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困惑，像所有四足动物的困扰一样，首先是关于生存的：在一个发条不断失灵，只能持续疯转的老牌资本主义社会里，跟不上速度、随时会被离心力甩出去的人，如何才能有尊严地活着？
非此即彼的左右之分也不是答案。人们穿着防弹衣，把身上的人味去掉，把肉身竖立成观念的靶子，结果社会变得越来越分裂，这才是现实，这也是我此后花了近两年时间、走访民间社团、撰写《英国民间观察》的缘起。我希望人们能够抛开成见，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抵抗自身的原子化和孤独。
这些社区活动的参与，为我的个人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转机，它让我认识了不少朋友，让我不再因为外来者的身份而倍感孤独。
里士满虽美，我和布莱克小姐却什么也买不起，顶多在一间叫“保罗”的法式咖啡馆里喝上一杯热巧克力（当年是3.25英镑），再在河边听流浪歌手和乌鸦合唱几曲情歌，就差不多得坐上返程的公交车了。
一番舟车晕浪，直到又看见路标上的“豪恩斯洛”，我才总算活过来。比起里士满，我更爱豪恩斯洛，因为它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豪恩斯洛的露天市集上有很多“一碗一英镑”（Pound-a-Bowl，这几个字要连读，要吊嗓，还要拖音）——就是一英镑一脸盆的果蔬。刚开始发现“一碗一英镑”时，我还以为自己发现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一脸盆有8个红椒或3把香菜，7个柠檬或1把大白菜，4根黄瓜或12根香蕉，8个牛油果或9个梨……通通都只要一英镑！世上怎会有这么便宜的菜呢？当我几乎要信耶稣时，才猛然发现这些都是批发市场的准过期菜，拎进厨房的一刻就开始速朽。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一碗一英镑”，它让我深深领会了“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真谛。
收银台旁一位妙龄辣妈，打扮成Lady Gaga的样子，冲着自己三四岁的女儿破口大骂，一边尖嚎，一边求上帝不如杀了自己算了……几个耳洞被手术钢圈撑得核桃般大的少年，倚在门边，见怪不怪，吸着卷烟，冷漠地望着偶尔被车前灯照亮的、坑洼满面的沥青马路。
生活在这种状态里的人，假设脑袋里也有一间14个足球场大的仓库，恐怕13.99个足球场已经被天价房租、房屋税、水电费、汽油费以及一个“零合约”的未来载满了吧？剩下最后一小块空间，你希望用它来承载什么？自制力？对低糖食品的热望？一顿边听歌剧边正襟危坐、细嚼慢咽100克鲑鱼的晚餐？
这招没戏以后，为了保证儿子一天能吃上三顿饭，她为自己减去两顿，饿得不行就往茶里放糖，靠着6勺糖的热量，苦心钻研如何用1英镑活一天。她用8.7便士1枚的鸡蛋做蛋饼，并写了一本穷人美食圣经《饥饿之殇》（Hunger Hurts），一举成名。
然而当资本主义需要找寻贫穷的替罪羊时，被谴责的往往不是那些巨型养鸡场、患巨人症的超市或者赚得脑满肠肥的地产业和金融赌场，而是“不懂节制，有绿色鸡蛋不吃，偏要吃速成鸡蛋的穷人”——正是这些“贱人”造成了全民医疗服务（NHS）与饮食相关的、每年58亿英镑的医疗开支。
贫穷依然是一颗砂砾，住在我的眼睛里，我只能把它看得更仔细。
**在所有形容“贫穷”的英文词汇里，我觉得“dirt poor”这个词最贴切，因为“灰尘是最势利的，当你衣着光鲜它退避三舍，当你破衣烂衫它就从四面八方猛扑而来”（乔治·奥威尔语）。**一个人怎么会落到“dirt poor”的境地呢？除了那些一夜之间赌光祖坟的富家孽子，“博根计划”给出了五个答案：历史成因（比如被压迫和剥削过的殖民地）；战争；国债；歧视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恶化和自然灾害。
若按最坏的逻辑推理他的处境，画风估计是这样的：卖掉供了不到两年的房子，租房并靠所剩不多的卖房款生活。银两耗尽后仍未找到工作，被房东赶出来，只好申请失业住房津贴和失业补助金。由于原来的廉租房都已差不多卖光，为富不仁的政客们根本不想再建什么“廉租房”，导致等候政府安排住房的人数超过了104000。为了不露宿街头，只能拖家带口投靠父母，七个人挤在两居室里。
（人工少，人力贵的欧美未来）
（不让富人心安，也可以是一种策略）
这几乎是一道启示：今天我们谈起贫穷，谈论的不再只是埃塞俄比亚或委内瑞拉，甚至不是希腊，而是一个中产阶级正在萎缩的第一世界。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世上那些贫苦的人？”有人问。
“不要做道德审判，不要给他们扣上各种罪名。”这是史蒂文在离开演讲厅时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们中最殷实的，本地有两三栋宅邸，在西班牙还有度假屋，可以没事就到园艺中心喝杯咖啡，吃个午餐，见见老朋友什么的；他们中算不上太富裕却也不愁吃穿的低中阶级（Lower Middle Class），也可以每季度来个一次性大采购，备齐应季鲜花、营养土、鸟食和供养松鼠的花生米。下午茶、三明治加果酱，18英镑两位；或一杯4.95英镑的咖啡加块司康饼，临走时顺便买盆“买一送一”的兰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据说这个国家除了疯子，没人会嫉妒女王，但嫉妒这拨老人的年轻人，却大有人在。
（土地！！！）
1953年2月6日，玛丽15岁，糖票总算寿终正寝。那天下午，放学的钟声刚刚敲响，孩子们便从校门里涌出来，千军万马，奔向那久违的甜。那时超市还未占领大街小巷，卖糖的基本上是些老式的杂货店。水果糖、乳汁苹果糖、牛轧糖什么的，全都装在圆鼓鼓的玻璃糖罐里，卖时掏出几颗，撒在老黄铜秤上称重，称完了再放入油纸袋。廉价、体积大，那种蜡像一样能放几个世纪的硬糖，最抢手。
托马斯的父亲在五个兄弟姐妹里排行老三，虽然成绩不错，却没钱上文法学校，所以14岁就辍学进了电器铺，起早贪黑，胼手胝足，半个世纪就过去了。“耳朵聋了，脾气不好，嗓门极大，特别节俭，把1先令硬币大的巧克力切成4小粒，分给我们吃。”这是托马斯的儿子克里斯对爷爷的回忆。托马斯不怕劳累，只希望能活得比父亲稍微“宽裕”些。“过上勤劳而宽裕的生活”，恐怕就是他的全部理想了——对于他那一代的英国人而言，也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在英国八年，我不止一次听到长辈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他们的工作、闲暇和娱乐，比起后者，工作才是生命的点金石。他们对自己的首要定义，基本上就是吃苦耐劳者（hardworking man）。
号称自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于闲适慵懒、几乎不工作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推崇，引来诸多非议；那些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异化的理论，甚至通过立法减少工作日的举措，都把工作看成了“诅咒”，全然忽视了它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你看，就连马克思主义者E.P.汤普森（E. P. Thompson）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广大劳动者，也逐渐适应了资本主义的这套价值观：守则守时，严肃对待贸易交付时间、工厂纪律，以及对稳定、持续工作的需求。
