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于3月18日，在杭州哲学小组线下会，就康德哲学中的“想象力”做了一次分享，本文是该次分享内容的整理，有修改。本分享为爱好者交流，如果有任何错误，欢迎指正。

涉及书目： -《纯粹Li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康德 -《康德的批判哲学》，德勒兹 -《神经质主体》，齐泽克

——正文——

康德认识论的起点，或者说我们认识的来源，首先是不可知的物自体。然后，“感性”作为一种认识的能力首先出场，运用其时间与空间的形式，从物自体那里获得“杂多显像”。感性的特点是被动性，只做接收，其过程像是信息被输入一个“系统”。

而这个系统，在康德这里叫做“统觉”，这个角色相当于笛卡尔的“我思”。但不一样的是，笛卡尔的我思作为一个“精神实体”存在，康德的统觉只是作为一种统筹整个认识过程的力量而出现。

统觉，实际上提供了两个保障。首先是认识活动需要一个载体，一个场域来发生。其次，统觉保障了一种“一致性”或者说“兼容性”，各种信息在统觉的统一调度下，能够互相匹配，彼此转换。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如果人的意识是一台电脑，那么统觉，就相当于电脑的操作系统，而感性就是电脑的输入设备，负责把数据先导入电脑。

那么，有了“数据”，接下来就要对于数据进行储存和处理，这两个步骤都是由想象力来完成的。两个步骤分别对应“再生想象力”和“生产想象力”。

“再生想象力”负责“数据存储”。当我们见过一个杯子后，就能随时随在脑中再生出对于这个杯子的印象。这是认识活动得以运行的一个基础，因为如果我要思考某物，不可能说必须要求我把某物的实体找来，放在面前，对它着看，思考才得以进行。

我们认识一个事物，像是获得了一份印象的拷贝，存在我们的脑子的深处，可以被随时唤醒。其实，康德之前的很多哲学家，就已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而且，这也并不是我这次要论述的重点。

重点是负责第二步的，“生产想象力”。它是真正来处理认识中的“综合”，这个关键步骤的，使得感性提供的“显像”最终和知性范畴结合，形成最后的知识。

虽然，说了有两种想象力，但其实只有一个想象力，是想象力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运用，但这些运用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是“无中生有”：“再生”是将不在眼前的东西，通过显像再生的方式，来无中生有；“生产”则是完成“综合”，综合本身是产生新的内容的，这也是无中生有。

最后一种先天要素，也已经提及，知性范畴。它作为一种先天的逻辑形式参与认识活动。沿用“意识=电脑”的比喻，则可以将范畴理解为一种标准的“格式”，用来打包信息，方便输出。

在回顾完康德认识论框架后，我想问的是：康德的重点在哪里？他论述的基调是什么？但凡接触过他的文本，这两个问题基本不言自明。

康德的重点当然是“知性范畴”作为一种原则为我们的认识论提供了有利的保障，这点真的厉害、很重要。所谓先验哲学的最高峰：知性为自然立法。

并且，不光是“知性”，当我们遍历他的整个论述，虽然很多车轱辘话，烦杂而恼人，但我们能体会到他力求的那一种严谨性，不厌其烦。比如，十二范畴，就跟黄道十二宫……没有什么关系（死）。十二范畴是从逻辑表中，推演而来，有据可循。还有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正过来推一边、反过来再推一边，至少在形式上非常之严谨。

康德对于形而上学的追求，也就是“科学之科学”，从《导论》一书的全称《任何一种可以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也可见一斑。

但，我在浏览康德所给出的这幅“分工明确、井然有序的图景”时，始终有一丝不安挥之不去。问题到底在哪呢？

其实很明显，想想康德一直在强调的“普遍性”与“一致性”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是的，普遍性来自于知性，一致性来自于统觉，说的很清楚。但说到底这些都是先验的，换句话说，它们都只是“心灵的原则”。它们都只在我们的内心中运作，又凭什么能够为自然立法？

其实说到“心灵原则”，在休谟那里，就已经提出了质疑。“因果律”是不可证明的，它仅仅是人们内心的原则，是人们将其加在经验之上。所以它是不牢靠的，并不能保证任何事情。

