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性选择的观点与自然选择的理论并不矛盾，性选择是达尔文解释差异生殖成功（即自然选择）必须经过的另一条路。但是，华莱士由于三个原因，不喜欢性选择的观点：性选择的观点放弃了19世纪特有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自然选择就是为了自身生存，而不仅仅是为了交配。整个说来，性选择过于强调动物的“自决”，尤其在雌性挑选的概念中。更重要的是，性选择的概念允许大量无关甚至有害的特征发展，并作为精细的机制起作用。因此，华莱士认为，性选择的观点是对自己认为的动物是“工匠”制成的精美作品、是通过纯粹自然选择的物质力量精心制成的观点的威胁。实际上，达尔文之所以提出性选择的概念，主要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人类种群中有这么多与基于式样的生存无关的差异。这些差异所反映的只不过是不同种族关于美的多种多样的标准，这些标准与适应无关。华莱士只承认雄性竞争的性选择，他认为这种性选择与生）存斗争的比喻还比较贴切。但是他否认存在雌性挑选，而且他非常不满意达尔文试图打算将所有来自雌性挑选的特征都归因于自然选择导致的适应作用。
1870年，达尔文写作《人类的由来》时，曾经在给华莱士的信中写道：“我的观点与您的不同，这使我实际上感到忧虑，而且一直使我对自己的观点产生怀疑。我怕我们不会彼此彻底了解。”他努力理解为什么华莱士不愿意接受性选择的概念，并且甚至不惜承认他的朋友对纯粹且不掺任何成分的自然选择的信奉。他写信告诉华莱士：“您可能会高兴地听说，我正在对动物的保护和性选择感到苦恼。今天早上我的动摇可能会使您感到欣喜，今天晚上我又回到我原来的观点上，否则，我怕我一无所获。”
但是，他们之间关于性选择的争论仅仅是一个更严重也更著名分歧的前奏，这次涉及的问题最具感情色彩，也最引起争议，即人类起源的问题。简单来说，华莱士是一位超选择论者，他批评过达尔文不愿意认为自然选择对生物形态的任何细微部分都起作用，但是一涉及人类的大脑时，华莱士便戛然而止。华莱士认为，我们的智力和道德不可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因此，尽管自然选择是引起进化的唯一方式，但是某些直接由上帝产生的力量肯定介入到生物创造的最后和最伟大的产物中。
假如达尔文曾经因为未能说服华莱士相信性选择而感到的是忧虑的话，那么这次他对于华莱士在已经定好的方向上的突然转向简直就感到惊愕了。1869年，他在给华莱士的信中写道：“我希望您不要断送您自己和我的孩子。”一个月以后，他又告诫道，“假如不是您告诉我的，我会以为（你的关于人类的观点）是别人加上这些话的。正如您的预料，我的意见与您的差别很大，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华莱士对达尔文的指责很敏感，之后，他在提到自己的人类智力理论时，称那是“我特有的异端”。
对于华莱士离经叛道的传统解释认为，他在关键的时刻，没有勇气坚持到最后一步，不敢承认人类完全属于自然系统的一部分，而达尔文却令人钦佩地在他的两部书〔《人类的由来》（1871）、《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中坚持到这一步。所以，在多数历史论著中，华莱士都是远不及达尔文重要的人物。这样看问题主要根据的是三个原因中的一个（或多个），所有这些原因都与华莱士的人类智力起源的观点有关：由于简单的胆怯，由于不能超越文化传统上人类独特观的局限性，由于不能一直坚定地（像他在关于性选择的争论中那样）倡导自然选择，因而，在关键的时刻弃自然选择而去。
我无法分析华莱士的心理，也不打算评论他无法逾越人类智力与动物行为之间鸿沟的深层动机。但是，我可以评论他论点的逻辑，而且我认识到，对于这个问题的传统解释不仅不正确，而且确实是歪曲的。在论述人类时，华莱士并没有放弃自然选择。相反，正是由于他一直坚持特别严格的自然选择观点，才使他放弃用自然选择来解释人类的心灵。他的观点从未改变，他坚持认为自然选择是重要进化变化中的唯一原因。他在与达尔文的两次争论中——性选择和人类的起源——反映出的是他的同一种观点。华莱士并非缺乏一贯性，并非在一种情况中主张自然选择，在另一种情况中却避免使用自然选择。华莱士对人类智力的错误认识是由于严格选择论方面的欠缺，而不是由于不能应用选择理论。而且他的论点在我们今天的研究中也有反映，因为从我们当今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华莱士的论点与“现代的”进化猜想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我们今天很有影响的理论，更接近华莱士的严格选择论，而不是达尔文的多元论。滑稽的是，这个理论的名字却叫“新达尔文主义”。