以伦敦为例，从1800到1850年，伦敦人口暴增一倍。贫民窟丛生，老旧的下水道不堪重负，粪便囤积在自家粪坑里，不管童工们如何彻夜挑粪，也还是无法改变伦敦的卫生状况，泰晤士河成了化粪池，连井水也浸满了排泄物，鼠蝇肆窜，霍乱蔓延。英国作家李·杰克逊（Lee Jackson）在《又老又脏的伦敦》（Dirty Old London）中写道：“尿液不但让大气中充满了氨分子，连店铺的油漆都被浸到褪色了。空气有多脏，看一眼摄政公园（Regent’s Park）里的羊就知晓，从一头白羊变成黑羊，只需几天时间。”人模狗样的才俊们，一天得洗好几次脸，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摄政公园的羊……
当时的环境，也确实为新兴中产阶级的诞生提供了一些土壤。工业革命的隆隆车轮，加上各种划时代的发明（如抽水马桶、照相术、香皂、冰激凌、剃须刀、电影……），加速着经济繁荣，亦带动了海外贸易、殖民地贸易、军工业、金融业、保险业、航运业、铁路和旅游业等新行业的发展，对文员、秘书、经理、教师、工程师、律师等白领工作的需求随之而生。与此同时，不断革新的社会制度，比如1832年保护中产阶级利益、抑制大地主和贵族勾搭的《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1867年进一步推动工人取得选举权的《1867年改革法案》（Parliamentary Reform Act 1867），1870年规定5—13岁的孩子必须上学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Elementary Education Act 1870），以及在整个19到20世纪初不容小觑的“妇女选举权运动”（Women’s Suffrage Movement）和1928年妇女投票权的全线确立……都在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推波助澜。
19世纪的英国漫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曾画过一幅《蜂箱图》（“The British Beehive”），试图用“蜂后—雄蜂—工蜂”这个高度严密的等级结构，来阐释裘德式的悲剧。在《蜂箱图》里，高高在上的，是女王及其皇亲贵族，嫡传蓝血，神授君权，凛然不可冒犯；往下是上议院（House of Lords）和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再往下是所属的各种机构：传道、司法、立法机构等等，这些机构的掌权者，组成了英国的精英统治阶级；再往下，是上流社会的腹地，统率医学院、科学院、人文学院、媒体、艺术学院等各大阵营；再往下，是商人和小资产阶级，比如茶商、糖商、作坊主、肉贩和小农场主等；蜂箱的底层，是洗烟囱工、砖瓦匠、矿工和马夫等，即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不是塞缪尔·斯迈尔斯打鸡血似的“五条箴言”，而是“搞清楚你在蜂箱第几层”（Know your place）。而向下等人传道的经书都是这样写的：“主啊，请让我在你安排的位置上心满意足吧！不嫉妒比我有钱、比我地位高的人，此生此世，让我在穷困和孤独里知足吧！”
当然，19世纪也有一些例外人物，比如查尔斯·狄更斯。可12岁辍学、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每周挣6先令的童工里，又有多少人可以成为狄更斯呢？大部分的穷人，别说跻身中产，能活到30岁，就已经很值得庆幸了。对于女性来说，情况更惨。受过教育，当上家庭教师（governess），并嫁给富豪男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恐怕除了简·爱，再没几个。大部分的家庭教师，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不能和主人同台用餐，亦备受仆人冷落，孤零零地夹在两个阶层中间，薪水低得补不起靴子，也付不起手套的干洗费。19世纪，普通白领文员，周薪不过5英镑5先令，连伦敦巴士司机的收入都不如。亿万富翁山姆·泽尔大概不晓得，今天的情形也好不到哪去，很多人打三份工，别说年薪393941美元，就是国民基本收入也达不到。同样，绝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山姆·泽尔出生于富裕的犹太商人之家，其父是成功的粮商和珠宝批发商。
“说来话长了……我的前东家，是我在文法学校的老师，他在自家后院搭了个棚子，让我做点茶几之类的家具。做好了，我俩就把成品扛上小拖车，拿到镇上去卖。有的商店需要展示台，看我的茶几做得好，就买下了……”托马斯从我手中接过小笔记本，一边讲述，一边试图记下自己承星履草的四十八年。
“自己的作品，要是别人说不要，岂不是很难堪？”
“那就多走几家呗！整个埃塞克斯郡，我俩都走遍了。一家家敲门，喜欢我的家具的人，还真不少呢！没过多久，我俩就搬到镇中心的一栋库房里了，团队的规模也壮大到10个人。1966年，我还去了伦敦进修，获得了皇家特许的一级木工许可证，接着又拿到了英国家具协会颁发的荣誉证书。“看我挺卖力的，前东家就把我提拔为经理了。那时候，大家都没防尘概念，顶多也就戴个口罩。车间里弥漫着厚厚的木灰，我们看上去像长了身绒毛，吸尘管道和鼓风机什么的，都是后来的事了。20世纪70年代，工厂壮大到近百人，我们的家具开始销往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在苏格兰还设了分厂。每周，我都要开车去一次苏格兰，单程五六个小时，监工完了再开回来，到家都快凌晨了。那时我一周工作6天，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忙到傍晚6点，午间只有30分钟的吃饭时间。别人有双休日，但我们没有……”
（同比就是七零后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共性，全世界是连在一起的）
“20世纪90年代工厂达到了全盛，此后就慢慢萧条了……”他那亢奋的语调终于缓慢下来，目光有些黯淡。
“没有，一分钱的养老金都没有。我退休时是2002年，英国还没颁布强制性的雇员职业养老金（Workplace Pension）法案。我们这一代人，只有国家养老金（State Pension）。玛丽也一样，她先是做接线员，然后进了一家生产塑料薄膜的工厂，之后在我的前东家那里帮工，然后又去了房建公司……除了带孩子的那一两年，她这辈子都在工作，所以她也有养老金。对吧，玛丽？”托马斯自豪地拍了拍玛丽的肩膀。
国家养老金诞生于1908年，最初，只有70岁以上的老人才能领到，且只有5先令一周。1948年，工党政府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改为男性65岁，女性60岁，并推出了国民保险契约。按此契约，托马斯和玛丽从工作第一周起，每周缴纳一定数额（约中位数周薪的5%）的国民保险金（National Insurance），缴足30年，到达退休年龄后，每人每周就能拿到125.95英镑的满额养老金——这是2016年之前的待遇。2016年后升了点儿，有164.35英镑。国家养老金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管你是清洁工，还是银行经理。对于不得不辞职在家照顾0—12岁孩子的妇女也一样，照顾了多少年，就能获得多少年的国民保险积分（National Insurance credits），凭积分同样也能领到一定数额的养老金。除了养老金，托马斯和玛丽那代人还有冬季供暖费（65岁以上200英镑/户，80岁以上300英镑/户）；因玛丽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和膝关节严重劳损，托马斯作为她的全职看护，每周还能获得64.4英镑的看护费——这笔钱，正好够付私营护理中心每周上门三次、每次45分钟、每月230英镑的洗澡费。此外，65岁以上老人的巴士费，75岁以上老人的电视费，也是全免的，坐火车还有三分之一的折扣……
