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戈尔多会议将失踪人口分为十个不同的类型。其中九类，非实体，是对国际法案中人权的公然侵犯。这类人不仅会被国家的暴力机关抹去，连先前证明他或她存在的文件也会被销毁。这类特定的政治抹除案件，记忆的诅咒，以不同比例的完成度，影响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例如，在梅斯克[23]的案例中，统计学确定了在整个文明中高达百分之十的历史级规模损失。我们不能停留在消除成功的例子上——谈论不存在的一天是不可能的。但细微的痕迹留在了所有人身后，而审查者也同样是人。

因此，被抹除的公民绝大多数都是——感谢他们的非实体——更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而非在垃圾箱后被直接爆头的他们的同事。如果不是因为这张有趣的照片，还有什么其他卓越的叙事，能挽救萨马拉康米党的割喉者朱利叶斯·库兹尼茨基，使其免于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吗？随着记录技术的发展，更加复杂的工序被添加到先前锉削硬币上皇帝头像的工艺中。对于一个运转良好的官僚主义国家来说，在工人的穿孔卡上进行小小的春季清扫算不上什么挑战。但是在摄影时代，以及录像时代的一些格外奇特案例中，清扫行为需要一定微妙的技术性处理。上述朱利叶斯·库兹尼茨基的消失，就是令我们佩服的案例之一，修片师的魔杖将他从一个阴郁的星期天早晨，蒸汽船“马佐夫”号的甲板上变没了。

朱利叶斯是个恶心的男人，没受过教育的乡巴佬。他年幼的双眼并未见证世界革命——之后在萨马拉，这位政委才开始平步青云。由于对马佐夫思想没有一丝一毫的概念，因此在给受害者安上政治犯罪意味的名头时，他并不会多加思考。这是他最终的失败的原因。显然，有一天，主席团的一把手，库兹尼茨基先生，再也不能忍受难堪。“告诉我，库茨尼亚，兹多洛夫同志为何会是一名反革命分子，即使革命发生在五十年前？还有为什么说布朗斯基同志的兰佐夫力克-克涅辛斯基主义信仰，是‘不可逆转的头脑狭隘’？我是克涅津斯基，萨帕尔穆拉特·克涅津斯基，这才我的名字！”

在一些圈子里，这两张照片——原版和修图版，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现象。而那天戴在库兹尼茨基脸上的老鼠笑，给好奇心增添了一分精神价值。看看他！谁不想把这个肮脏黄鼠狼的存在从历史上抹除呢？

在这张宿命的照片里，第三个人物的故事则要悲惨得多。阿拉姆·乌霍托姆斯基[24]，十一日政府时期马佐夫的皇室革命友人，极具天赋的杰出农艺师，遗传学家，同时也是乌兰黄土豆的三位培育人员之一[25]。

一个举止谦逊，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人，为世界工人阶级的粮食做出的不可或缺的贡献，保护他免于多达三次的撤职。直到乌霍托姆斯基的科学公正在第二十一届遗传学家大会上冒犯了某人的感受。这导致现代基因学与克涅辛斯基主义的白板论[26]不再相容。因为在后者看来，在革命国家的头脑里，醋栗的种子甚至可以转化为无花果。

由于恐惧，乌霍托姆斯基发觉他在公众面前发言时把自己比作一只小粘土虫，即使在当时大肆盛行的自我贬低氛围下，他在此之前也从未写过自我批判。这个穷酸学者明显紧张过度，导致在场的人很难听清他说的话。从这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开始，乌霍托姆斯基的名字便与卑躬屈膝的绰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著名历史人物的彻底让步，仁慈的领导者库兹尼茨基，决定抽出人们对于这位年长且曾经高尚得多的同志的记忆，在第九次进程时把他送去垃圾桶后，随后消除了乌霍托姆斯基存在的所有记录。但是，历史的伪造失败了，因为修片师心不在焉地漏掉了一张标记的照片未处理，那张照片里乌霍托姆斯基仍然在场。正是朱利叶斯·库兹尼茨基政委先前消失在无名中的那张。

在技术手法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失宠的故事，主角是伊格纳斯·尼尔森[27]——一位先知，也是马佐夫学生时期的老师。尽管他在康米主义运动史上本应是一个留名青史的人物，但在瓦萨的审查员手中却成为了无形的鬼魂。在北陆社会民主主义诸国的图景里，马佐夫的嗜血的末世形象突然变成了某种累赘。因此它们联合格拉德伪造了尼尔森的消失，为刚被摧毁的革命陪葬。令审查员沮丧的是，在拥有先进技术的十一日政府期间，录制了长达几十个小时的马佐夫的影像材料，而这位革命的圣像，几乎无时无刻不被他最好的朋友兼革命战友，尼尔森陪伴左右。摧毁所有的材料可能会引起怀疑。因此，一个椭圆形灰色的细胞质永久地游荡在马佐夫的右侧，历史学家花费了几十年才破解这个怪异的谜团。

直到今天，很多人坚信，那团细胞质就是康米主义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