比如书中提到罗大冈和齐香夫妻，齐香的父亲就是齐如山，这位在电影《梅兰芳》中化身邱如白的民国文化名人被誉为“近百年来在戏剧学术上最有贡献的第一人”，但却因为海峡阻隔，多年来声名不显，不过近年来他的文集在大陆有出版，研究齐如山的人也变多了。齐如山的女儿齐香赴法留学，回国后一边任教，一边辅佐丈夫罗大冈的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共同成为国内法国文学早期的开拓者。黑马还谈到吴兴文在《书缘琐记》中，说罗大冈换着笔名写文章，是在践行施耐庵的名言“不求人知，人亦不知”，仿佛黄仲则“独立市桥人不知，一星如月看多时”那种悠然自得的姿态。愧于先贤的我虽然换过多个笔名发表文章，更多地却是为稻粱考虑，境界上差得实在很远。

黑马虽然自谦说：“我就是在任何方面都业余着……世俗的世界和专业的文学界都把你看作是业余的文学工作者。”但对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来说，黑马堪称一位专业的文学导游，这本篇幅不大的书里，黑马将那些蒙尘的明珠一一介绍过来。比如民国时期的法国文学专家张若名，早年曾和总理有一段情缘，后又在法国因革命道路上的分歧分手。张若名是研究纪德的专家，有著作《纪德的态度》（但20世纪末才由其子整理出版），据说如天仙般美丽，但在历史的洪流中，其人被淹没，其书也落寞。她的名字在国内的法国文学界同样少有人提，直到近些年才重新被人所知。

又比如英国女作家伊迪丝·西特韦尔，在乔伊斯、伍尔夫出名之前，西特韦尔姐弟三人就已经声名远扬，其中姐姐伊迪丝才华出众，其诗歌华美绮丽，风靡文坛多年，她还是文笔犀利的评论家。似乎至今中文世界里还没有翻译过她的作品。对这个家族的文学研究似乎一直是空白，原因似乎很简单，他们无法被列入什么流派和什么主义的话语中。

黑马感慨说：“如果文学研究只限定在某些文化研究的话语中进行，成为对文学研究的研究，这类作家永远不会得到研究，大家就总是陷在自设的批评话语中自说自话，高处不胜寒地脱离作品为研究而研究。那样很多曾经熠熠闪光的珍珠就永远会被遗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阅读黑马等学者的书，就仿佛为我们打开了紧闭的门扉，陌生人变得熟悉，熟悉的形象则更加鲜活。

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巴金，年轻时曾给著名的女作家爱玛·戈德曼写信，称她为精神母亲。巴金成名后，杨苡同样以热情的读者和崇拜者的身份给他写信，幸运地得到了巴金的指点（见《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在巴金的帮助下，杨苡逐渐成长为作家、翻译家和学者，这样的文坛佳话，随着有空前号召力的大作家时代逐渐远去，也慢慢变成了传奇。

对此，黑马说，有偶像的人是幸福的，至少你知道什么是你的“role model”，知道你该向哪个高峰仰视并努力攀登。做拥趸，做粉丝是幸福的，但不是盲目的啦啦队，而应该是A．赫胥黎（他是劳伦斯的好友和坚定的追随者）和杨苡们这样的文学知己，是某种“soul　mate”，在推崇自己的偶像、做偶像的传教士的同时，他们也达到了自我完善的某个高度。

黑马自己说本科时期最喜欢萨克雷，但因为后来做“非虚构”研究的需要，发现劳伦斯除了大量小说和诗歌，还有一半的作品是散文、游记、文论和杂文，按照“非虚构”的定义，这些虽然不是重大题材的纪实文学，但也是“非虚构”。黑马在这本书的后记里，也称本书为“非虚构写作”的成果。或许于黑马来说，劳伦斯就是他的精神偶像吧。毕竟与劳伦斯“相呴以湿、相濡以沫 ”多年，黑马对劳伦斯有一种堪称远隔时空的热爱。

其实“热爱”这个词，一般都是接一些特定的名词，少有人说会热爱家人，热爱师友，但文学作品却是个例外。正如黑马所言：“文字创造的世界是作者生命的无限延续，也是点燃读者精神生命的火种。”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大胆地“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