只需掐指一算，就能算出来，倘若没有全民医疗服务，托马斯和玛丽一家五口，随便谁，一场大病，房子估计就保不住了吧？不单是全民医疗服务，还有每个孩子16岁前，每周15英镑左右的儿童补贴，还有三个孩子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失业和残疾救济金，以及让这对老夫妻此刻赖以为生的国家养老金和各种补助……这里面，没有一样，是托马斯的前东家，即资本家提供的。所有福利和保障，是托马斯和玛丽用其辛勤劳动，用近半个世纪的基本收入税（basic income tax rate，20%—30%不等），以及一个运作精密的福利制度换来的。从中抽取任何一项，托马斯之家的中产地位，是否还能固若金汤呢？
当一套套房子，以50万英镑左右的市场价值，以四年一套的速度，源源不断地落入私营养老院（仅仅是养老院，还不是医院）之手的时候，你是否会终于产生某种国民财富众流归海，最终纳入那1%的既视感？
“一部分是因为看护工资太低——肯定有看护会说，屎一样的工资，不做也罢。当然，大部分的看护还是有良心的，尽管薪水低得匪夷所思，比如像我这样追求人间和谐圆满的白痴。老实说，那种圆满带来的满足感，还真能让人变得有点强大，感觉做完一个12小时轮班，还能去一趟健身房。”
每个周末，她都会跑到剑桥的一个舞蹈班学探戈，65岁以上有折扣，但一节课的学费至少也要8—9英镑。为此，她很省，总是吃那种一小块就能让人产生饱腹感的高热量袋装甜点。也没见她买过什么昂贵衣服，除了舞鞋。“一双探戈舞鞋最少也要90—100英镑，好鞋就是好脚，省不了啊！”72岁时，她迷上了探戈，这致命的爱，一点都不比17岁的初恋省心，何况她还患有帕金森病，双手必须紧握在一起，才能防止它们弹簧式地抖摆。
那些友善的老人，甚至包括我的公婆在内，全都无视我们的未来，投了脱欧一票。“中老年白人失败者（loser）”，除了“失败者”一词值得商榷之外，“留欧派”果然描述得差不离。然而我们就把这些人通通“标签化”，从现实里彻底删除吗？常识告诉我，当你面对的人变得真实、具体，像棱镜一样具有多面性时，任何一种标签都是粗暴的。
“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也谈不上拮据。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政府农业扶助政策的鼓励下，几百家小型屠宰场在全国各地冒了出来，从猪圈到屠宰场的距离，最多不超过15英里；肉店也到处都是，单我们村就有两家肉店。我的猪赶上了好时光，落地就满地乱跑，吃得也很好，都是货真价实、不含激素的饲料，头头精瘦健壮。有一年，我的猪还拿下了英国皇家农业竞赛的‘配种冠军’，苏联都派代表团访问过我的养猪场。
“20世纪60年代，政府逐渐取消了对猪肉收购价格的硬性规定。猪要经过几道经销商的手，才能到达屠宰场，经销商为了从中赚钱，把价格压得很低。我觉得那样对我们不公平，就发起了一个类似‘联合供销社’那样的协会，请专业人士给猪肉做等级鉴定，以半年或一年内固定的价格，向屠宰场直接销售。第一次集会是在我家厨房里举行的，一下子就来了十几个人，他们都是东安格利亚地区小养猪场的农场主。1963年，我们壮大到21人，一起出主意，解决各种技术和销售上的难题，并给自己正式命名为‘安格利亚优质肉类协会’（AQM），我们协会最兴旺的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厄运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讲到这里，保罗突然停了下来，目光移向窗台，视线穿过布满微尘的阳光，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继续说下去。
“20世纪90年代，超级市场开始主导整个英国的农业。”
根据村史记载，20世纪90年代以前，哈德纳姆村曾拥有14家店铺，包括两家肉铺——卖着保罗和他那“安格利亚优质肉类协会”出品的优质肉类和家禽，一家保罗的老丈人开的制衣店，一家水果店，一家面包店，一间小零售店，一家热带鱼店，一家旅行用品店，一家干洗店，一家古董店，一家理发店，一个加油站等等。今天，除了理发店和一家惨淡经营的肉铺，其余店铺全都消失了。几张珍藏在村图书馆的零星照片，记录着店主和顾客们谈笑风生，用秤砣过秤后的白糖在黄油纸里亮晶晶的样子。
“很多中小型农场主，一心想节约成本，不舍得给猪圈垫草，为了防止没有干草垫护的小猪们在水泥板上互相撕咬，小猪一出生，就立刻被剪掉尾巴，以免造成感染。还有的农场主为了节省饲料，到中餐馆买潲水，煮都不煮就拿来喂猪，猪吃了这些潲水会中毒，人吃了这样的猪肉，也会生病……”保罗告诉我，“这些招数，我想都没想过。”
保罗的竞争对手不再是邻村的养猪场，而是那些向英国超市源源不断供应廉价肉类的欧洲和南美洲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东安格利亚的小农场主们，大多身处同样的苦海。萨福克郡的奶牛农场主托尼·吉利斯（Tony Gillies），受近年来牛奶每升仅25便士的超低收购价冲击，负债累累，不得不关闭祖上经营了四代的草原牧场。他那些以花命名的奶牛，康乃馨、冬青花……被送到拍卖场贱卖。BBC广播一台把失落的托尼请到牛奶出品价格更低廉的美国，参观芝加哥某家大型奶牛工厂，站在罗马广场式的环形工厂底端，仰望着被阶梯形钢铁牛栏圈养在半空中、插着24小时挤奶器的奶牛，托尼眼圈发红，双唇颤抖，完全说不出话来。
“我们的品种太旧了，都是二三十年前的。而且数量也不够。要种出超市喜欢的水果，就得更新到最新的品种，洒更多的农药，给水果的形状定型，果园面积至少得扩大几十倍，还得建个有温度和湿度控制的巨型仓库，用于存放——因为超市需要来自世界各地且一年四季都不腐烂的水果。到了超市那里，被虫咬过一丁点的、长得不够圆的，都得被退回来。总的来说，要花一大笔钱。”
**《被俘的国家：公司接管英国》一书的作者、英国作家乔治·蒙比尔特披露：“农业补贴是一场公然将钞票送给富人的交易。**当我们的政府说，我们要帮助农民，其实是在说‘我们要帮助那1%’，因为我们的土地大部分归极端富裕的人所有，他们很多是外国的族长、政治寡头和大矿主，他们也许完全无须缴税，却可以拿到数百万欧盟农业补贴。”此话并非凭空捏造，打个比方，产权归英国前劳动秘书部长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的几位近亲所有的斯旺伯恩家园农场（Swanbourne Home Farms），过去十年间累计拿到的欧盟补贴高达117535欧元，尽管伊恩在“缩减公共福利开支”上向来狂热不已。
时代确实在经历着一场剧变，根据BBC《乡村档案》（Countryfile）节目2015年11月的报道，英国平均每周就有一个农民因破产自杀，空气里弥漫着蓝色的忧郁和某种类似“1943年地铁站踩踏事件”的恐慌。即使在哈德纳姆村这样的“鱼米之乡”，也开始出现食不果腹的现象。这几年来，牧师吉米不是在忙着组建唱诗班，而是忙着为村里的食物银行筹集食品，帮助那些最不幸的村民渡过难关。
英国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他的著作《第七人》里，用语言和逻辑的手术刀，详细地解剖了“廉价欧洲移民工”的历史和成因：**“现代乡村的贫困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而是制度。在一个只为全球垄断资本家牟利的制度里，农民们如何将石头变成面包？”**在《回归是虚构的》一章中，他写道：“……并没有回归，自他离开的那天，他的村庄就已经在悄悄地衰退。过去没有生计，现在更没有。回家，只能让他成为经济停滞的受害者，而正是同样的原因，迫使他接受了最初的背井离乡。”
