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奥登曾在1938年与挚友衣修伍德造访战时的中国，留下了日记式的报道、珍贵的历史照片以及著名的《战地行》组诗。这组诗兼具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经卞之琳、穆旦等人翻译，在当时影响巨大，时至今日依旧发人深省、感人至深。然而相对没那么艺术性的报道，却同样，或者更具备史料价值。
与诗坛巨擘奥登不同，《杭州，1938：海外档案中的日军侵华罪证》的几位档案记述者显得藉藉无名。除了做专门研究的学者，恐怕少有人知杭州广济医院院长苏达立、驻鼓楼堂牧师万克礼、英国圣公会驻浙江主教高德斯、修女彭姆姆等人的名字（比如用拼音输入法就没办法直接将他们的名字打出来）。但在80多年前，在杭州因日军侵略，沦于地狱的岁月里，他们奔波劳碌、治病救人，与中国人一起竭尽所能与日军抗争，为杭州这座城市和她的人民无私付出、竭尽心力，做了大量可歌可泣的工作，更在后来陷于囹圄，身心饱受摧残（身体状况不佳的修女彭姆姆也因此去世）。而他们留下的回忆录、日记、书信等，也成为了今天我们研究杭州抗战时期历史的珍贵材料。他们的所作所为，无疑值得今天的杭州人民铭记于心，感恩于怀。
在这里，危险促成了国内的妥协，
内部的仇恨已化为共同面向这个外敌，
御敌的意志滋长得像欣欣向荣的城市。（奥登《战地行》）
在苏达立医生的回忆录中，提到了晚清名臣曾国藩的两位后人曾宝菡和曾宝荪。其中曾宝菡是广济医校的学生，与老师苏达立一家保持着亲切的联系。她一生以医疗为业，中学读书时，就和堂姐曾宝荪说：“姐姐治人心，我治人身。”曾宝荪则以教育救国为人生目标，将一生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曾家姐妹的职业选择，和她们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不无关联。她们都就读于教会学校，也都成为了基督徒。而苏达立医生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也不忘其传教的“本职”工作。苏达立在回忆录中提到，1938年夏天，一部分难民被移到玛瑙寺，而玛瑙寺的住持本性异常开明，先是同意了灭虱工作（这违背了佛教不允许杀生的理念），后来更是同意了医院职员在难民中传授基督教教义。于是，基督教仪式和僧侣的晚课同在寺庙之中进行，彼此并行不悖。最终的结果是这座难民营的11名难民和其他47人一起接受了洗礼。
作为一名医学传教士，苏达立医生在用他的精湛医术治病救人的同时，也时刻不忘进行传教，播撒福音。而广济医院的基督教背景使其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得到经济上、物资上的援助，这也使得病人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对宗教的信仰，使得苏达立医生等人，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不曾放弃希望。这样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得他们坚持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刻。而在危难时刻，无论是基督教的各个教派，还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大家通力合作，相互扶持，共度时艰。即便他们是修女彭姆姆口中的“异教徒”，但在刀锋枪炮之下，他们更是值得生死相托的同志。
一片荒原之上，青年遍遭屠戮，
妇女正在哭泣，城镇充满恐惧。
……
他们各自躺着，彼此相隔如世纪……（奥登《战地行》）
在万克礼的日记中，有两个让人看着特别心疼的词。一处是在难民营设立后，有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姑娘来到难民营，将被子铺在水泥地上，说：“这里是天堂。”另一处则是万克礼自己称杭州已是“难民之城”。如今的杭州高速发展、日新月异，而杭州人可曾想到在80多年前，自己身处的城市居然会有这样的称谓呢？
在万克礼的叙述中，难民营自设立以来，就处于极度拥挤之中，“但是人们还是选择留在这里，不愿回家”。在石板的抵挡与几个男人的守护下，妇孺们过着“安静又平和”的生活！（万克礼语） 这背后当然有外国友人错误地判断形势，认为“只需适应日军在杭州的统治，就可以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照常工作”（高德斯主教语）的原因，但外国友人不应为他们的工作感到内疚，因为就连他们自己也饱受其害。“我们才意识到我们的避难所是个冒牌货。”（奥登《战地行》解说词）即便是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日军对于这些外国人也并没有过于尊敬，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无时不刻受到威胁——或许除了不敢杀害这些外国人，日军没什么不敢做的。
万克礼的日记并未提到难民营结束的时刻（该日记从1937年12月23日写到1938年2月2日，并不是谢泳认为“最要不得”的删节），可能是因为战时通信不畅，也可能日记只写到那一天。不幸的是，另一位在战时积极救助杭州难民的彭姆姆修女在被日军赶往上海集中营后不久便回归了主的怀抱。我们无法得知万克礼夫妇，以及难民营后来的命运如何，只能希望他们能和苏达立医生那样最终幸免于难。
永恒如此漫长，而生命又如此短暂。（彭姆姆修女）
无论是苏达立医生、万克礼牧师、高德斯主教、彭姆姆修女，他们在用笔记录下眼前的人祸和自己的工作时，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文字在多年后成为史料（也许苏达立医生写回忆录有著书立传的想法）。用另一个更为“现代”的词来说，这是“非虚构”写作。因为他们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者、见证者。
这些外国人诚实地记录下他们的所见所闻，尽管有些是“道听途说”，并不确切，比如苏达立的仆人法仁因为乡民的无知而不幸罹难，苏达立记录下了一个“拍肩迷魂”的民间传说，并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的习俗。以至于编者不得不加以注释，指出这是苏达立对乡间迷信的道听途说。（不过这个将青蛙或老鼠等动物封存在城墙等重要建筑中，使他们的灵魂成为建筑的守护神的说法，和金庸的《连城诀》，以及民间的管狐传说等联系起来读，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但正如谢泳所言，“他在当时历史环境下记录的经历，不可能完全做假”，所以“从不同政治立场和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回忆中，发现观察历史的角度和判断历史的材料，对于深入了解历史是有帮助的。”（《靠不住的历史》）。
在《何伟的最后一课》（“故事硬核”微信公众号）中，何伟有一段关于时间的话。
对于非虚构写作，时间很重要。时间可以帮你成为一个作家，一个记者。时间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时间可以帮你记得一切；时间可以透露更多你不知道的故事和细节；故事永远也没有结束；生活在循环往复。
对照这本《杭州，1938：海外档案中的日军侵华罪证》，我们似乎可以对上面这段话有更深刻的感受。这些外国人彼此的叙述在战时聚焦，他们彼此在其他人的叙述中作为被描述的对象出现。在文本的交织中，许多故事的细节得到补充，也因为时间线的戛然而止（比如苏达立的回忆录也只记录到他50岁时），我们对这些为杭州倾尽全力的人们的生命走向却一无所知。“时间记得，故事未完，生活循环往复。”（何伟语）如果有学者能将这些在杭外国人的生命经历整理成文，作为本书的补充，或许能让读者有更加完整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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