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中国通史》后的第二部纪录片作品，一千三百年的沉淀就在眼前。整部纪录片总共十集，就内容和历史内容输出，更喜欢前三集和最后两级集，关于历史、文献、人物以及修复。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敦煌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第一位僧人乐尊开凿第一个洞窟，之后隋唐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也为莫高窟带来了兴盛，一直到北宋、西夏时期也就随之衰落，元朝时期敦煌停止开窟，逐渐荒废，直到明嘉靖七年（1528年）政府宣布封闭了嘉峪关，正式使敦煌成为了边塞游牧之地。
晚清时期，藏经洞的发现导致西方探险家接踵而至，政府软弱无力导致大量藏经洞文物被移至海外；随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国内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正式开始，一代一代敦煌人呵护下，敦煌研究院逐步壮大、完善。
一千两百多年的建造史，是僧人、百姓、统治者的更替；一百多年的保护史，是发现者与外来者的博弈，是学者与统治者的较量，更是一代代守护者的辛酸往事，见证了中国国力的发展以及敦煌学从世界回到中国的历史波澜。
敦煌的伟大不单单是它所蕴含的艺术、雕塑、文物，同时更是它所蕴含的历史以及其中的人物，如果鸦片战争、庚子赔款是硝烟下硬实力对抗的近代史，那近代敦煌就是一部文化软实力中体现的看不到的近代史。
还记得大学时期选修的敦煌史便是以这二位人物作为期末作业题目，王圆箓道士机缘巧合下生活在敦煌莫高窟，本本分分靠着手艺接待香客，收受布施。之后偶然间发现藏经洞，立即上报到国家告知政府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应，甚至当地甘肃道台认为卷子上的书法还不如自己的好，并没有给予重视。
斯坦因在西方学界之中地位极高，一生之中多次在中亚进行探险，除了藏经洞之外还深入挖掘楼兰等地，发现了大量遗址；不能磨灭其掠夺者的本质特征，但机缘巧合之下却成为了一种文化的保护者及发扬者。在别人的评论中看到了鲁迅先生在1922年的一句评语，深以为然：“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
常书鸿夫妇在法国深造绘画与雕塑，在当时华人圈也是有名的模范夫妻，并且在1931年生下一女。1936年一天，常书鸿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看到了《敦煌石窟图录》，他被佛教艺术图画所深深吸引，边决心在沙漠中重新寻找艺术之根。敦煌的环境极其艰苦朴素，加之夫人从小在江南长大生活极其不适，原本对于敦煌雕像的热情也消磨殆尽，最终离婚。而常书鸿将子女委托照顾安排之后，便彻底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把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
如果说常书鸿先生创建了敦煌保护的开端，那么樊锦诗先生就是见证了敦煌研究院地一步步完善。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毕业班的樊锦诗选择了前往敦煌进行实习，作为生长在上海的她，其艰苦状况也是她所没有料想到的。之后1963年，被分配到敦煌从事文物保护研究工作，一呆就是五十余年，其间也是与丈夫彭金章两地分居19年，最终丈夫也是为了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定居在敦煌。期间还有段文杰先生等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在身体力行地保护着她。
阿房宫已经看不到了，昔日的长安城也已经几经修建，嵇康的《广陵散》只应天上有......美好的事物终究会有老去的一天，直到看完了纪录片的最后一集，我才反应过来，是的，莫高窟的印迹也在一天天消逝，终有一天莫高窟也会随着岁月的痕迹消散。
塞北的风沙在肆无忌怛的刮，墨水一点点褪色、字迹一点点消退、墙壁上的裂缝也在一点点加剧...如果我们注定有一天要失去莫高窟，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从防沙、种树的基础工作开始，对敦煌进行抢救性保护工作；再到专业的岩体结构、材料成分、壁画病害成因分析，与美国盖蒂研究所合作开展莫高窟保护研究项目。一方面通过现有物理技术手段延长文物寿命，另一方面同时使用数字存储技术，建立数字中心来进行永远的定格。
择一事，终一生。有机会一定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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