这就是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邪恶之处：垄断市场，兼并土地，大搞农业工业化，让可持续发展的地域经济窒碍难行；将失去土地的农民逼成“移民工”，将贫困归罪于懒惰，将资源的缺失嫁祸于移民；用最少的土地、最高端的科技、最低的人力投入，炮制最高产、品质低下甚至有毒的廉价农产品，将绿色食品变成少数人餐桌上的特权……
事实上，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缺乏想象力是正常的。牛都在水泥模具里，也许很多人一生中从未见过牛。
“过去我们什么都种，一块田里种土豆、番茄、豌豆……甚至还养花，有的还在周边养上几头猪、几头牛、几十只鸡，万一哪种作物收成不好，我们还有其他的保底，不会颗粒无收。过去的田野景观是丰富的，到处都是篱笆和沟壑，植物和作物相隔交错，高低不齐。不像今天，大机器拉犁，大面积收割，我们当然也只能种单一作物。”
今天，横亘在我们眼前的田野平坦而单调，像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涂层，因为缺少变化，绿得单调而孤单。
工业化种植不仅永久性地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也破坏了土壤结构。曾经绵如丝缎的湿地土壤，在大型农机的碾压和农药的逐年渗透下，变得僵硬贫瘠。因为风蚀，还产生了地表下陷的危险，对洪水来说，这简直就是重返江湖的绝佳时机。蜜蜂和鸟类也在急速减少，哈德纳姆村湿地里曾随处可见的、从俄罗斯北部飞来的天鹅，为了逃避西伯利亚冰骷髅的追捕，迁徙500英里，在星辰的指引下终于到达这里，今天却几乎销声匿迹。大量土生土长的野雁、丘鹬、黑水鸡也因小农场的消亡，失去了植篱和小溪的庇护，不得不在沉睡的覆羽中，向人类告别。
生态的多样性在消失，传统的多样性也在消失。几乎没有人在村里庆祝丰收节了，村合唱团早就不复存在。2016年的圣诞节前夕，我去伊利市的循道宗教堂听“伊利民间合唱团”（Ely Consort）的演唱。演唱者大部分来自周边各个乡村，穿着像琴键般漆黑的礼服，根据音高排列成一架精美庞大的人声乐器。当第一声歌唱绕过教堂顶部的撞钟，传入我的耳蜗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美妙的和声是经由人体发出的，Biorhythmic（生物节律）——这种无法以汉语传达的感受，刹那间传遍我的全身。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五首希伯来情歌，以及根据莎士比亚的佳句创作的歌曲《我知道一处野百里香招展的河岸》（“I Know a Bank Where the Wild Thyme Blows”）。然而让人难过的是，合唱团里几乎全是年过六旬的老人。
约翰·伯格去世前一直住在法国的阿尔派（Alpine）乡下，说要用后半生时光见证“田园的消失”，而我这代人出生得晚，几乎一出生就直接看到了它的消失。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发展中国家就更别提有多惨烈了。
就增长速度而言，英国中等收入水平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2017年的中等收入跌至2007年的水平，用英国历史学家克雷格·莫瑞（Craig Murray）的话说，“简直可以与1814到1824年之间的降幅相提并论”。与此同时，物价却直线飙升。且不说让90后屌丝绝望的房价，单说温饱水平：自2007年以来，牛肉价格涨了51%，猪肉涨了52%，家禽涨了28%，鱼类涨了41%，燃料费涨了45%（2007年，普通家庭一年的燃料账单是841英镑，2013年飙到了1217英镑），就连最基本的黄油价格也涨了67%。
其实，只要有人不断地向私家银行贷款还款，小猪罐就不会被清空，“放债”因此成了私家银行的生财之道。《德国之声》纪录片《富人怎么变得更富有：世界经济中的金钱》（How the Rich Get Richer ：Money In the World Economy）用3D动画模拟了银行放债生财的过程：你向某私家银行借10000元，为了证明你有还贷能力，国家政策规定私家银行要将一笔保证金（deposit，也叫押金）交由央行保管，如果押金是总借款的1%，那么在这笔10000元的交易里，它就是100元。央行收到这100元之后，私家银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放债”了。
BBC还就此制作了一部纪录片，聚焦因无力还债而自杀的人群——《金钱陷阱：银行如何通过债务掌控世界》（The Money Trap ：How Banks Control the World Through Debt）。尽管如此，银行放债的热情却有增无减。
为了及时向纳税人汇报矿工们的生活近况和各项花费的去处，1947年到1980年代中期，英国国家煤炭局委派专业纪录片团队，进行了主题为“矿业回顾”（Mining Review）的系列纪录片摄制，为英国战后矿业史留下了近1000部感人至深的纪录片。这些珍贵的画面，将英国矿业在国有化时期所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每一项技术突破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们以一种人类学家挖掘亚马逊原住民史前史的专业态度，对矿工生活做了近四十年的深挖。从井下作业，到集体浴室，再到家长里短，以及矿工们如何利用周末学习铜管乐器，组建民谣乐队，参加体育比赛，跳芭蕾舞，画画，唱诗，排演戏剧等等，一应俱全，每月一期，在全英800多家电影院播放。彼时进电影院看电影，首先看到的，就是关于矿工们的一切。在这些黑白或彩色的影像里，矿工生活是立体的，他们的喜怒哀乐是英国工业国有化进程的阴晴表；他们还建构了一种坚实的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一个从语言到服饰，从音乐到文学，从食物的风味到度假方式，从生产行为到劳作哲学的协和体。
英国记者尼古拉斯·康福特（Nicholas Comfort）在其著作《英国工业的缓慢死亡：一场60年自杀事件，1952—2012》（The Slow Death of British Industry: A Sixty-Year Suicide, 1952-2012）中写道：“英国工业曾是巨人，现在是一个侏儒。”
1952年，英国大约30%的产品源于自产，英国制造业雇佣的劳动力占全英劳工市场的40％，生产的商品占全球出口市场的25%。到了2012年，英国制造业能雇佣的劳动力只占本地劳工市场的8%，生产的商品占全球出口市场的2%，仅贡献着11%的GDP。撒切尔执政时期，超过300万人失业，贫困人口飙升。数以百万计的人沦为“慢性失业者”，不断制造着靠失业救济金或食物银行生活的“贫二代”。在迈克·李（Mike Leigh）或肯·洛奇的社会现实主义电影里，他们无处不在，是一群被全球化追赶的落魂的人。
村图书馆不但流转着最新的图书和资讯，还收藏着每个地区近千年的地方史和档案资料。比如我居住的村庄，位于英格兰西南水乡，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以来，一直是英国重要的农业基地，因此村里的图书馆不但保留了人文史书，还藏有大量的地况资料和治水秘籍。从圈地运动圈了哪一块公共用地（Common Land），到荷兰工程师如何扬帆而来、挖渠治水，甚至哪一块湿地盛产过哪一种昆虫……都能一一查到。