而康德的观点是，虽然确实是这样，“因果律”都是人们内心的原则，但人们把它加在经验之上，诶，加得好！这一加，加出了一种普遍性，凭什么这么说呢？

这段第一句也是稍有迂回，意思是：我们从经验中得到的东西，不能超越经验去运用。所以但凡超验的，肯定是我们自己主观的原则。

重点，也就是第二段所说的，这些原则的运用方式：我们只在有“奏效”的时候，才能顺利地运用它们。这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休谟关于“习惯”的论述，所谓：习惯是人生最好的指南。

区别在于，休谟认为，所有的习惯之间并无关系，彼此独立，这个习惯和那个习惯都是特殊的、纯经验的。但，康德指出，习惯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虽然习惯的内容五花八门，但它们其实共享了一套相同的底层代码，或者说一套相同的语法，也就是知性范畴。

就比如上面提及的这个例子：太阳升起，明天到来。如果让休谟来评价，他会说，这事情是纯偶然，谁也没办法断定太阳一定升起、明天一定到来。而康德会说，你不要管这些，我们脑子里就是有一种范畴，是用来处理“前后相继”这种因果关系的。我把范畴套到这个事情上，能用啊，那不就有知识了吗？

复读一下这句话：我把范畴套到这个事情上，能用啊，那不就有知识了吗？

这里十分明晰地说出了，知性范畴被运用的方式，一种被动的方式，是“我把它套到事情上”的。其实这也很好理解，“知性为自然立法”，立法确实很了不起，但，法则并不会自己伸张自己。法则有了，还必须有一个能动的力量作为中介，才能让知性之法发挥作用，那么这个中介是什么呢？

也就是“生产想象力”。

主要看加粗的两句话，“生产想象力”所主导的这个“综合”过程，到底处理了什么问题？是调和感性和知性，形成知识。而这两种能力，用康德自己的描述是“两个终端”，可见他们的差异之大。那么想象力又是如何实现综合、如何工作的呢？

其具体过程，就是“图式法”，AKA“图形化”，翻译有不同。“图式法”，基于我个人的理解来表述，它是一种抽象和联想的能力。

一个例子，让画家来画一个球，分几步？首先，他会在脑子里构思，获得一个“概念的球”，然后他动手打草稿，获得“草图的球”，最后添加细节、不断完善，获得“具体的球”。而我们的认识过程，也就是：先看到具体的球，获得显像，然后通过抽象和联想，获得球的草图，最后通过范畴的运用，获得概念的球。

再一个例子，布偶、暹罗、美短，三个品种，虽然大家肯定各有所爱，但我就是要说，布偶最可爱的捏！（？）好吧，其实是要说，虽然党争不可避，但起码有一点是可以求同存异的，就是，大家都是猫猫。而，对于它们的认识过程，也是，先从具体的猫，到草图的猫，最后到概念的猫。

为啥，要举这两个例子？肯定不单因为喜欢猫猫，更是要进行对比。会发现，球球和猫猫，两个认识的过程，在其中感性和知性，各种认识能力不仅仅是扮演的角色有差别，更有参与程度的差别，出力多少的差别。

先说球的认识过程，明显直观的成分更多。就算是我们小时候，不用教学，就可能通过自己的认知，知道什么是“球”，就算还不懂“球”这个词语，也能知道。但猫猫就不一样了，各种各样的猫猫，差别其实还挺大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抽象、推理能力，甚至是后天的学习来帮助掌握，完成对于不同种类猫猫的认识。

通过两个例子，首先，确实可以看到图式的作用，它两边都能“说的上话”。图式的能力是先天的，更靠近直观这边，但图式的内容，又是可以偏向抽象、统一性这边的。它能够作为知性和理性之间的桥梁。

但，两个例子之间的对比，又暴露了另一个问题：重点其实不是图式能办到的事情，而是它具体如何办到？如果每一次的综合之中，知性和感性、杂多与统一，它们力量的对比都是不一样的，到底是谁来做这个分配？如果是想象力出面做这个仲裁，那么似乎，它的作用才是在综合之中更加重要的？