华莱士提出关于人类智力独特性的若干论据，但是他的中心论点却建立在那个时代极不寻常的立场上，当我们回顾时会对这种立场给予很高的评价。华莱士是19世纪为数不多的非种族论者之一，他真是相信所有人类种群都有天生平等的智力能力。华莱士利用解剖学和文化的论据，捍卫着自己那绝对非正统的平等主义。首先，他宣称，“野蛮人”的脑并不比我们的脑小很多，构造上也不比我们的脑欠缺：“最低等的野蛮人的脑，以及就我们所知的史前时期我们这个种族人的脑，与最高类型的脑相比，在大小和复杂性方面，一点也不逊色。”而且，通过文化条件的改善，可以将最粗野的野蛮人融合到我们典雅的生活中。所以，野蛮本身肯定是由于野蛮人不能使用他们已有的能力，并不是由于他们缺乏这些能力：“低等的种族是有潜力的，因为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有欧洲人训练的由当地人组成的军乐队，他们可以出色地演奏最好的现代音乐。”
我把华莱士称作非种族主义者，当然并不是说他认为所有人的文化活动的内在价值相等。像当时多数欧洲人一样，华莱士也是文化沙文主义者，他并不怀疑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明显优越。他可能抬高了“野蛮人”的能力，但是，他确实轻视他们的生活。他曾经错误地认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科学，使我们可以根据各种复杂现象推断出预期的结果。甚至我们的游戏，如象棋，都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练习了这些能力。再比较一下我们与野蛮人的语言，野蛮人的语言中没有抽象概念的词，野蛮人的全部追求只不过是满足他们最简单的需要。至于和他们的感觉不是直接相关的任何一般性问题，他们不能去结合、比较或推断。”
文化进化的速度，是达尔文式的进化过程无法相比的。在智人种中，达尔文式的进化依然存在，但是速度很慢，并且对我们的历史不再有影响。已经有人涉及这个地球历史上的疑难，如拉马克式进化就最终可以套用这个过程。人类文化历史的特征在于它是拉马克式的，与我们的生物学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一代人学到的东西，通过交流和书写，可以直接传递给下一代。技术和文化上获得的东西，可以遗传下去。拉马克式进化呈快速和积累式的过程。拉马克主义解释了我们的过去（纯粹的生物变化模式）与我们现在的最主要区别，现在人类的自由度在加大，新东西产生的速度在加快——也许人类在加速走向地狱。
······在过去的15年，对于达尔文强调生物个体是选择单位的挑战，已经在进化论者中间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在这些挑战中，有人认为，选择的单位是在个体层次以上；也有人认为，选择的单位是在个体层次以下。认为选择的单位在个体以上的，有苏格兰生物学家V.C.韦恩—爱德华兹。他在15年前就提出，至少就有社群行为的生物的进化而言，选择的单位是类群，而不是个体。他的观点激起了持正统观念的人的不满。认为选择的单位是在个体层次之下的，有英格兰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他最近激起了我的不满，因为他宣称基因本身就是选择的单位，而生物个体只不过是基因的储藏所。
韦恩—爱德华兹在一部名为《与社群行为相关的动物扩散》的大部头书中，提出了他所捍卫的“群选择”观点。在这部书的开始，他讨论了一个难题：如果只是生物个体经过斗争来增加选择成功，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物种维持了群体的相对恒定，使资源的供给能满足它们的需要？按照传统的达尔文式回答，是外界的食物、气候和捕食者的限度，导致只有那么多成员可以得到食物，其余的则被饿死（或者冻死，或者被吃掉），所以群体数量稳定。而韦恩—爱德华兹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动物通过估量生存环境的限度，来调节群体的数量，相应地也调节了它们的繁殖。他很快认识到，群选择理论与达尔文坚持的“个体选择”观点相抵触，因为群选择要求许多生物个体为了种群的利益约束或者放弃繁殖。
······
但是，动物怎么能知道繁殖份额有多少？除非它们能统计自己的群体大小，但它们显然不知道。韦恩—爱德华兹在他那最令人吃惊的假说中提出，通过群选择，聚集、密集、共同的歌唱及合唱等行为作为有效的统计方法进化出来了。他指的是“鸟类的歌唱、螽斯的啁啾、蛙的鸣叫、水中的鱼发出的声响和萤火虫的发光”。