然而，所有的美好生活，稍不留神，都会化成幻象，图书馆的存在也一样。很快我就发现，要维持这份由书脊的微小波浪所构筑的安宁，可不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那么简单。
一切得从图书馆的历史说起。按1964年颁布的《英国图书馆和博物馆法》（Public Libraries and Museums Act），地方政府必须免费为当地居民提供图书馆服务，于是同年9月，村主街道上便建起了第一座图书馆（后迁至今天的村礼堂）。弗雷达·克洛夫茨（Freda Crofts）是彼时的图书管理员，也是历史文献行业的专业级骨灰粉。档案库里有她的照片为证：一动不动地站在主街干道上，大喜过望地盯着面前的一堵砖墙——细看才发现，原来墙上挂着一截鬼面具，据说是村里某座教堂修葺时从外梁上削下来的。
弗雷达·克洛夫茨收集一切，剪报、地契、出生证、入葬记录、氧化的日记本……简单概括，就是“一个村庄的生老病死和喜怒哀乐”。1973年，她创立了“村学档案库”，里面容纳了她一生的藏品，包括近千张旧照片。每次打开它们，我的心情都十分复杂，照片里的主人公们，并不是什么名媛绅士，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布衣芒履，可有的看起来，黑领巾、渔夫帽，竟也相当优雅；有的生不逢时，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弗雷达·克洛夫茨是全职图书管理员，待遇也不错，工资算英国中等收入水平。但她的时代（即英国民主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在撒切尔上台之后就渐渐走向了小冰期。1990年，因公共财政减缩，村图书馆开始频频收到准闭馆通知。到了1995年，村民们坐不住了，召集人马，自发创建了一个叫“图书馆之友”的民间社团，暗下决心，如有不测，“之友”绝不会让图书馆坐以待毙。 2003年9月6日，地方政府正式下达了闭馆通知。“之友”旋即召开紧急会议，以“只要纳税人愿意支付物业管理费，我们就不要一分工资”为饵反复游说，终于说服地方政府，将图书馆的管理权转到了“之友”名下。邻村的琼·亚当森（Jean Adamson）女士也参加了那场图书馆保卫战，她是英国著名的童书作家和插画家，在她的影响力下，闭馆不到一个月，图书馆又重新回到了轨道上。 立谈之间，十七年过去了。 2003年，英国有4620家公共图书馆，其中被通知关闭又在民间社团力量下重启的，难以计数。2008年金融危机，政府保银行不保冻死骨，大砍福利基金和公共服务开支，尽管如此，截至2019年，英国仍有4145家图书馆大难不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民间社团不让它死。据英国图书馆特别工作小组（The Libraries Taskforce）2016年的调查报告，由社团自行打理的图书馆全英超过382家；媒体统计的数据则多达590家。单我所在的剑桥郡，47所公共图书馆中，民间社团打理的就占了11家，拥有911名志愿者。
“之友”的图书管理员们，也许没弗雷达·克洛夫茨专业，却各有所长。比如英国通史专业毕业的罗斯玛丽·戈尔曼（Rosemary Gorman），就是村里的地方史学家。
罗斯玛丽·戈尔曼走家串户，采集了一箩筐的残篇断简，将村里参加过“一战”的年轻士兵和他们的成长故事汇成了一本书。她对我说，对于那些年轻的尸骨，历史不能就这样一笔带过。
午餐过后，是“趣味问答”（quiz），一种英国人酷爱的、百科全书式的答题游戏。老人们停下手中的棋牌，拿出纸笔，竖起耳朵，偌大的活动室，顷刻间鸦雀无声。提问的永远是一个性格活跃的人，在人群中不算太老，吐字清晰，声音洪亮，还会用眼角收集在座者的反应。答题的过程，亦是寻找盟友的过程，老人们会跨过座位，交头接耳，划掉不靠谱的答案，或寻求更坚定的认可，一来二去，渐渐地，便成了彼此的知己。
“我们这个‘日间中心’，1984年就开始运行了，一天都没有间断过，”萨拉·希比对我说，“圣诞节，我们还会带老人们去附近的园艺市场游览。我们的义工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各行各业都有。有个13岁的小男孩，放学后就过来帮我们搬椅子。场租是一位过世的村民捐赠的，够用好几十年。老人们只需支付5英镑的午餐费，茶点和专车接送，全是免费的。我们的账目非常透明。”说到这里，萨拉·希比拿出一个本子，给我看上面的账单：1公斤萝卜，78便士；1袋面粉，1.25英镑；年月日、经手人签名，一样不少。8位厨师，10位茶水服务员，轮班工作，从采购到切菜，从送餐到洗碗，整个流程，像丝线一样光滑。
圣诞节前一周，是村礼堂最繁忙的日子。“日间中心”要给老人们准备一年一度的圣诞大餐，还要给每一个老人和义工派送圣诞礼物。我也趁热打铁，系上围裙，当上了洗碗工。孩子们早早就进场了，穿着漂亮的小西装，在舞台上站成三排，唱起了圣诞颂歌。他们来自村里的小学合唱队，平日的捣蛋鬼摇身一变，成了甜美的小天使。音乐老师却反过来，露出一副“修女也疯狂”的扮相，伏在村礼堂的一台古董脚踏风琴上，狂敲猛击。接下来是一年一度的居民义演，剧目是传统的喜剧或童话，像《三只小猪》之类。
有一天我也会老，走路也得依靠助行器，手背底下也会铺满脆弱的枯枝。这种衰老的既视感，让我迫切地感到了民间社团之于我的必要性。不像高尔夫球、帆船或红酒俱乐部，在贫富分化加剧、福利被削减的今天，没有什么比民间社团更能反映普通人的日常需要了。
打开谷歌地图，我从“需要”出发，在30英里内细细搜索，很快就发现像“图书馆之友”“日间中心” 那样的非营利性民间社团，竟多达近百家。此外，还有几十家半营利的“社会企业型民间社团”（Social Enterprise Community Organization）。比如输入“流浪动物庇护”，谷歌地图上就会冒出数个红色的水珠坐标。挨个点入，便可看到每个庇护所的网站、方位和用户评价。从“林绿”（Wood Green） 到“蓝十字动物救助中心”（Blue Cross Rehoming Centre），再到“皇家防止动物虐待协会”（RSPCA），林林总总竟超过10家。我决定找一个对自己最有用的，于是便打下了一行字：“求免费上门回收旧家具”。一个叫“以马忤斯（Emmaus）流浪者连锁之家”的红水珠便冒了出来，最近的一家，直线距离仅7英里。于是不出半小时，我就站在了以马忤斯那金波荡漾的向日葵园里。
一位在那里工作的小哥告诉我，“以马忤斯流浪者之家”是一名叫皮埃尔（Abbe Pierre）的法国神父兼前纳粹抵抗组织成员创建的。话说半个多世纪前的一个夜晚，有人敲开了皮埃尔神父的房门，将一个自杀未遂的家伙带到了神父面前。原来此人在吃了二十年牢饭刑满释放之后，发现家人已不再需要自己，无法忍受无家可归的生活，便想到了自杀。皮埃尔神父望着这个一心求死的人，心平气和地说，我帮不了你，不过，你正好可以帮我。我想在花园里修一座庇护所，给被遗弃的单身妈妈，你来修建它如何？
于是，那个花园里的庇护所，就成了第一家“以马忤斯”。
（一块土地，一个花园，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起点）
有了安身之地，“流浪者们”便开始回收、修理、翻新一切家什旧物，用卖旧物的钱养鸡养猪，种植作物，自力更生。这个理念很快传遍了欧洲。柏林墙倒塌后，罗马尼亚和波兰也建起了它的分社。今天，单英国本地，就有29家“以马忤斯”。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无论是盛产土豆和甜菜根的英格兰水乡，或是诺福克渔村，或是以亚麻和造船业为主的贝尔法斯特，几乎每一块英国版图上，都冒出了星罗棋布的“自然保护小组”（Conservation Society），它们是生长得最茂盛、普及度最高的民间社团，为英国当代的基层生态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古典的恋地情结，对陌生人社会显然是无效的。这时候，一些更当代的社群理念，比如英国纪实记者、生态作家乔治·蒙比尔特在他那本书《走出废墟：一种对付古老危机的新对策》（Out of the Wreckage: A New Politics for An Age of Crisis）中提到的“地理上的邻近社区”（Geographical Communities），即“附近”（vicinity），就显得十分应景起来。