其实，康德自己也觉得，没有在《存粹理性批判》中说清楚这个问题，后来用“判断力”来打个补丁，但并不解决问题。因为判断力无非就是说：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多做多做就好了呢！

通过前文的梳理，我们明确了一个问题。其实康德已然意识到了，想象力的重要性，并且花了相当的功夫来论述它的作用，想方设法地去管束住想象力，使其成为认识体系中的一环，服从于整个“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认识体系。

但我们发现，似乎“想象力”才是在认识活动中真正占据主动地位的力量，而知性反过来，像是用以辅助想象力的，为其活动提供了依据。

打个比方，如果说，知性是一把尺子。那么对于尺子来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明确规则，来确保大家手中的尺子都大差不差，1厘米就是1厘米。但我们无法保证的是，每一个拿着尺子的人，具体去测量什么东西、如何测量。我既可以用来眼前桌子的长度，也可以用来测量我眼中太阳的直径，只要我愿意，不管是靠不靠谱，我可以测量一切。

这就已经体现了，想象力的暴力：对于知性的任意使用。而，综合更是一个暴力的过程。

前文有提及，知性与感性的差别之大。而知性范畴作为一种单一的标准，去规范显像的杂多时，必定会遇到许许多多无法被纳入到标准之内的东西，而它们会被直接抹去。就比如，如果用最小刻度为厘米的尺子去测量时，小于1厘米的长度自然就无法被计算。

另一个例子，来自于齐泽克的《神经质主体》，“知性蒙太奇”。所谓知性蒙太奇，是一种电影剪辑技法，有鼎鼎大名的苏联蒙太奇学派龙头大哥，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爱森斯坦，他发明。但用语言表述很繁琐，并不打算讲。

说一个低配平替：“库里肖夫实验”。库里肖夫同样是一位苏联电影工作者，他做了一个实验，成为了“蒙太奇”理论经典案例：他将一个著名男演员、“苏联唐国强”——伊万·莫兹尤辛的特写，与其他三段并不相干的影片片段连在了一起，让并不知情的人看。

第一种组合是，“男演员特写+棺材中的女性”，大家看完就说，这人死了老婆，非常悲伤；第二种组合是，“男演员特写+一碗热汤”，大家看完说，这人好惨，被“深夜放毒”，好饿哦；第三种组合式，“男演员特写+睡美人”，大家看完说，这人是一个GUO蝻（？），在这里搞“男凝”，凑流氓！

明明是一样的画面，通过不同的剪辑与前后文，就能使人得出截然不同的判断。想象力展现出了它的活跃，它就是可以在“综合”之中随意地去组装、揉捏感性和知性的组合。它的暴力，使它成为了一种真正自由的力量。

其实，对于这个“综合”的过程，康德自己也有评价，从杂多到一般：“这里存在着某种深刻的神秘性与某种隐秘的艺术。”这句话什么意思？不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啥么。

截至目前，所得到的结论是：在认识活动中，康德重点错，想象力似乎才是真正举足轻重的力量，它活跃异常，展现出了一种“自由”的力量。

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对于“想象力”的一贯认知。它并不像康德意义上的，担任一种自动、死板、格尽职守的角色，作为认识活动熨帖的一环而存在。想象力就应该是自由的。

在《神经质主体》中，提到了一个观点，说自由有三个面向，分别为：丑、美以及崇高。这里的“丑”对应的是否定一切的绝对否定，作为自由的消极面，是对于一切束缚、限制、决定的否定，因此它是虚无的、过激的。而“美”则是自由的积极面，是建构、文化，或者康德喜欢的说法，是善、目的、道德、形而上学，它们是用来对抗丑的造物。

美丑之分，也就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任意与决断的分别。那么崇高是什么？崇高就是康德的崇高，是一种体验。但不一样的是齐泽克认为，崇高不仅仅是一种体验，更是一道面纱，而在美与丑的界限、文化与虚无的永恒交锋之中显现，遮盖了某些东西。

所以为什么要提“崇高”？因为在其中，有大量的想象力的运用，以及知性综合的必然失败，它们将更好地揭露，认识活动中蕴含的暴力。

那么还是基于我自己的理解，解释下在康德这里，所谓“崇高”是什么：是在认识活动中，我们会遇到一些绝对大的对象，我们会被震慑，然后克服它，而进入一种奇妙的体验，也就是崇高的体验。

