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邪不压正》已经在上周五7月13日正式上映，电影作为姜文导演“民国三部曲”最后一章，将故事发生地搬回了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前的北平。而在电影中穿插着的背景故事描写，也让这个看似虚构的舞台又增添了一丝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神秘感。当然在电影中还是有很多细节可以在民国时的北平找到原型，这个系列文章就将为各位简单梳理一下。
另：本文含有一定程度剧透，看完电影再配合本文食用效果更佳。
再另：文中出现台词皆为个人凭着记忆撰写，大致与电影一致（大概吧）。
堪比“薛定谔的猫”——梁启超的肾
割掉这颗肾的人，不才，正是在下。
在《邪不压正》中，当李天然，不，准确说是“道格特”布鲁斯·亨德勒刚刚入职北京协和医学院时，与现实中以《希波克拉底誓词》宣誓相同，他也在其他医护人员的见证下郑重宣誓。希波克拉底（古希腊文：Ἱπποκράτης），为公元前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医师，由于这个时代医学仍处于开荒时期，希波克拉底率先将医学与巫术和哲学分开，成为单独的专业学科，故被尊称为“医学之父”。而《希波克拉底誓词》被现代医学界用作医生宣誓的誓词，虽已不采用原版、且不具有任何法律功效，却成为了约束医生职业道德的最好标尺。
由于我真的不记得《邪不压正》中这段誓言的全文是什么，所以只好找来了原版的《希波克拉底誓词》：
医神阿波罗，阿克索及天地诸神为证，鄙人敬谨宣誓，愿以自身能判断力所及，遵守此约。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世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我弟兄，如欲受业，当免费并无条件传授之。凡我所知无论口授书传俱传之吾子，吾师之子及发誓遵守此约之生徒，此外不传与他人。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然人请求亦必不与之。尤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 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做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
而在《邪不压正》中，新来的布鲁斯·亨德勒医生对着宣誓的对象，则稍显得有些灵异——一颗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右肾。而他身边的医生介绍说，这颗肾曾经属于一位大人物，在割掉这颗肾后不久就去世了。结合“北京协和医学院”、“割肾”、“大人物”这几个标签，不难联想到一位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梁启超。
无论是在电影中，还是在坊间传闻里，梁启超先生去世之原因，总有一种“割错了肾，把好的割了、坏的留在了身体里”的说法。
但是在这里，我必须要说……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
一场怪病引起的风波
如果要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那还要从1924年说起，时年9月梁启超第一任夫人李惠仙逝世，悲痛万分的他写下了《祭梁夫人文》：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不过同年，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在了梁启超的身上——他开始尿血了。一开始他本觉得自己并无大碍，再加上在各大学校教学演讲，无暇顾及。可到后来，梁启超发现这怪病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更加严重了。加之夫人李惠仙是因癌症去世，可怕病症让梁也心生后怕，觉得有必要去找医生好好瞧上一瞧。
梁启超先去了位于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馆、又找了“中医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瞧病，不过前者因为医疗技术有限未能找到病因、后者跟梁说“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心真大嘿）。梁启超对于自己所得怪病的疑虑愈发强烈，于是找去了彼时北京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由美国人开办，且拥有当时最高水平的医疗设备。梁启超本人亦是深深觉得西医靠谱。于是在1926年2月，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开始了住院检查。不过就算在这里，梁这一通检查下来，确认了尿道和膀胱都没问题，那就只能往上找到肾咯。对比左右两肾的过尿化验结果，左肾没什么大问题，右肾过尿带血，同时照了 X 光片，医生发现在右肾中有一块樱桃大小的黑点。当时主治的内科和泌尿科医生等人认为是这颗疑似肿瘤搞的鬼，并一致同意开刀割肾。
说割咱就割啊！毕竟梁启超在当时北京还是有着一定社会影响力，于是远方从外科找来了当时以“刘快刀”之名稳坐国内外科医生第一人宝座的刘瑞恒主刀手术。这一割不要紧，倒是之后掀起的波澜让人始料未及，甚至到术后90多年的今天，“梁启超的肾”都堪比“薛定谔的猫”，争议一直不断……
刘瑞恒主刀的梁启超右肾切割手术自然是成功的，然而在没有右肾的情况下，梁启超依旧存在尿血的问题。割下的右肾经过化验，X 光片上樱桃大小的黑点是血管硬化导致，并非恶性肿瘤。这就很尴尬了……协和各位医生苦思无果，只能得出“无理由之出血症”这么一荒唐的结论。4月12日，梁启超术后草草出院。
合着一颗肾就这么白割了？！梁启超之弟梁仲策在其记录梁启超住院割肾全程的《病院笔记》中，写了这么一段：
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