我们明显降下来的发育速度导致了我们幼态的持续。在哺乳动物中，灵长类的发育速度是慢的。但是我们的发育速度慢到其他哺乳动物无法比拟的地步。我们的孕期很长，婴儿期延迟，在哺乳动物中，我们的寿命最长。持续年轻的形态特征使我们获益匪浅。我们的大脑增大，至少部分原因是我们出生前脑的快速生长延续到以后的岁月。（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脑在子宫中生长很快，不过，出生后的生长都很慢。而我们人类已经将这种胚胎中的快速生长延续到出生后的生命中。)
但是，定时发育本身的变化一直很重要。我们是出色的习得动物，我们儿童期的延长有助于通过教育来传播文化。许多动物的幼体也都表现出易变性，并且像人类的幼儿一样爱玩耍。但是，动物一到成体之后便在行为模式上变得循规蹈矩。洛伦兹在我上面提到的同一篇文章中写道：“真正的人类特征是一直保持着发育状态。这一富有活力的特征是人类幼态持续的本性赐予的一个礼物。”
布尔默最近与一位名叫赞恩·萨依姆·马杰尼普的卡拉姆人合作出了一部值得注意的书：《我们卡拉姆地区的鸟类》。萨依姆提出的鸟类名称中，有70%与西方人的种名对应。在多数情况下，他将两个以上的林奈系统物种合并为一个卡拉姆名字，不过，他识别出的其中的差别，与西方人识别的相同。他还对西方人归为同一物种内的标本做了区分，然而却认识到其中的一致性（例如，对一些极乐鸟，因为雄鸟有华丽的羽毛，他给了不同性别的极乐鸟不同的名称）。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萨依姆遵循了与林奈命名法不同的方式，他用同一个名称指称两个极乐鸟物种的黄褐色雄性，但是他却给每一个物种中有艳丽羽毛的雄鸟以不同的名称。事实上，对卡拉姆人命名的174个物种，包括哺乳类、鸟类、爬行类、蛙和鱼，布尔默只能找出几处矛盾的地方。
柏林、布里德拉夫和雷文最初在1966年发表的研究中，对于戴蒙德宣称的民间名称与林奈系统的种名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发出了明确的挑战，他们当初认为，只有34%的策尔塔尔人的植物名称，与林奈式种名相对应，而且他们认为，大量的“错误分类”反映出文化和实际用途的差别。但是几年后，他们在一篇坦率的文章中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承认民间名称与林奈式的种名之间具有不同寻常的密切对应关系。他们在早期研究中，并没有充分理解策尔塔尔人的等级规则，而且把作为民间不同层次类群的名称混淆了。另外，柏林承认，由于受人类学中文化相对主义偏见的影响，他误入了歧途。我提到他的认错，并非要揭他的短，而是对于科学家中少有的行为表达我的钦佩之情（当然，任何称职的科学家都能够改变对基本问题的看法）。
（博物学、命名学，就像博尔赫斯的故事中，试图画出世界地图而永远不可能完成，地图APP也同理，不如亲身前往，以身体为记录。命名是因为爱，和长期相处，不是因为要争夺署名权。鱼不存在也在讲这个意思。）
当我写信向哈特曼询问有关柯克帕特里克的事情时，他告诉我，不能根据他的钱币虫圈理论来简单地判断他，因为他的海绵分类工作很扎实。但是我之所以尊敬柯克帕特里克，既是因为他的海绵研究，也是因为他那不可思议的钱币虫圈理论。我们嘲笑、不理睬一个疯狂的理论很容易，但这样便不能理解一个人的动机，钱币虫圈就是一个疯狂的理论。我对富有想象力的人比较感兴趣。他们的观点可能是错的，甚至是愚蠢的，但是应该仔细研究他们的方法。只有具有诚实情感的人才会有合理的统一观，或才会去关注那些有价值的异常现象。不同的鼓点常能击出丰富的节奏。
（进展如何？）
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进行常规的核苷酸序列测定。我相信，10年之内，我们便可以分辨出用作比较的纤毛虫和后生动物中的同源蛋白质，排定它们的顺序，测定这些生物之间的相似性，更清楚地了解（甚至解决）这个古老的谱系发生之谜。如果无体腔动物和原生生物最相似，而且可能是通过在身体内进化出细胞膜从而形成多细胞结构的话，那么汉森的观点就是对的。但是，如果无体腔动物是（原生生物的亲近，而且可能是通过形成集落后的整合来形成多细胞结构的话，那么经典的看法便胜利了，即所有后生动物都是以合并形成多细胞的方式产生出来的。
在20世纪，由于人们侧重于对生物适应的研究，使生物的谱系研究很不应该地衰落了，但是谱系研究的魅力并未丧失殆尽。比如，看一看汉森的方案中暗含的我们与其他多细胞生物的关系。动物学家几乎都赞同，高等动物成为多细胞生物的方式与扁形虫成为多细胞的方式差不多。如果无体腔动物是通过纤毛虫的多细胞化进化来的话，那么我们的多细胞身体就与单一的原生生物细胞同源。如果海绵、刺胞动物、植物和真菌的多细胞都是通过合并方式形成的，那么它们的身体便与原生生物的集落同源。因为每一个纤毛虫细胞与原生生物集落中单个的细胞同源，所以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我确实是根据如实的含义），整个人类身体与一个海绵、珊瑚或植物中的单个细胞同源。