搬到乡下后的第二年，我也奇迹般地申请到了一块份地，它有半个篮球场大，四季朝阳，年租低于21英镑。于是我这个五谷不分的人，便疯狂地开始了耕种生涯。春寒料峭，我就已经开始了室内播种。将种子埋入5厘米高的小花盘里，底下用毛巾和旧棉裤蘸水加湿，上面盖保鲜膜保温。
除了书架，每个架子都放满了种子。土豆、抱子甘蓝、洋葱和大蒜是主力军，浩浩荡荡，分布在各种托盘上。邻家那憨厚的狗子若闯进来，看到密密麻麻的小盘子，没准还以为我在开“吃土自助餐”。
小面积有机耕种是典型的苦活。豌豆和向日葵从不辜负，番茄和小黄瓜对温度和湿度要求颇高，就经常难产。共情起来，感觉自己也在分娩，半夜起来上厕所都忍不住跑去掀保鲜膜，看有没有出芽。等到最后一场霜冻过去，春芽长到铅笔高时，满以为可以下地，却又面临着除草的问题。空置的份地，眨眼工夫就杂草丛生。匍匐冰草、羊角芹、荨麻、小旋花、马尾……林林总总几十种，都是野火烧不尽之物。有的野草横蛮如狡兔，在一米多深的土里建起迷宫，枝蔓又粗又长，绞杀纵横，不费蛮荒之力便不能斩草除根。有段时间我除草除到脑中空无一物，像是进入了冥想的最高境界。
**奇妙的是，这些苦行僧式的农活，却令我和“附近”的关系一下子变得前所未有地亲密起来。尤其是当我俯下身，把手伸入黝黑而肥沃的泥土时，一种比地心引力更牢固的力量便会将我温暖地裹在其中。而当我从地里挖出第一筐土豆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了。**我不假思索地加入了村里的“份地小组”，和其他租户分享着耕种的喜悦。租户们除了来自中国的我，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别看我们只有几十户人家，我们的公共意识可一点也不滞后。我们分享着水源、农具、丰收的果蔬和花朵，以及各种关于有机农业和生态的知识。
今天，英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只有13%，远低于33%的欧洲平均水平，而这种情况与这种高密度的土地世袭制，外加“二战”后的农业大工业化不无关联。在一些农场，土质差到可以将半只手臂伸进泥土的裂口，从前吃1个萝卜就能补充的养分，现在吃8个都不够；而真正的农场主们也因劣土而丧失了市场竞争力。这一切，无不是给“公共的悲剧”这种假设打脸。
这种鼓励公共参与的精神之高亢，甚至完美地解释了“companionship”（陪伴）这个英语单词。根据词源学，“panis”指的是“坐在一起分享面包”的意思。
不仅如此，寻觅打捞食品的体验，也比超市买菜的体验好多了。在超市里，物欲的满足感消失得像德国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扬科夫斯基（Christian Jankowski）的箭一样飞快（《超市狩猎》，The Hunt，1992）。自动售货机更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体验消解至零。与此相反，到民间社团里觅食，却伴随着一股持久的幸福感。额外的骑行、体力的消耗、被延迟的欲望等，似乎都不能消解这种幸福感——它包含了惊喜（陈列柜里的食品每次都不尽相同）、 小确幸（对不济的命运和瘪小钱包的掌握）、感激（对陌生人的仁慈以及参与者的艰辛付出）、正义（不让地球毁于垃圾和毒气的坑洼）……在所有这些丰富性当中，还掺夹了一种平淡而柔韧的友谊，一种多于熟人和水果小贩之间的古老默契，与其说它是“友谊”（friendship），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来自同温层内的“抱团”（solidarity），一种在地的点赞——而这一点，对我这个“陌生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它的在地性、附近性、现场感，它所提供的关于“融入”的即刻体验……一切都正是我所需要的。
这支运营团队叫“剑桥郡假日管弦乐队”，是本地工薪家庭中知名的企业型民间社团之一，靠廉价的学费和优异的师资，它每期都能招到数百名学生。而它的执行人员加起来却只有7位，分管宣传、招生、招聘、课程统筹、演出安排各种事宜。切除了行政管理的赘肉，省去了各种繁文缛节，7个人各司其职，神速又高效，至于那些戴着胸花、在幼小的孩子中帮忙维持秩序的则是每期临时招募的志愿者。
在所有的边界中，最难拆除的，恐怕就是阶级的边界了。而“剑桥郡假日管弦乐队”却“霸王硬上弓”，一试就是七十年。其实何止它一家？图书馆、自然保护小组、份地小组、老年活动中心、回归野生森林小组、社区食堂……至今，我所走访过的任何一家民间社团，无不做着相同的尝试。分享（commoning）公共空间最大的困难之一，也许就是“如何在分享它的同时，不加进某种领地感（sense of territoriality）或不赋予其某种特定身份”了。当有人说（哪怕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并不真正开口）“这个空间属于富人，这个空间属于穷人，或这个空间属于黑人，这个空间属于白人”时，这个空间就已经伤痕累累了。而民间社团这种停留在附近和邻舍关系上的浅层尝试，或许依然触不到制度性歧视的根源，但它却展现了一种公共空间的可能性：当底层的邻居和中产的邻居为了某种共同的、切身的、在地的利益（比如共同抵御环境恶化，或合奏同一首曲子）而齐心协力时，一个个开启平行宇宙的对话框就打开了。
联结之美
（！！！！，我真的好爱这个词啊。）
英国的自然保护区大多隶属当地自然保护小组的义务管辖区。自行车道的修建将对野生动植物的侵扰降至最低限度，故而是自然保护小组们的首选。至于在哪里修，怎样才能不伤及生灵，则完全取决于自然保护小组与“国民自行车道网”之间的合作。显然，这两个功能各异的民间社团都没有一官半职，却心有联结，并全心全意致力于一种永恒的美。
每周两到三天，吉姆都会持特需人士乘车卡，坐村际巴士来到这里。刚开始，村际巴士公司还嫌绕道，不愿经过这家农场，在一次农场发起的签名请愿之后，它妥协了，从此成为方圆几十里将特需人士和农场连接在一起的交通纽带。农场的规模也逐渐扩大，不单有大棚暖房，还有恒温粮库、舞台和木工作坊。每周，超过100名特需人士分批到此学习农艺、养鸡和木工工艺，地方政府按约定付给农场一定的栽培费，即每人每天41.5英镑。这笔钱用来支付看护和指导员的工资，购买农机装置，添置营养土和交纳冬季取暖费。看护和指导员的工资，老实说实在不高，也就和当地平均工资齐平，打开英国慈善机构工资报表，具体到小数点后的两位数都可以一一查到。好处就是，这样一来，农场的开支基本能达到一个持平状态了。能“持平”，就是“永续”（Sustainable），农场因而活了下来，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名字，“蛇廊农场”（ Snakehall Farm）。
买家通常不是游客，而是每天互相点头致意的街坊邻里，即“附近”的创建者和受益者。
除了“再想象资源中心”，附近的许多民间社团，也都不遗余力地与农场进行着各种合作。屹立在农场中心的一架崭新的多功能农耕机，就包含着我的挚爱“以马忤斯流浪者中心”的6000英镑捐款——相当于售卖100个旧衣柜，或500件旧衣服和1000套旧餐具所得的收入总和。