之前梁启超也找过中医，人家大夫说不是急病，放着流个二三十年兴许就好了；你这号称有着先进技术的西医，武断地给人肾割了不说，问题还没解决，还不如人家中医呢！
梁启超当时在社会上是什么地位，毫不夸张地说，上至总统，下至百姓，不听梁先生的话，总是会出错的。结果拥有西医先进技术水平的协和医院在梁启超的病上闹了如此大的乌龙，可还了得？各方对于西医、中医的争论一时甚嚣尘上。
中西医之争
于是发生在90年前的一场论战就开始，与现代人发微博“打字骂他”不同，那个时候的 KOL 们还要再报刊上发表文章来表达个人观点。但抛开这些方式不谈，当时的论战倒是和今日无异，无非是大家站队互喷吗。彼时的北大教授陈西滢首先发难，《尽信医不如无医》一文将矛头直指执行手术的刘瑞恒医生和西医“把人当试验品”：
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左肾（其实是右肾，下同）上并没有发现肿物或任何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吗？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左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 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我们怎能把我们的同类做试验品……也许科学就是冷酷无情……那么我们至少希望医者在施行手术之先，声明他做的是试验。这样，不愿做试验品的，也有一个拒绝的机会。
先不说陈西滢把梁启超割掉的是左肾还是右肾搞混，光是把“梁先生做手术”称作“施行手术就是在病人身上做试验”，这招偷换概念就已经可以双击666了。本文在《现代评论》里发表之后，社会舆论的态度瞬间倒向了抨击西医一方，随之附和的还有徐志摩，嗯呐，就是“轻轻地我走了”那位。
当年5月29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发表名为《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其中写道：
拿病人当试验品，或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或是学生来检看了一下出去了；二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又来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三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再来一次，但究竟谁负责看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即使你能的话。他们也许是为他们自己看病来了，但很不像是替病人看病。
这两篇文章一经问世，拷问西医大军声势浩大。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值得玩味的地方，唬一唬外行人也就差不多——可你迅哥好歹也是日本留学生、主修西医出身。陈西滢和鲁迅向来不对付，最早能推到陈说鲁《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之后1926年《记念刘和珍君》（虽然初中课本里的注释有失偏颇，但这确实是二人的又一次交锋），再到这次中西医之争。
同年7月5日，鲁迅在《世界日报副刊》上刊载他的《马上日记》，自然不会放过支持中医一方的陈西滢和徐志摩，而陈的文章也就“光荣”成为了“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 G 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回到梁启超本人，其实他非常支持西医的疗法，早在戊戌变法之前的1897年，他就在上海成立了医学善会。对于中医，梁先生的态度绝非完全废除，而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且反对“阴阳五行学说”和“以此关乎病人生死的医学”。而西医相对而言，“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学堂通课，皆兼卫生”。
这回割肾一事，让西医之学成为了各方批评的对象，是梁绝不想看到的情景。为此，他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现身说法、为西医辩护。文中写到：
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它）“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当事人现身说法，这甚嚣尘上的中西医之争才算是告一段落。梁先生虽在公开场合如此为西医辩护，但无论如何这次的尿血并未得到根治，其后还有反复出现。
不过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了没有，从一开始协和医院的诊治，再到其后梁启超以及其弟梁仲策之叙述，切去的均为X 光片中有樱桃大斑点的右肾。那么割错肾一说又是从何而来呢？
割错肾一说，从何而来？
1997年，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其所著的《林徽因与梁思成》一书中，首次将“梁启超割肾”一事描述成了“割错肾”，而且首次得知此事的，还是时隔40年后在协和住院的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她在文中写到：
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无独有偶，梁思成在林徽因病逝后的续弦夫人林洙在她2004年出版的《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中也有类似描述：
梁启超因患肾病，多年来常尿血，经北京德国医院及协和医院诊断，一侧肾已坏死，应予切除。在协和施行手术，执刀医师是院长刘瑞恒。但因他的判断有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严加保密。在1970年梁思成住院时，才从他的主管医师处得知父亲真正的死因。
