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条女孩》是美国作家保罗·巴奇加卢皮于2009年出版的生物朋克小说，荣获雨果奖、星云奖、坎贝尔纪念奖等一众科幻奖项，关于此书的研究性论文更是层出不穷。但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简单地将《发条女孩》视作一部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选择性地忽视了无法被纳入这一解释框架的福生、斋迪等角色（读客出版社译为“浩森”、“贾迪”），甚至据此认为这部小说枝节庞杂、结构松散。在几次访谈中，巴奇加卢皮都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生态小说”这一标签的不满：“我真的只是想写一些关于性爱机器人的文章”、“这本书根本没有关键议题，重要的是，人物完成了他们的角色弧线，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中找寻到了自己的位置。我总是认同我笔下的角色，他们身上有我的影子。”

那么问题就是，如果不是生态环境，巴奇加卢皮投射在角色身上的共通点是什么？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先概述《发条女孩》的故事情节，然后分析其中主要角色所共有的忠诚与背叛。最终的结论是，与其认为《发条女孩》是一部环境主题的生态小说，不如将其视作真正的朋克小说。

《发条女孩》的故事发生在近未来的泰国，彼时农基和纯卡等卡路里公司通过故意引发变异虫害与疱锈病灾摧毁了现有的种植业，迫使农民购买他们公司的抗病害不育种子以实现垄断。泰国通过封锁边境与严格保护的种子库项目来抵御卡路里公司的扩张，并对境内经营的外国企业进行严格监管。为了打开泰国国门，农基公司派安德森作为公司利益代表“卡路里人”，暗中寻找泰国种子库的秘密以及背叛了公司的基因破解者吉布森的下落。在这一过程中，安德森遇到了发条女孩惠美子，她是经过基因编辑与特殊训练的新人类，原本作为日本三下机械公司高层的秘书来到曼谷，但在归国时却由于运输成本问题而遭到遗弃。发条人在泰国是非法的存在，为了避免被环境部销毁，惠美子只得委身于酒吧的老板罗利，通过情色受虐表演谋生。惠美子讲述了她从嫖客那里听来的关于吉布森与种子库的线索，作为回报，安德森告诉惠美子北部深山中有摆脱了服从天性的发条村落，这激起了她对自由的向往。另一方面，安德森还打着经营曼谷强力弹簧公司的幌子与泰国贸易部长阿卡拉特来往密切。随着石油煤炭等资源的枯竭，人们转而改用扭结弹簧来储存能量。安德森对弹簧公司的实际运作并不上心，而是将其交由华裔助手陈福生负责。福生曾经是马来西亚三荣帆船公司的老板，但在绿头带组织肃清华裔的屠杀中失去了一切，被迫逃亡到泰国成为了不受欢迎的难民“黄卡人”。他并不满于在安德森手下工作，因而与粪肥巨头达成协议，密谋偷取新型扭结发条设计图。但即便在巨象暴动这样紧急的时刻，安德森都没有忘记将设计图牢牢锁在保险箱中，这让福生始终未能如愿以偿。更糟糕的是，巨象造成的破坏导致培养槽遭受了污染，福生希望通过贿赂贸易部走私替代品进入泰国以恢复弹簧生产，却不成想这批货物竟被环境部的斋迪上尉带领执法人员“白衬衫”烧毁。这引起了安德森与阿卡拉特等人的强烈不满，因而他们安排绑架了斋迪的妻子查雅，以此逼迫斋迪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并在寺院苦修。斋迪意识到自己的妻子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因而在夜里潜入贸易部试图暗杀阿卡拉特，但最终因寡不敌众而惨遭杀害。这引发了环境部与贸易部的激烈冲突，阿卡拉特安插在环境部的内应坎雅被环境部长普拉查任命为斋迪的继任者，这使她深陷于对斋迪的内疚情绪中以至于时常能够看到他的鬼魂。与此同时，被污染的培养槽中变异出了能够感染人类的疱锈病毒，自觉大事不妙的福生让阿迈秘密处理了病人并开始筹备逃亡。坎雅试图控制这一瘟疫，因而不得不寻求科学家吉布森的帮助，最终确定病毒的源头正是安德森的工厂。在白衬衫烧毁工厂的混乱时刻，福生利用特制的细菌溶解了保险箱拿到了设计图，却被不讲信用的粪肥巨头手下抢走。环境部与贸易部的矛盾愈演愈烈，安德森以提供农基公司的私人军队为筹码要求阿卡拉特与摄政王允许他进入种子库。为了讨好沉迷特殊性爱的摄政王，安德森向他引荐了发条女孩惠美子，当摄政王与随从羞辱惠美子时，忍无可忍的惠美子终于突破了自身的限制，杀死了他们。惊恐且负伤的惠美子逃出了酒吧并寻求安德森的庇护，却不料正撞上窃取设计图失败的福生，他以惠美子勒索安德森提供农基公司的帮助。阿卡拉特借机将谋杀摄政王的罪行强加到环境部长普拉查身上，发动内战杀死了普拉查和环境部几乎全部的高级官员。阿卡拉特一跃成为了新的摄政王，并任命坎雅为环境部长。他允许卡路里公司完全进入泰国并允许外国人进入种子库。坎雅陪同农基公司代表来到种子库，认为这将断绝泰国的命脉，因而她最终背叛了阿卡拉特，将种子库重新转移到另一处秘密地点。她利用曼谷堤坝决堤来帮助女王重掌政权，成为了像斋迪那样正直的人。福生放弃了登上飞艇的机会，不顾一切地去寻找阿迈。安德森感染上了工厂中的疱锈病，惠美子一直照顾他并在他去世后独自居住在无人的曼谷水城。故事的最后，吉布森找到了惠美子并承诺实现她的梦想，承诺利用她的基因创造出具有繁衍能力的新人类种族。