整个农场的运行体系，像深远而清冽的星空。附近居民、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国民自行车和残疾人通道、巴士公司、社区食堂、工人合作社、圣诞露天集市、各家赞助公司等等皆是它的小行星。行星之间纵横交错的联结，以及这些联结迸发的新关系和可能性，构成了民间公共领域的生态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它与大自然的生态系统是多么相似啊，由野马引出屎壳郎，又由屎壳郎带动起泥土、昆虫和鸟类乃至整片湿地的复兴。
在地的造乡
凭借在民间社团那里积累的丰富经验，我落脚的村庄，仅在10天之内就建起了一个近百人的“志愿者”团队，我也迅速成了该团队的一员。简单填了一份自我介绍之后，我便收到了一张工作地图，其中黄点为志愿者，红线范围内为每个黄点的负责区域，每个区域用绿色字母划分开来——我属于Z区。Z区内有五户老人，其中三户为独居寡妇。接下来的工作是印制表格：志愿者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负责事项，像帮忙去药房取药、遛狗、去超市买菜之类，一一填入表格之中。完了再将表格投入各区居民信箱。整个过程，描述起来像洗衣机说明书一样枯燥，实践起来却其乐无穷。当2020年的秋天来临的时候，我已经和负责区内的三位独居寡妇建立了患难与共的友情。
同样的模式，心照不宣地在整个英国迅速蔓延开来，我们把它叫作“共助模式”（Mutual Aid）。单剑桥郡本地的共助小组就有5300名志愿者。我们在脸书上发布各种求助、捐款或支援信息，除了救人，也救宠物和野生动物，我们还征求上书议会的签名，对各种不合理的决策提出异议。高科技也在帮忙，在英国新冠共助网（Covid-19 Mutual Aid）上，只需输入邮编就可以立刻找到附近的每一个共助小组，它们像细密的渔网一样，均匀地分布在英国的版图上。
疫情之初，蛇廊农场就把特殊学员送回了家，但这并不等于歇业，鸡要喂养，果蔬也要除草浇灌，种植和收割的重任落在了农场的教员和志愿者身上。奇妙的是，2020年的天气格外地好，风调雨顺，为农场的“不包装”绿色生态店提供了充足的货源，“不包装”因此得以推出社交距离内的送菜服务，前线工人成为优先投送的对象。就连“剑桥郡假日管弦乐队”也没有全面停课，它随机应变，推出了在线音乐课——这响应了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 （Yuval Harari）的观点，科技应该服务于人类的福祉。
（前提是有清晰的框架，清晰的需求，清晰的管理和协作）
英国纪实记者、生态作家乔治·蒙比尔特就不止一次地说过，那种以工厂和作业基地为核心的劳工聚合/抵抗模式，早已随工会的式微、零工经济、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经济的出现而日趋瓦解了，人类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只剩糊口的意义。民间公共领域因此成了人类仅剩不多的宝藏，它的公共意识、在地性、无边界、联结性……它的所有特质都让它天然地具有一股自下而上的力量。
这一切，听起来很宏大，却绝非一个缔造个人里程碑的过程。对我来说，它是陌生的个体与在地建立私密关系的过程，是化解“无乡的焦虑感”的过程，是一个雨滴与溪流的汇合过程。尽管雨滴汇入溪流的运动，较之于时代的电闪雷鸣，是如此微乎其微，但我却偏爱它的微小。英国文化历史学家大卫·弗莱明曾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大问题并不需要大规模的解决方案，一个行动上的基本框架，外加无数微小的对策就足够了。”
不管执政党声称自己有多自由主义（liberalism），他们对苦难的想象力却是有限的。别说抵达那个“人们把行李顶在头上，冒着烈日，像象群一样走路回家”的印度，就是抵达他们自己的领土，恐怕都有一定困难。
清洁工不敢请假就医的原因很简单，他请不起假。因为他的公司，OCS，英国一家大型国际保洁维护服务集团，不愿为其雇员发放病假工资。如果他生病了，只能领到英国统一发放的“法定病假补贴”（Statutory Sick Pay）。
它的道义性，在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论述里，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病毒在地域和经济生活中的扩散，依赖着霸权经济模式中那些早已存在的裂缝与缺陷。”
细想起来，大卫·哈维的理论的确很有见地。如果不是2008年经济危机，政府保银行不保冻死骨，就不会导致长达10年的公共福利紧缩；如果不是紧缩，全民医疗服务就不会大量失血，以至于到处拆东墙补西墙。而正是这万不得已的东拆西补，导致了数万老人的死亡。最强有力的证据之一是，3月7日，为给新冠病人挪出床位，在无法一一做病毒检测的条件下，全民医疗服务狠心下达了15000份出院通知，其中包括许多老人，他们刚露出一丝好转的征兆，就被迫不及待地送回了养老院。彼时，英国的感染案例已经超过了200起，安迪·琼斯（Andy Jones），我的一位在精神病养老院工作的医护朋友，仍得在没有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像平常一样硬着头皮继续上班。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4月中，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养老院内有7316人去世，其中死于新冠并发症的就有2050人——这只是短短一周内的数据。耄耋之年，人终有一死，但因传染病而死却是世上最孤独的死亡之一，别说吻别，就是见上最后一面恐怕也十分困难。第四频道拍到了“父亲在养老院中感染去世，女儿站在门外，伤心欲绝地敲打着双层玻璃窗”的画面，此中代价，是“失能调整生命年”无法衡量的。
我最喜欢的英国调查记者之一乔治·蒙比尔特，认为这场灾难的根源是“最糟糕的人管制着最坏的时代”。我忍不住重温了那部叫《大白鲨》的灾难片，里面那位市长，因其下令“不许关闭海滩”的壮举，曾一度成为鲍里斯·约翰逊的英雄偶像。
鲍里斯·约翰逊赞美撒切尔主义并不出奇，早在布灵顿俱乐部时代，约翰逊就是撒切尔的死忠粉，不只他，所有伊顿学霸基本上都是她的死忠粉。他们喜欢她，她也提携他们。她一鼓作气，以鲤鱼跳龙门的蛮力，让大半个英国褪去了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回到了自由市场和大资本家的怀抱。二十多年后，这群男孩从小贵族长成了财团守门人，他们的信念更坚定了。因为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底层阶级的生活跌到了谷底，工薪阶级只迎来了0.4%的工薪涨幅，而“1%”的收入，却涨了31.4%。
为了在猎巫运动和屠杀异教徒之间找到关联，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利森（Peter Leeson）和雅各布·拉斯（Jacob Russ）通过大数据，做了一番统计：三分之二的猎巫暴行，爆发于1550到1650年之间，即90%的宗教战争爆发期；在位于新教改革中心的德意志地区，猎巫运动最为如火如荼。根据最保守的统计（大部分死刑档案早已被销毁），从1450到1750年，欧洲约有60万人死于猎杀，其中德意志就包揽了40%的“巫尸”。在天主教越显式微，新教改革越迅疾的地区（德意志、法国、瑞士等），猎巫运动就越猖獗。两位经济学家还嘲讽道，猎巫这种手段，今天的政客们也在广泛使用，比如共和党和民主党之类。没什么比“利用某种所谓的外来威胁，引爆民众恐慌”更有效的拉票手段了。先找出外来威胁，然后为民除害，最后再收保护费。