妈耶，您二位可好，在时隔70多年之后又给当初执刀进行手术的刘瑞恒以及协和医院一口大黑锅。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在刚刚我曾提过的梁启超之弟梁仲策所撰之《病院笔记》中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当时手术中，主刀医生刘瑞恒曾和同事力舒东开过一个玩笑：
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愕然。力与刘作一谐语曰：“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曰：“分明从右肋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
对不起，刘瑞恒医生并不想背这口黑锅，人家分明切的就是当初说有问题的右肾。
而梁思成在父亲去世后所著的《梁启超得病逝世经过》一书中也曾提过：
入协和医院检查多日，认为右肾生瘤，遂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割去，然割后血仍不止。
自始至终，梁启超、梁仲策与梁思成三人均认为手术割去的确实是当初怀疑有问题的右肾，并不存在割错肾之疑虑。那么费慰梅与林洙二人“割错肾”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呢？
费慰梅在她的书中其实有提过消息来源——道听途说而来：
上海的张锐，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可就算是道听途说之言，好歹也得把话圆回来吧……结果就这么一段话，还有不少蹊跷之处。先是张锐，他并非是梁启超的好朋友——两人差了足足32岁，张锐倒是梁思成的至交；1971年，梁思成在协和住院，彼时1926年经历过他爸割肾手术的老人不是退休就是去世了，就算是那会的实习医生也已经到了70岁左右的年纪；至于说刘瑞恒博士之后“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这点疑惑也很大，刘医生在1928年被调往南京任职于中央卫生署，同时还兼任了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哪里来的什么“失去自信”？作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奠基人”，这口锅不能给刘瑞恒医生背上。
至于林洙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中的言论，她并未说明详细资料来源，但有一点非常玄乎，就是此书中，梁启超入院时间被写成1928年3月，而不是事实上的1926年3月——这点与费慰梅在《林徽因与梁思成》书中所犯错误完全一致……如果当时割肾手术真的发生在了1928年3月，那么似乎梁启超术后身体恶化、最终在1929年初去世，说成是“割肾手术后遗症”显得顺理成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而这是不是说明，林洙在撰写这本《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之时，在费慰梅的故事基础上又进行了加工？这点已不可考。
不过可以确定一点：割错肾一事完全是子虚乌有、被杜撰加工后的结果。所以当下次有人说梁启超是因为割错了肾而去世的时候请强力反驳他！（这好像才是本文重点！）
梁启超的真正死因
2006年的时候，北京协和医院召开病案展会，在期间公布了梁启超真正的死因——念珠菌/假丝酵母菌感染导致的支气管念珠菌病。
让我们再把时间推回1928年秋天，彼时梁启超又染上了怪病，起初症状较轻，除去发烧还伴随着食欲不振。其后去看了日本医生，没有效果。梁启超在1928年11月28日转到协和医院就医。在肺部 X 光片的检查中，医生发现其左肋微肿，怀疑梁染上了肺痨。但是取痰化验的结果显示，并未找到肺结核菌，却发现痰中有大量在当时被称作“末乃历”的真菌（Monelli）。之后医生又从梁肿胀的左肋取了脓血化验，同样发现此菌。为了验证病因，医生将从梁先生左肋部取出的的脓血注入小动物体内，结果看到小动物内脏溃烂出血。
这在梁思成所著的《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中有详细记载：
至于缘何发现“末乃历”菌与念珠菌为同一所指，stevenliuyi 在其知乎回答中有非常详细的叙述，详情请点击：这里。
梁启超最终在1929年1月19日去世，享年57岁。此时距离割肾手术已经过去了将近3年，与其说这次割肾手术是一次“医疗事故”，个人更倾向于将其成为一次受制于当时有限医疗水平的“错诊”。我们并不能将梁启超先生的去世与割肾手术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而《邪不压正》添加了这一元素，也仅是为了衬托当时社会背景的虚晃一招而已，虚实真假还需观众定夺。至于说梁因手术“伤了元气”、进而导致死亡的，怕是先生的棺材板都要按不住了吧……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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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你说当初梁启超出问题的就是左肾，X 光片照的有问题……朋友，那就是阴谋论的范畴了……
写在最后
因个人身体原因，这篇《邪不压正》故事背景解析（2）本应在上周四放出，结果拖到了现在，并且很有可能将成为最后一篇。个人还是非常推荐各位去读原著《侠隐》，张北海先生所写的这部小说充满着对那时北平生活的怀念与向往，小说与改编过来的电影相比有着更多笔墨描写这些日常琐事，却一点都不显得冗余。喜欢民国时期北平生活气息的朋友可以去读读看。
有关《邪不压正》故事背景解析上篇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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