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某天傍晚，因为下班早，绕道到隔壁菜市场买了个菜。回来路上，老远就听见小区花园里有人跳舞，凭借多年的蹦迪经验——我直觉此番偶遇的并非是普通的“广场舞”阿姨。那味道纯正的合成器，那天真热情的调调，只可能来自于80年代。它甚至隐隐有一点...New wave的感觉？迅速掏出手机录了一段：

如果不是穿着棉裤棉袄拎着菜篮电脑，我肯定会跟着叔叔阿姨们蹦一会儿。不过，其实从视频里也能看出，叔叔阿姨们跳的还是正统的健身操。

到家以后迅速打开电脑“听识”歌曲，发现此作来自于一支活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乐队：Magazine 60，歌名为《Let's go》。下为原作MV：

但是听着1980年代的法国乐队跳广场舞也有点太时髦了吧？！经过几轮侦查，我发现这首歌曾被收录于香港飞时唱片1987年发行的专辑：《荷东》第二辑——那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引进的第一批迪斯科专辑。

过于兴奋，发了条朋友圈，Nadya 非常老道地回复我：

接下来几天，我卡着点儿到小区花园里等待那天的叔叔阿姨——也许并不是想要上前询问什么，只是想确定心中的某种答案。遗憾的是，自那天以后，我再也没在同一个地点听到相同或相似的歌曲，也许阿姨们换了个地儿跳舞，也许他们只是换了张盘。有点失落，但这并没有阻挡我们继续探寻这些歌曲是如何漂洋过海，从时髦的港都进入到内地的决心。毕竟后来 Nadya 告诉我，他就是听着父母放这些歌儿长大的。

1978年12月，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党和国家正式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次年中美建交，3000瓶可口可乐于当年年底的某个夜晚被运往北京，阔别老百姓30余年的快乐水终于重返大陆；同年皮尔·卡丹进口到中国，北京文化宫的大厅里临时搭起了“新中国第一个T台”。与此同时，《大众电影》复刊，《望乡》、《人证》、《追捕》相继被引入中国，由中央电视台译制的科幻美剧：《大西洋底来的人》，也于1980年代初的夜晚正式播出，男主角 Mark Harris 的“蛤蟆镜”迅速成为时髦小青年们出门嘚瑟街头泡妞的必备行头。

不过，《大西洋底来的人》带来的“蛤蟆镜”，如同《望乡》带来的“喇叭裤”，《血凝》带来的“山口百惠菜花头”，《排球女将》带来的“日式波浪头”一样，对于刚刚打开国门的国人来说，只是一个开始。老百姓的潮流服饰一直跟着明星走，这点到今天也没变过。

那么，既然今天咱们主要说的是“荷东”及其引发的“的士高狂潮”，还是得从蹦迪的四原件：行头、设备、歌曲、场所，开始聊起。

先说“设备”和“场所”。收音机的普及差不多是从1979年开始的，那时候老一辈流传着一种说法：男方聘礼要“三转一响”，又称“四大件”。“三转”，指的是“老三件”，即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一响”指的是收音机。一种非常可信的说法是，这“一响”之聘礼，是随着改革开放、沿海经济的发展，女方加上去的硬性指标。1979年1月至4月，全国半导体收音机销售额比1978年增长了34.9%。[1]

不过，诸如邓丽君一类的“靡靡之音”，在七十年代末期是不可能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大部分抱着收音机的听众听的还是“刘兰芳说书”。那会儿电视机也没有普及，对于迫切希望从流行文化中汲取营养的青年一代来说，如果能购买到一台“录音机”，那便是街头霸王，潮人之王。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江苏盐城无线电厂首先响应了这一号召，于1982年研发出“燕舞”录音机，并借由当时新兴的“电视广告”，迅速打开市场（自1979年1月14日《文汇报》发表《为广告正名》一文后，文革后的中国才恢复报纸及电视广告制度）。随后，三洋、夏普、松下等进口录音机，以及能够转录磁带的双卡录音机也逐渐走进寻常人家。

有了设备支持，各式“舞会”如星星之火般席卷全国也成了必然之事。1979年除夕夜，“交谊舞”首先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重返国人视野；同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了一家音乐卡座，被视为是改革开放后内地的第一家“舞厅”。[2]这股子风潮继续席卷下去，省会城市的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也随处可见人民自发的“露天舞会”；在工厂的联谊会上，“交谊舞”也成为一项比较常规的活动。

任何一种新兴文化的兴起都并非是一帆风顺的，1980年6月14日，公安部、文化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禁止群众自发聚众跳舞，理由是“舞场时常出现的打架斗殴、拥挤踩踏事件，为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

