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记时发现有中文版《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这个标题倒是比原标题好不少，内容比《语言恶女》差远了。
当我和一个新团队一起工作时，把某些设备称为“fucking piece of shit”往往是一个必要的入会仪式。
如今，我们确实不再相信脏话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没有人期望“去他妈的”这样的诅咒会造成比些许自尊受损更大的伤害。然而，其中仍然涉及一种词语魔力：骂人、诅咒、不良语言、污言秽语、淫秽之词——管它叫什么——都利用了禁忌，而力量就蕴藏于此。
更正式地看，几位语言学家曾尝试界定究竟什么构成脏话。其中之一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马格努斯·柳姆教授，他是脏话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他在 2011 年出版了《脏话：跨文化语言学研究》，在其中，基于他对数千个例子的研究以及它们共有的特征，他将脏话定义为：
究竟谁有权决定什么构成真正的脏话？答案是：我们所有人。在我们自己的社会群体、部落内部，我们决定什么是禁忌，什么不是禁忌，以及哪些禁忌出于情感或修辞目的可以被打破。
在 19 世纪末期，对“精神失常”——这个涵盖一切的术语，包括从癫痫到抑郁、精神分裂到中风后遗症等——的治疗是在疗养院进行的。在 19 世纪中期，伦敦臭名昭著的贝德莱姆疗养院中只有 10,000 人，但到了 1890 年代，超过 100,000 人被关在里面，常常被束缚在束身衣或手铐中，用溴化物镇静，不论他们患的是什么病。
我的假设是，骂人开始得很早，它是促使我们发展语言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学会骂人，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灵长类动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骂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痛苦和挫败感，有助于建立更紧密的社会群体，并且是一个迹象，表明我们可能就要爆发，这意味着它可以防止暴力。如果没有骂人，我们就只能求助于咬人、抓挠和抛粪便等我们的其他灵长类亲戚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方法。
也许正因这种羞耻感的联系，“DIRTY”（脏）很快变成了侮辱性的词语，用于当瓦许欧不希望人或动物做某事时。这不是瓦许欧被教导的行为；她自发地开始将“DIRTY”用作贬义词，并在感到沮丧时当作感叹词使用。当我们将禁忌内化时，无论是黑猩猩还是人类，都会与这个概念建立起情感联系。禁忌话题的词语不仅能引发强烈情绪；在我们经历强烈情绪时，这些词语会立刻浮现在脑海中。例如，当福茨不让她离开笼子时，瓦许欧就用手语表示“DIRTY 罗杰”；当一只猕猴威胁她时，她则表示“DIRTY 猴子”。
事实上，“MONKEY”（猴子）成了瓦许欧对任何不会用手语的其他灵长类动物带有一些贬义的手势。令人沮丧的是，似乎侮辱性词语是我们语言中另一个根深蒂固的部分。
黑猩猩并不是原始的人类。它们有自己独特的基因和进化历史。但它们是我们的近亲，通过研究它们，我们填补了自己进化记录中的一些空白。它们拥有我们的幽默感、同情心和学习能力，也拥有我们的冲突和挫败感。Washoe 和她的大家庭向我们展示了，无论我们的祖先做了什么，他们几乎在学会说话的同时就开始咒骂了。
黑猩猩能够交流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终于有了证据，证明地球上有非人类的智慧生命存在。多年来，在我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一直在争论如果有一天我们成功创造出非人类智能，应该怎样对待它们的道德问题。但非人类智能其实早已存在：黑猩猩可以思考、感受、想要、悲伤、教学、害怕，并且有羞耻和同情心。它们的自我意识足够强，可以进行交流，它们的内心生活足够复杂，能够识别禁忌，从而能够咒骂，而且它们有强烈的感情推动它们去咒骂。
在保留骂脏话的权利的同时，男性也保留了表达更广泛情绪状态的力量。正如职场中的脏话所展示的，它是一种强大的开玩笑、建立联系和成为团队一员的工具。女性之间的玩笑式辱骂从语言中被剔除，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间接，有时甚至虚伪的互动方式。那些坚持女性语言应保持纯洁的人，让女性在数个世纪中失去了最有力的语言工具。
当然，事情已经开始有所改变？我，一个女性，正在写一本关于脏话的书。据我所知，我的朋友们并没有因为我对禁忌语言的痴迷而蔑视我；我的性别从未让我觉得我不应该说脏话。研究显示，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地使用脏话和其他同样有力的语言形式，但同样的研究也显示，女性这样做仍然面临更大的社会风险：男性说脏话更可能被认为是在开玩笑或很坚强；而女性则更可能被认为不稳定或不可靠。对此，我只能问：这种混蛋说法到底从哪里来的？
当语言学家戴博拉·坦纳研究男女的对话风格时，她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愿望和意图。他们也更可能以反驳来打断对方，而女性则尊重“轮流说话”的规则，只有在同意说话者时才更可能打断。
女性词汇中缺少不文明用语，这意味着我是异类吗？当然不是，如果女性占所有公开记录的骂人事件的近一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实证明，女性骂人的类型和多样性与男性骂人非常不同。在兰卡斯特虐待语料库（一个类似于 BNC 但仅限于不文明用语的数据库）中，托尼·麦克纳里教授发现英国女性骂人的可能性与男性一样大。 11 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女性倾向于使用较温和的不文明用语（“god”、“bloody”、“pig”、“hell”、“bugger”），而不是她们的男性对应者。
在没有男性在场的情况下，她们骂起人来要自在得多。
my personal favorite is the phrase “ovary overflow” for an attractive man.