巫师中也有男性，为什么猎巫运动中，85%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呢？（在英国，这个比例是90%。）因此，猎巫运动又被称为某种意义上的Gendercide，即性别屠杀。有些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绝大多数女性不会读写，已婚女性没有财产权、经营权和上诉权，所以女人们招兵买马、聚众起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等；再往下深挖，便不难发现，原来，它还有一个强大的厌女文化作为基础。
那是一个真正的悲惨世界，一如汉娜·阿伦特在《我们这些难民》（“We Refugees”）里的描述：“地狱，不再是某种宗教沉迷或臆想，而是一种实相，就像房子，石头和树。”
沃博伊斯村的大街小巷里，至今没有爱丽丝的纪念碑，我只看到街心的一座钟楼，1887年，为维多利亚女王在位五十年的庆典而建。钟楼顶上，避雷针似的，插着一枚铁铸的“骑扫把的女巫像”，颇具讽刺意味。十多年后，弗吉尼亚·伍尔芙到沃博伊斯村度假，住在圣抹大拉的马利亚教堂对面的一栋房子里。她觉得整座村庄“忧郁极了”。她写道：“到处都是阴沉的墓碑，刻着奇怪的图案和天使的头颅，很多墓碑没有名字。我仿佛走在苍老无名的，山丘掉落的尘埃之上。”
在整个事件中，最令琼·科尔斯动容的一个细节是，爱丽丝被正式逮捕之前， 一群拥有神学背景的剑桥学者涌进沃博伊斯村，围堵了她，并逼问其信仰。爱丽丝脱口而出的，不是“God”，而是“My God”。她斩钉截铁地说，我的上帝会拯救我，我的上帝会保护我，为我破敌雪耻。（My God will deliver me, my God will defend me and revenge me of my enemy.）“你看，My God，多么遗世独立的表述！在那样一个年代，面对一群那么显赫的人！”琼·科尔斯激动地说：“她的‘My God’，不是别人的上帝，而是一个属于她自己的上帝。”
更大的转机来自随后到来的启蒙主义。18世纪，自然科学、自然神论、宗教宽容、取缔酷刑、让女子也受教育等主张，开始渗入人类思想的荒芜之地。英国第一位女性主义者玛丽·阿斯特尔以及后来的女权主义斗士们，亦开始不遗余力地挑战起男性中心论的壁垒。
每逃离一步，就离父母，以及他们终身拥抱的体制和价值观远一步。我曾以为这就是“胜利”，但当我看到西方主流社会的子女并不需要“逃离”，似乎一出生就享有那种“成为你自己”的自由时，我的胜利感被渐渐击溃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挫败。
在荣格看来，希腊神话是通过无意识的水光投射到人性幕墙上的大海，包含了存在的各种真相：“神话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精神现象，揭示着心灵的本质。”
它似乎是由若干条血红色的平行线组成的。第一条，男性可以任意剥夺女性的权力（盗用神谕，让牛去强奸女性并迫使其怀孕），这种剥夺是通过暴力实现的；第二条，君主掌握着平民的性命，可以任意地让地狱（弥诺陶洛斯）吞噬不服帖的人，包括战俘、异端和囚犯，这种无上的权力也是通过暴力取得的（表面上弥诺陶洛斯是“神”派来的屠夫，而真正的暴力实施者却是君主和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宗教裁判所）；第三条，父母掌握着子女的生杀大权，父母只有把孩子（童男和童女）当作牺牲（献给弥诺陶洛斯），才能逃过地狱之劫。
这个围绕着“规训和惩罚”的问题，在一百年前，尼采也看到过，但尼采认为“惩罚的欲望”是天生的，根植于人性深处。在这一点上，我更倾向于卢梭的观念，他否定了这种欲望的“天生性”（innate instinct），他还否认了“婴儿戴罪而生，故天生邪恶”的“原罪说”，他认为孩童本性即善，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引导。他在1762年出版的《爱弥儿》一书中，把自己想象为初生儿爱弥儿的老师，引导爱弥儿走向自由。他说道：“自然之神创造了所有至善的灵物，人类却画蛇添足，要把它们变邪恶。”在卢梭的哲学观里，清教徒的道德是成人世界强加给童年的枷锁。如果一个小孩子做了错事，比如打碎了一只花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是不该受道德责难的，该受谴责的是父母，父母不应该将易碎品放在小孩子够得着的地方。
1789年，威廉·布莱克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天真与经验之歌》（Song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里面写道：“……我做成一支乡土味的笔/我把它往清清的水里一蘸/我写下我快乐的歌/孩子们个个都听得欢喜。”
记得第一次读它，我并不觉得震撼，我当时并不了解它的时代背景，渐渐地我才明白，这组用18世纪童谣形式创作的诗歌，是布莱克对中世纪那扇黑暗的窗户投掷的一枚手榴弹。它赞美童真，反对童工、体罚以及家庭内部一切针对子女的精神和肉体虐待；它肯定人的个体价值和自由意志，主张把子女当作“个体的人”来对待……这一切，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是相当癫狂的。
比布莱克稍晚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受他的感染，也创作了一些赞美童真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颂诗：忆童年而悟不朽》（“Ode ：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of Early Childhood”）。在诗中，华兹华斯用含蓄的手法批判了宗教桎梏对童年的迫害：“幼时遇见天国的明辉/慢慢成长/却被牢笼的阴影追随”；同时他亦表达了对“母性回归”的渴望：“大地母亲的双膝下，欢喜漫溢/渴望她自身的天性/纵使只是慈母之仁/也不见得就是不正之念”。
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顶峰年代，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出版了，这是英国第一部以儿童为主角的小说，无数人为它感动落泪，人们仿佛第一次看到孩子们那脆弱、敏感，像洋葱一样多汁的心灵世界。
启蒙运动之后，英国又经历了女性选举权运动、性文化解放运动、性别平权运动等等，这些变革一步步地改变着以父权为核心的传统英国家庭结构。1904年，英国议会终于颁布了《防止儿童虐待法》（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 Act）；195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里程碑式的《儿童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Child）；1987年，英国彻底废除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使用体罚；2002年，英国立法禁止家庭内部一切有害子女身心健康的暴力行为。半个世纪以来，英国主流的教育方式也从历史上的威权型（Authoritarian），逐渐演变为今天的权威型（Authoritative）。
托尔斯泰说：“所有，我所理解的一切，皆因爱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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