这当然不能成为爱舞人士放弃蹦迪的理由。通知一出，群众们纷纷由街头转移至地下，“家庭舞会”也由此兴起。

万事俱备，只欠一把美帝的士高风。1985年，超级励志的印度歌舞片《迪斯科舞星》，给国人送来了蝙蝠衫、塑料耳环和blingbling衣。

无独有偶，香港则受1977年约翰·特拉沃尔塔主演的《周末夜狂热》影响颇深。这股子迪斯科风差不多于七十年代年代初刮入香港（当时迪斯科舞厅仅是五星饭店的配套设置），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形成高潮，湾仔有 Newyork Newyork，尖沙咀有 Canton、Hot Gossip 和 The Manhattan。位于中环的 Disco Disco算是当时最热门也最正统的迪斯科舞厅，最早由连卡佛总监之子 Gordon Huthart 开设，性手枪、安迪·沃霍都曾造访于此。为此，Gordon 还得了个“兰桂坊之父”的称号。

在这些地点之中，名气不算最大，但对我们大陆迪斯科有着重要意义的，是位于尖沙咀的“Hollywood East”舞厅。八十年代初，当时的驻场DJ 杨振龙（Jamaster A）、Patrick Delay，经常将一些欧美流行歌曲 Remix 之后在舞场播放，因反响极大，后被香港飞时公司收录成系列合集：《Hollywood East Star Trax》。专辑后来在东南亚都有发行，全辑总销量超过400万。

（至于说“Remix”到了何种程度，鄙人连听三夜后得出的个人结论是：其实就是把味道正统的迪斯科给社会摇化了。）

最先嗅到商机的是中唱广州分公司。1986年，第一张《Hollywood East Star Trax》被引入内地，名称被大陆翻译为“东方好莱坞明星舞会”，简称“荷东”。

隔年，《荷东》相继推出了第二、第三辑，同系作品还有广州太平洋音像公司引进的《猛士》（Master Mix）系列，中唱片成都分公司引进的《家庭舞王》（House Party）系列。

那年还有一件大事发生，影片《霹雳舞》被引进了。

相比讲述“穷小子化身一线舞星”的《迪斯科舞星》，这部美帝影片的跳舞场景更多地发生在街头和室内，那种意气风发的“对舞”和苦练，其实也更加符合迪斯科的精神。不必多说，此片上映立即震惊四座。至此，轰轰烈烈的“的士高”热潮已经来临。

《荷东》引入大陆之后，也立刻有了本土化诉求。事实证明，光“Remix”是不够的，这一时段便诞生了中文填词、国人演唱的“荷东翻唱”歌曲。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刘鸿、邓洁仪演唱的《路灯下的小姑娘》，原曲为德国 Modern Talking 乐队的《Brother Louie》。即便在阅读本文之前你没听说过“荷东”，但相信你一定听过这首歌曲，无论是张蔷、林珊珊还是杨坤的版本。

如果不算精选集，《荷东》在内地共发行十张，零零碎碎听下来，最合个人胃口大概是这首《Gimme Gimme Gimme》。来自瑞典乐队ABBA，传了个原版MV。

今天又是周五了，要是您跟我一样，没地儿可去，没酒可喝，不妨随便打开一张《荷东》，对着口型自个儿嗨吧。

出于某种怀旧心理，写完上面这篇文章后，我突然很想念后海大鲨鱼、新裤子和 Joyside 。作为九零后生人，在那个最不需要考虑后果，最放肆最傻X最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的年纪，我是听着这些乐队的专辑，看着他们的演出长大的。那才是我的“迪斯科时代”。

人一旦怀起旧来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顺手搜了个PK14和后鲨2008年“爱噪音”巡演的视频。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心理贼tm难受。但那好像那也不是难受，是一种像“海绵”一般的，吸了水的心情。这些音乐不仅影响了我的品味，更让我交到一些现在仍然非常熟悉重要的朋友，它们甚至改变了我的性格，改变了我做事情的一切选择。

（↑节选自爱噪音巡演的视频。插不了链接，想看的朋友可直接戳此）

视频里杨海崧说了段挺“大”的话：

而我想说：真的十年后了，真的有人还记得你们那次巡演；关于“意义”，我不知道它对所谓“摇滚圈”意味着什么，有没有意义。但我知道，它让我在这个夜晚重新拾得了一种纯粹的感觉，一种多年以前的少年心气。这就是它对我的意义。

注：图片均来源于网络，侵删

引文及主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