通过对《发条女孩》故事情节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发条女孩》的叙事中心是泰国国内两个部门间的政治斗争，并由此引发出四条彼此联系、错综复杂的故事线，分别聚焦于安德森、陈福生、坎雅与惠美子四人。以往的研究往往从后人类角度强调惠美子与其他三人的差异，比如江玉琴认为“遗传基因和社会不公，促使惠美子走向人类的反面。”这实际上是将惠美子视为与安德森等人平行的角色，没有意识到她具有超出角色自身的概括力。

在四条故事线中，唯独只有惠美子是游离于叙事中心之外的。无论是安德森、陈福生还是坎雅，他们所追寻的目标都与泰国环境部和贸易部之间的兴衰密切相关，甚至他们都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参与到了这场斗争之中以谋取个人利益或国家未来。但对于惠美子来说，这场权力斗争是无关紧要的，她所向往的发条村落并不会因为哪个部门掌权而变得更加现实，她也不是出于某种目的才要杀死摄政王。在这个意义上，惠美子缺乏行动的功能，包裹在她周边的环境与外部的世界的变动间缺乏互动关系。因此，与其将作为一座孤岛的惠美子看作《发条女孩》中的一个角色，不如说她像是一种命运处境的象征，而安德森、陈福生与坎雅等角色都无一例外地具有发条女孩的特征。

这一特征并不是以往研究所认为的后人类观念或生态思想，而是忠诚与背叛间的挣扎。巴奇加卢皮在谈论《发条女孩》的创作灵感时指出，惠美子的形象源自他在一架国际航班上所见到的日本空姐，她以一种奇怪的急促动作移动，以至于巴奇加卢皮认为她在扮演某种工具或机械。他将这一想法与自《长笛女孩》写作时便萌发的对“那些需要为别人服务的人”的兴趣结合在一起，进而思考“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忠诚”这一问题。惠美子就是这一问题的具象化展现，她受到自身基因与教育的影响而对人类表现出忠诚。与之类似的，安德森、陈福生与坎雅同样也将自身的忠诚献给一个外在的力量，分别指向技术、资本与政治。但就像惠美子最终觉醒了自我那样，安德森等人也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到了自身所效忠的力量的弊病，并最终走向了背叛。如此，故事的最后，惠美子最终对繁衍功能的迷恋便意味着一个转变与完成的时刻，她不再期待融入发条村落，而是通过改变的力量来创造一个可能的新世界。换言之，惠美子最终背叛了旧世界，意识到了改变的力量。这也就是巴奇加卢皮投射在角色身上的共通点，他们不满于世界的现状，曾希望依附于既有的力量来寻找出路，却最终在理想崩溃后的背叛中找寻到了自己在新世界中的位置。