什么是“绝对大”？是说一类对象，它们在量级、体积或者力量上已经远远超出了知性所能处理的程度，而可被称为“崇高对象”。当我们要去认识一个崇高对象时，我们会发现普通的认识活动无法正常运转，知性综合遭遇了失败，于是我们被崇高对象所震慑。

“被震慑”并不是什么好的情绪，是因为在崇高对象面前，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性。但是，我们又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去克服这种不好的情绪，将自己从中挽救出来，或者说将认识活动挽救下来。

这个救星，也就是理性。由于理性是可以把握无限性的，因此，当知性失败，理性就来把崇高对象给接下，并把握掉了，认识活动以另一种奇妙的方式重新可能，同时给我们带来了奇妙体验。

所以，崇高体验的过程可以概括成“一破一立”，是知性综合的失败，作为“破”，以及理性综合的成功，作为“立”。

崇高又能被分为“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

数学的崇高，也就是当人们直接遭遇那些绝对大的数量、尺度时，会产生的崇高。例如，在《严华经》中有一个神奇的计数单位“不可说不可说转”，一个单位的“不可说不可说转”用科学计数法写作10^(3.72*10^37)。这个计数单位就是崇高对象，它大得离谱，在知性范畴内考虑没有任何意义，无法使用，因此我们只能跳过知性，用理性推理来获得对于这个数字的想象。简单说，这是一种“不能理解，只能想象”的对象。

而力学的崇高，比较常见的对象，比如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瀑布、大海、狂风、暴雨、雪崩、海啸，以及头上星空。自然现象对于我们有压倒性的力量，康德叫它“强制力”，使得人们感觉自己的渺小，从而心生敬畏。但，我们的理性又可以将其把握、将其超越，战胜敬畏，将目标设立在星辰大海的彼端，而产生一种崇高，力学的崇高……听起来是比较中二啦。

也就是在这“一破一立”之中，我们又能窥见暴力的踪迹。

在数学的崇高中，对于绝对大对象的强行把握，展现出的是想象力自身的暴力：它迫使感官延伸到了极致，使得知性失败，而让自己陷入了一种极其混乱、不可名状的形象之中。在力学的崇高中，对于强制力的把握与超越，则是理性对于想象力施加了暴力：理性迫使想象力施展全力，却又对于它的成果加以否定，让它陷入了失败的境地。

两种崇高，两种失败，展现出了什么？是我们认识能力的扭曲。想象力的巨大能量，是狂野、无所拘束的暴动；而理性是一种弥补、一种抑制，当想象力陷入暴动状态，知性一败涂地，它必须出来收拾烂摊子，以暴制暴。

而，对于崇高的论述，恰恰证明了康德也意识到了这点：在崇高的面纱之下，认识活动之中潜藏着某种混沌。要找寻这种混沌的真面目，需要将目光再次放回“自由的三个面向”，我们会发现，其实“美”和“崇高”都在康德的体系内有它们的位置，唯独“丑”不被接受。

康德在论述“恶”时，提到了一种和“善”形式相同的恶，被称为“恶魔之恶”。光是想象这一种恶的存在，就让康德感到不适，他极力否定“恶魔之恶”的存在。什么叫做形式相同？也就是“恶”和“善”一样，以一种纯粹的形式出现。就像康德的“善”是一种主体自发地、合情合理地对于形式的服从，那么“恶魔之恶”就是一种主体自发地、合情合理地对于形式的违背。

当然，这里的“善恶”早已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做好事、做坏事，这里的善恶对立，也就是自由之美与自由之丑的对立，一种肯定的建构与否定的暴力之间的对立。当康德拒绝了自由之丑/恶，他的自由就是不完整的。

那种自由之丑、恶魔之恶、混沌、暴力、过激，康德在它面前退缩了，他选择了诉诸一种科学形而上学，通过知性和理性去搭建宏伟的形而上学大厦。但，我们始终可以瞥见，大厦之下埋藏着更多值得去探寻的东西，而那就是另外的一些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