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的第一所学校是梅尔兹利亚科夫胡同佐格拉夫—普拉克辛娜音乐学校，我入这所学校时是最小的女学生，不满六岁。接着是第四中学，我上的是预备班。1902年秋季我随同患病的母亲去意大利热那亚附近Nervi小城里维拉，在这里初次认识一些俄国革命家，了解到革命的概念。写一些革命诗，在日内瓦发表。1902年春季入法国洛桑寄宿学校，在这里读了一年半。用法文写诗。1904年随母亲去德国黑林山，秋季入那里的弗赖堡寄宿学校。用德文写诗。当年我最喜爱的书是威·豪夫的《列希登斯泰因》。1906年夏季随母亲返回俄罗斯。没等到达莫斯科，母亲便于塔鲁萨市附近的沙丘别墅中逝世。
1906年秋季入莫斯科冯—杰尔维兹寄宿中学。写革命诗歌。在冯—杰尔维兹寄宿中学之后，入阿尔弗罗夫中学，之后入布留霍年科（走读）中学六年和七年级。有几年在国外——在巴黎和在德累斯顿。与诗人埃利斯和语文学家尼伦德尔建立了友谊。
《列希登斯泰因》（1826）为德国作家威廉·豪夫（1802—1827）的长篇历史小说。
埃利斯是诗人、翻译家和评论家、象征主义理论家列夫·利沃维奇·科贝林斯基（1879—1947）的笔名。茨维塔耶娃姊妹于1908—1909年与他相识。1914年玛·茨维塔耶娃曾将长诗《魔法师》献给他。
不——我喜爱过。我喜欢过——音乐。我只是不喜爱——自己的音乐。对于孩子来讲，没有未来，有的只是现在。（对他来讲现在——就是永远。）可是现在有的却是音阶，还有加农练习曲，还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因其短小而使我感到屈辱的“小话剧”。而且我的未来的千古绝唱对我来讲绝对是那个叫尼古拉或者Henri的丈夫。她当年很惬意，在钢琴上无所不能的她，像天鹅落到水面上一样弹键盘的她，据我的记忆上三课就学会弹吉他并且用吉他演奏音乐会的作品的她，像我读书一样读乐谱的她，——她“喜爱音乐”是很惬意的。她身上有两种音乐的血统——父亲的和母亲的，汇合一起，大概这两种血统造就了她的整体！她根本未加考虑，她自己便把我身上的与她的血液——不相融合的——不曾汇合的血液联姻而成的另一种、语文方面的以及明显地大陆性的血液，同她本人的、歌唱家的、抒情性的、一种本能性的血液加以对比。
母亲——用音乐浇灌我们（从这个后来转化成抒情诗的音乐当中，我们再也没有漂浮出来——见到天日！），母亲犹如洪水一样把我们淹没了。
还有，也是带画儿的，是瓦列里娅用水彩颜料给她大学的女友们在纪念册里画了许多次的画儿：穿着深褐色衣服的老太婆，佩戴一只耳环，肩披方格大方巾，像我们的母亲那样，而鼻子和下巴紧贴一起，刚好能插进一把刀，——一个算命的女人。
给我算算命吧，老太婆，
已经很久了，我把你等待。
一个吉卜赛女人，衣着旧破，
头发蓬乱，向她走来。
“衣着旧破，头发蓬乱！”安德留沙仿佛扯着嗓子唱着，只是希望让女歌手碰上这行。演唱被逼迫唱完了，而歌曲——他还是喜欢的。“是的，花儿用神秘的语言、心听得懂的语言对她说。她的嘴角上流露出微笑，心儿里充满了雷雨和欢乐……”
而且，就完全另外一种意义来讲，我与大海的相见恰恰是与它的诀别，双重的诀别——与奔放不羁的元素的大海的诀别和与真正的大海的诀别；奔放不羁的元素的大海虽然在我面前并不存在，但是只要我转过身去背对着真正的大海，便能用白色的板岩在灰色的板岩上使它重现，而那真正的大海虽然在我面前存在，但是由于那第一个大海，我已经不可能爱它了。
我再说点儿：我幼年时代把元素与诗歌等同起来的无知，原来是远见：“奔放不羁的元素”原来是诗歌，而不是大海，是诗歌，就是说，是我永远也不能与之诀别的惟一的元素。
奇怪的是，我从老皮缅处上了轻举妄动的——没有成为习惯的——第一课。这就是那第一课，白纸黑字，娜佳的一本深红色的、当时在瓦列里娅姐姐那里放着的纪念册。
我匆匆忙忙在闲暇时分
写上十行小诗献给您。
请接受姊妹和友人的忠告——
我的挚友，对男人莫要轻信！
你总是开怀大笑，生性欢欣，
在你那小脑袋里微风吐熏，