在以往的研究中，安德森通常被认为是生物恐怖主义的代表，就像萨巴·扎伊迪（Saba Zaidi）所说的：“由于无法种植转基因食品，消费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像安德森这样的企业家在向全球市场销售产品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样将安德森简化为农基公司的喉舌与帮凶的论断忽视了安德森自身的复杂性。巴奇加卢皮在谈论安德森的背景时指出，安德森对于种子库的迷恋并不来源于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是来自童年饥饿的记忆：“安德森来自一个人们挨饿的地方，冰糖是童年的一种享受，以至于成年后仍然留在他的脑海里。如果你还记得饥饿，那么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避免饥饿似乎并不那么疯狂。”安德森在第一次发现泰国的基因造物茅果时，所考虑的不是如何占有它以谋取利润，而是被它的味道与香气所折服，他“用舌头翻转着嘴里的茅果，体味着那个逝去的年代”，安德森要极力忍住不将茅果吃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卡莱尔，他认为茅果是肮脏的，因而拒绝了它。卡莱尔思考的是如何赚取更多的钱财，为此他甚至可以以曼谷的堤坝与人民的安全作为自身谈判的筹码。但对于安德森来说，与其说他忠诚于农基集团，不如说他忠诚的是农基集团所代表的科学技术。当他与贸易部长阿卡拉特商谈时，他坚定地认为科学技术是解决世界温饱问题的唯一手段：“这个世界要解决温饱问题，那我们的基因破解工作就要跑赢疥病、疱锈病，跑赢日本基因破解象甲虫，这是唯一活下去的方式。”因而安德森想尽一切办法想要进入到泰国种子库中，从而发掘出业已灭绝的基因、并将其重新利用：“只有我们才手握科技资源，通过基因破解帮我们收拾现在的烂摊子。”安德森将对现实的不满与改变的愿景投射到对于技术的期望上，却没有意识到技术才是造成这一切的元凶。

在《卡路里人》中，巴奇加卢皮借帮助基因学家鲍曼偷渡的拉里之口，暗示农基等卡路里公司正是造成世界破败局面的元凶：“日本象甲虫密密麻麻涌过来，土地上什么都长不出来，偏偏就在这时候，增强型大豆和其他能量作物出现了。那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纯属巧合。” 安德森将自己的全部忠诚都献给了科学技术，直到自己因技术而患病才萌生了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安德森的病就成为了一个隐喻，他在巨象暴动留下伤口时就已经染上了疱锈病，但始终不自知，当生命的最后才幡然醒悟。

而作为卡路里人对立面的格雷厄姆派对自然的忠诚在巴奇加卢皮看来同样是不可靠的，他认为“格雷厄姆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信徒。他们这样做有好处，因为他们想要保护自然世界；也有坏处，因为他们往往会忘乎所以，烧毁一切。”尽管他们意识到了技术的危险，但却不加思辨地选择了拒绝。在这个意义上，效忠技术与自然并没有任何区别，二者都将不可避免地将走向极端。就像塞利斯克尔所说的，“在频繁提及《圣经》洪水的情况下，格雷厄姆派想要恢复自然的愿望就等同于时间旅行或全球毁灭的愿望，因为这些都是让世界回到自然纯洁状态的唯一解决方案。”安德森与格雷厄姆派试图改变现状，但却因为盲目忠诚于技术或自然而南辕北辙地走向了毁灭。

如果说安德森与格雷厄姆派表现了忠诚的不满的话，那么发生在坎雅与陈福生身上的则是不停的背叛。安德鲁·哈格曼在《想象生态未来的挑战：保罗·巴奇加卢皮<发条女孩>》一文中对斋迪遭受审判时寺院墙壁上的壁画展开了解读，他认为泰国通过诉诸古代佛教人物哈奴曼和卡拉，从而在资本主义驱动的卡路里公司的意识形态和基础设施解体中坚持了下来：“泰国生存和维护国家主权的能力必须回归与其君主制相结合的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斋迪与坎雅在一开始便是这一民族主义模式的代表，他们将泰国的坚持部分归功于佛陀的慈悲，同时又赞颂女王的能力。哈格曼如此批判这一模式：“坎雅对女王的赞扬是一种有缺陷的幻想，同样，她对佛教的原始看法显得很天真。”斋迪与坎雅将自身的忠诚献给民族主义与高层政客，这就使他们只能在不停的妥协中失却了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他们成为贸易部与环境部斗争中的两枚棋子。最终的结果是，他们活在怀旧之中而缺乏面向未来的思考。