（进化是个体的选择。）
那么，对于这些从生物地理和生物的结构角度提出的有袋类劣等的说法，能够提出什么样的挑战呢？我的同事约翰·基尔希最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基尔希援引P·帕克的工作指出，有袋类的生殖是另一种适应模式，并不是低等的途径。有袋类确实从未进化出一种机制来关闭母体的免疫系统，并使胎儿在子宫中完全发育，但是早出生同样是一种适应策略。母体排异并不意味着身体式样的失败，或丧失了进化的机会，它可能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克服生存严酷性的完全正确的途径。帕克的观点重申了达尔文的核心论点：个体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自身的生殖成功而斗争，即提高自己的基因在后代中的份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生物可能（无意识地）遵循了某些极为不同但同样成功的策略。胎盘类把大量的时间和能量投入到母体中的后代。这样的付出增加了后代成功的机会，但是这样也使胎盘类的母亲承担了风险。如果失去幼崽，那么它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生命中大部分的生殖努力，从进化的角度看，就是一无所获。有袋类的母亲生出的幼崽死亡率更高一些，但是母亲的生殖消耗并不多。有袋类的孕期很短，作为母亲可以在同一季节再次配育。而且，新生儿个头儿小，对母亲的能量消耗小，快速便利的出生还会降低母亲的危险。
我们一般喜欢怜悯宠物老鼠和沙鼠，它们顶多能活一两年。它们的生命那么短暂，而我们则可以经历一个世纪中的大部分时光。不过，我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要指出，我们不该有这种怜悯（当然，我们个人的伤感是另外一回事，科学与这种情感无关）。在《雷格泰姆》中，摩根正确地指出，小型动物与大型动物本质上相似。它们的寿命与它们的生命节奏是相应的，而且，它们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生物学时间。小型哺乳动物的生命节奏快，新陈代谢迅速，寿命短暂；大型哺乳动物生命节奏缓慢，寿命长。根据内在的钟来衡量，大小不同的哺乳动物的寿命差不多。
我们由于根深蒂固的西方思维习惯，无法把握这个重要而令人舒心的概念。我们从很小的年龄起，受到的教育就是把绝对的牛顿式时间作为衡量合理客观世界的唯一有效尺度。我们根据我们厨房里的钟表，来一律地看待所有事物。我们对老鼠的快捷感到惊讶，对河马的迟钝感到厌倦。然而，每一种动物都是在按自己的生物钟的适当节奏生活着。
这个世界中有很多信号我们接收不到。小型生物生活的世界中有我们不熟悉的力，许多与我们大小差不多的动物感觉的范围远远超过我们。蝙蝠利用声音反射来避开障碍，我听不到这种声音的频率，也许有些人听得到。有些昆虫可以看见紫外光，有些昆虫则可以在花中“看不见的”花蜜引导下找到食物，并把花粉带到另一朵花上，使花受粉（植物的花上之所以具有方向性彩色条纹，完全是为了自身的需要，并不是为了给昆虫提供方便）。
我们感觉不到的东西太多了。在我们周围的自然界中，就有很多令人着迷并且很真实的东西我们看不到（听不到、嗅不到、接触不到、尝不到），但是如果认为凡是我们感觉不到的东西就是新奇的力量，我们便会陷入迷惘与糊涂之中，便会上当受骗，便会以为那些平庸的魔术师真能看到我们视野以外的超验世界。超感觉现象可能是一种错觉，是江湖骗子的庇护所。但是在鸟、蜂和细菌中却有胜过我们“超人”的感觉能力。我们可以利用科学的仪器去感觉和理解我们原本感觉不到的东西。
地质学给我们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时间是漫长的。我们经过思考，无疑会理会这一点，并脱口说出地球的年龄已经超过45亿年。但是大脑的思考和内心的赏析是不同的事情。45亿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数字，我们可以借助比喻和想象来强调，地球已经存在了很久，而相比之下人类经过的进化历程是多么微不足道，更不用说我们个人的生命只能算是宇宙中的毫微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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