然而你若是不愿意哭泣——
我的挚友，对男人莫要轻信！
就让他们向你明誓忠贞，
就让他们扳起扳机要挟自尽，
好吧，即便他们粉身碎骨——
我的挚友，对男人莫要轻信！
而如果你当真轻信了他们，
他们便会给你以教训，
这一教训让你永世不忘——
我的挚友，对男人莫要轻信！
**老年人的主要特征是：虽然暗淡失色，却经得住黄金对眼睛的刺激，因为所有的老年人都是用黄金铸成的：越老——黄金就越多，越衰弱——就越辉煌，眼睛越晕花——胸脯就越耀眼。**雕像也是如此，不过是另一种样子。如果说青少年大公是形体的雕像——栩栩如生的大理石，那么显贵们则是材料的塑像——老朽的、臃肿的、充满死亡的石灰气味的骨架的僵硬（俄文没有恰当的词）的石膏雕像。我永远也忘不了，有一个小老头在楼上绊倒了，便一直躺着不动，只是转动着脑袋，直到我丈夫从上边跑到他跟前，小心谨慎地，但却全力以赴地把他扶了起来——犹如扶起一个洋娃娃。我说“洋娃娃”，是指那些女士。白皙的、同样的女士，有着同样长的颈项，由于紧箍着脖子的高领而变得特别长的颈项，穿着同样高的紧身胸衣，梳着同样高的“门洞式”的发型，也许是年轻的女士，也许是年老的女士，即使是年轻的女士，那也是年老的女士，不是年老的——上年纪的女士——而是生活中不存在的某种年龄的、集合体年龄的女士，这种年龄是由时日、地点和服装创造的——而或许是由博物馆顶上流泻的均匀的摄影时采用的立体光线所创造的…………这些洋娃娃具有这种远非儿童的东西所应具有的那种庄严肃穆、恐怖可怕和魔法魅力。三重的白色——墙壁、白发、妇人的白色，只是背景，只是这个黄金铸成的不断地走下坡路的老年的帕克托尔——穿着金银边饰衣服和佩戴着勋章的帕克托尔的河岸而已。在这崭新的建筑物和不断老朽的观众之间，在这不曾有人踏过的地板和不断衰弱的走在它们上的腿脚之间，还有一种惊人的矛盾。幻影（雕像）、幽灵（达官贵人）、梦境（那一大群栩栩如生的大理石雕像）以及洋娃娃们···我斗胆地说一句，那些雕像在博物馆生存的那第一天较之活人看上去似乎要有生气，不仅看上去似乎，而且确实是有生气，因为它们当中的每一座由大师怀着真正的关怀铸成的雕像，都是我父亲怀着真正的全部爱的关怀，亲手从刨花中取出来的；每一座雕像都是靠着同样充满爱心并且养成了爱的普通人的双手安放在为它准备好的地方的，随之退后一步，对每一座雕像都要感叹一声：“真棒！”而这些达官贵人和女士们呢，看上去似乎已经没有人，而或许，从来就没有人爱过，正如她们没有爱过任何人和任何东西一样……
这篇长文在文学工作者那里称作报纸的底栏。这说得正确。基麦里亚的悬崖和我的亚历山德罗夫丘陵，整个儿科克杰别里和它的高雅情调，整个儿曼德尔施塔姆和他的高度的忧思在这里被降低到日常生活（从来不曾有过的日常生活！）的底栏。
我不知道，一般来说，该不该对诗歌从生活方面逐行加以分析：何人——何时——何地——与何人一起——在何种情况下，等等，就像尽人皆知的中学生对所有诗歌所做的游戏那样。诗歌把日常生活磨成粉末并且加以弃之，于是传记作者仿佛爬着去寻找剩余的残渣，竭力用它们堆造起往昔。用意何在？让这位活生生的诗人离我们近些。难道他不知道，诗人在诗歌中是活生生的，而实质上是遥远的？
但是我不想辩论，因为传记作者对往事（记录）拥有正当的权利。而我们的事情是从这一记录中吸取有关的教训。有一点很重要：要让记录真正是记录。
如果想写往事，那么就应当了解它；如果想写诋毁文章，那么就该换一下姓名或者等上一百年。我们大家实际上还都没有死！如果文章的作者和他的主人公在一个地域内居住，也就不会出现这篇文章了。可是这样……在遥远的他乡……是的，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重逢……可是在这里，笑料的诱惑和轻易的成功的诱惑在那些喜欢阅读诗人的诗歌的人心里却成了对诗歌的诽谤的诱惑。
离别的不负责任和距离的不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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