但斋迪的死亡与坎雅的背叛最终扭转了这一模式，转变了他们对民族主义的盲目忠诚，二者的最后行动都指向了对泰国政体内部的暴力。斋迪生命最后的拼死一搏不仅仅是为自己与妻子复仇，更是希望改变现行的政体模式，而不是仅仅将力量指向外部而对泰国内部的腐败视若罔闻。坎雅在最后一刻扣下扳机，从而保住种子库不落入与贸易部勾结的法郎手中，甚至颠覆了摄政王体制并通过洪水重新建构国家的未来。通过此举，先前蹂躏世界的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遭到了暴力抵抗，坎雅的行为也就带有了指向未来的可能性。无论是象征性还是字面意义上的，坎雅通过现在的自我毁灭而保留下了泰国的种子库。在这个种子库中重生的泰国不再像先前那样依赖于宗教式的佛教与民族主义，而是构成了一个新的共同体，就像哈格曼所总结的：“与其说是为了重振宗教注入的民族主义，不如说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集体来应对这些危机。”

与之相同的还是黄卡人陈福生，在《黄卡人》中陈福生不惜杀死曾经帮助过自己的马平也要为自己谋求职位。他将自身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寄托于自我保存与恢复自己原本地位的希望之上，他与坎雅一样困顿于对过去的迷恋与创伤之中，从而将自身的忠诚献给了资本与金钱，一切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来行事。但在故事的最后，泰国的屠杀引发了福生在马来西亚所遭遇的种族灭绝创伤的强烈回忆，但与在那场灭绝中的自我保存不同，陈福生放弃了自私自利的行事原则而是选择绕道相反的方向去拯救一名在工厂工作的泰国年轻女孩阿迈。在那一刻，陈福生不再浑浑噩噩地跟随着资本的准则行事，而是在自身的情感的推动下背叛了这一原则，重新为自己为别人而活，面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而活。

在这个意义上，忠诚意味着活在过去与困顿于当下，意味着停滞与放弃思考；而背叛则意味着一个异质性的未来，一个不同于惠美子、安德森、坎雅、福生或你我所能单独想象的未来，意味着改变的力量。惠美子放弃了发条村庄这样的乌托邦幻想，它曾支撑着她度过自己在曼谷的悲惨生活，接受一个不完美的生态、一个不完美的世界。而对这一乌托邦的背叛则意味着惠美子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个超出她的想象甚至愿望的未来。对于安德森等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不再忠诚于一个外部力量作为无法改变现实的安慰剂，而是在对盲目忠诚的反叛中走向了一个不确定的但又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未来。

这也就是巴奇加卢皮所说的：“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我们都那么听话，也许这已经融入了我的小说中。我们都会遇到转折点，也就是我们决定停止前进并改变道路的时刻。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希望我们服从而不是掀起波澜，成为优秀的工人、消费者、士兵、父母和孩子等等——即使这违背了我们自己的最佳利益，甚至违背了他人的最佳利益。我喜欢角色做出宣泄性的改变，并按照最真实的自我行事。”不是按照生态理论框定《发条女孩》，而是揭示出它所内蕴的拒绝按照指示行事的力量，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巴奇加卢皮会被称为威廉·吉布森的继任者。太多的所谓赛博朋克的作品沿着吉普森的道路前进，按照别人所要求的方式去写作，最终的结果就是赛博朋克陷入了僵死的境地，在那里只有赛博而没有朋克，最终的结果是赛博朋克最终演变成了无法想象与现在截然不同的未来的小说。而在巴奇加卢皮笔下，计算机并不重要，赛博空间也并不存在，重要的是在这些表面元素背后的已经失落了的朋克精神，逼迫读者以新的方式思考他们自己与不确定性未来关系的精神。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巴奇加卢皮会对生态式的解读感到不满了，因为那无异于格雷厄姆派式的忠诚，将不确定的未来转化为了确定性的停滞，将当下强加于未来，进而削减了反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