罗德斯大学格雷厄姆斯敦校区的维维安·德克勒克博士发现，青少年女孩和同龄同背景的男孩一样，懂得并使用粗俗语言。事实上，这些青少年女孩对男孩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众多形容词，无论他们丑陋还是英俊：我最喜欢的短语是“卵巢溢出”，用来形容一个英俊的男人。
他们发现，女性是否骂人最重要的预测因素是她是否结婚：那些拒绝妻子和家庭主妇身份的女性更容易感到骂人是舒适的。对于一些研究参与者来说，似乎有一种过度抗议的成分：那些想要获得解放但仍在努力成为解放者的人，比那些已经觉得自己完全解放的女性更可能使用骂人话。
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大多数骂人话既不是攻击性的，也不是痛苦的爆发。它是出于有意识的目的而选择使用的。讽刺的是，原本旨在限制女性权力的行为，实际上却带来了一种间接的声望。这些女性拒绝接受语言上的限制，做出了有意识的声明：“认真对待我（motherfucker!）。”
当女性骂人时，她们通常出于和男性相同的原因。但发现女性事实上也会骂人，让一些研究者感到困惑。虽然还没有研究专门探讨男性骂人的原因——也许因为人们认为这是默认的、正常的，不需要解释——但女性骂人似乎需要一个解释。
卡伦·斯特普尔顿的论述最为精彩：“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说脏话因语境而异。当女性说脏话时，她们是在表达对其他人的信任。当你能够与某人放松并一起说脏话时，这意味着你信任他们。”男性也会这样做，但对于女性来说，这种信息尤为强烈。“说脏话对女性来说仍然受到更多限制，风险更大。但这正在缓慢改变。性别差异正在缩小一些，但并未完全消失。还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应该坚持下去。说脏话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在社交和情感上都是如此。如果男性和女性想要平等沟通，我们在被允许表达自己的方式上也需要平等。去他的社会谴责。让我们允许男性哭泣和女性说脏话：我们需要这两种表达方式。
“如果女性哭泣得少，她们就会更多地咒骂……如今，她往往不是晕倒或突然哭泣，而是先咒骂，然后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旧式风格的巨大进步。”
对休斯顿女士来说，她的母语是那门更自由、更自发、更具情感表达力的语言。她说，这就是她选择用它来说脏话的原因，因为这些词更容易从她口中说出。这是一种常见的反应，尤其是在我们用感叹式骂人话释放情绪时：说脏话之所以如此有力，不只是因为我们熟悉这些词，更是因为我们的感情表达更加流利。
虽然在童年之后仍有可能流利地掌握一门语言，但有证据表明，成年后习得的语言永远不会达到童年早期习得语言的情感力度。
我们不能仅仅在字典里查那些脏话：当然，这从未阻止过我。真正理解另一种语言中骂人的力量，唯一的方法是体验它，在生活中或从真实的文化中。我们必须沉浸在感受中，才能学习骂人话的真正含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人随着年龄增长，发现学习语言中细微差别变得更困难的原因。
诅咒就像芥末；是一种极好的成分，但绝非一顿好饭。我们需要语言中的这部分保持其效力、其略带冒险的性质，否则它就不是诅咒了。我们放弃那些不再给我们足够强烈冲击的词语，并开始使用那些已经承担起禁忌之词重任的词语。
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诅咒的起源，但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在重新创造它，就在它似乎失去力量的时候。我们需要诅咒，无论我们是如何发明它的，我很高兴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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