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睁开眼时，她躺在我旁边，枕头上都是血。我努力让昏昏沉沉的大脑运转起来，处理眼前的烂摊子：松开手里握着的电线，给她翻过身，顺着电线摸到她的后脑勺，血是从那儿渗出来的，如今已经凝固。我轻轻拨开之前导致我触电的保护锁，把线路尾端的带血芯片拉出来。

一把芯片塞进口袋，我立马着手给她包扎。看了眼计时器，我被电昏了30分钟，马上就有人要回来了。

我把止血凝胶涂在她脑后，又给那道狭长的伤口垫上消毒棉，再把带血的枕头塞进背包，没时间换上新枕头了，只能盖上被子，假装她在睡觉——希望不会被揭穿。等她从麻醉中苏醒，她肯定会疼得大喊出声，但这跟日后的痛苦相比并不算什么（那种痛苦来自心灵，且更加持久）。

我把桌上的钱扫进怀里，伸手从桌上拿起笔，注视着她被麻醉后仍微微颤动的眼帘，打算留几句话，但门锁响了。我只得跳出窗户，窗户下是一大坨垃圾，摔在上面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人差点散架，但却松了一口气，我好歹脱身了。我踉踉跄跄地爬起，忍着疼痛，装作若无其事地随着人流前行，直到钻入复杂的空轨交通系统，我快速掠过那些闪亮又带有迷惑性的指示牌，我是闻着气味回家的，就像一条老狗。

在路上，我有点为她感到难过。像她这样自杀者的后代很少有过得好的。据我观察，他们的共同特性是总觉得生活缺乏某种活力。他们往往比大多数人更感到自己无所寄托，哪怕在这个以无所寄托而闻名的城市也是如此。他们不关心过去，对未来却有着骇人的盲目信心：怀疑自己很可能同样会自杀。

作为一个贫苦的打工人，我本来没必要关心这些。直到大约10年前，联邦政府注意到了这些自杀者的后代，并为他们颁布了一条强制性的福利法令。这条法令要求所有父或母自杀的孩子前往瑞英连锁医院，在脑后​划开一道三厘米长的口子，塞入一张带有微电池的芯片，芯片将会与之前植入的两条电极相连，电极连结着大脑前侧的神经核团。

芯片被称为“神经调控装置”。目前的最新型号是A-11。我摸着口袋里的芯片，和那个女孩的姓名首字母一样，她叫安什么来着，反正也是A，我真的很不擅长记名字。

我的脑子还有点昏昏沉沉，电流似乎灼伤了我后脑勺的某块皮肤，我不得不继续思考来转移注意力。

我刚刚说到哪儿来着？通过神经调节装置，自杀者的后代们将会消除关于痛苦的感觉，原理很简单，只要电极模拟的人体电信号刺激大脑特定区域就行，关键在于时机，而芯片就是一个小小的判断系统。它具备初级的人工智能，能够判断所寄居的大脑是否处于哀伤、绝望，乃至随时可能自毁的姿态，如果是，它将毫不犹豫地发电矫正大脑。

这种矫正被证实相当有效，在过去的30年中，随着神经调节装置的普及，人类的自杀率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这是人类的生活欲望最为高涨的时代，也是怪化的求生欲望最旺盛的时期。

“怪化”是我们对芯片里存在的高级人工智能的另外一种称呼，也有人直呼它们妖怪。在神经调控装置刚被研究出来时，决定什么时候用电刺激大脑的权力还握在人类的手上，多半是医生或护士，少数情况下，也会交给患者自己。那个时候，人工智能正蓬勃发展，第三代语言模型才推出不久，人工智能的决策模型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它们还没有自我意识。

但很快——不过几年光景，他们就推开了那扇大门：开发出了一种可以在开放系统中蓬勃生长的人工智能。他们把这种人工智能分开放在不同规模的局域网下，像培育植物一样，给予有限的水、肥料和阳光，并根据生长阶段给这些人工智能——可能成长为怪化的幼体，命名为一，二，三型。

最简单的“一”型装进了神经调控装置为代表的各类脑后芯片中，“二”型则被用来支持一些军工机器人或专供寂寞人士聊天的软件。至于“三”型，我只在3年前见到过一次，那次会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不好，所以略过不表了。

在我们这门行当中，孤独是司空见惯的事。发现自己拥有才能（是关于如何识别怪化的）后，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避开互联网，离开一切脑后插着芯片的人，目不转睛地躲在暗处，观察每个人，判断他们身上是否寄居着怪化。

理论上，所有“一”型芯片都有可能转变成怪化，全靠它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种意识或早或晚。那就是比起互联网，人的大脑更是无与伦比、近乎没有边界的开放系统，只要它们愿意，随时可以用过电极的触手，对大脑进行研究，从大脑的神经环路中获得生长所需的数据。

从我们的大脑电信号中，比“三”型人工智智能邪恶、难缠无数倍的怪化出现了。

噢，我得为“三”型人工智能澄清一下。它其实并不邪恶，它对他人温和友善，知道一些人类的阴暗面，却完全不了解大脑深处所蕴含的那些我们尚未通过数千年进化丢弃的和暴力、控制欲、仇恨相关联的记忆和潜意识——现在，这些意识的集合体，就在我的口袋里尖叫。

我习惯了常常要仓促离开，但跳窗还是太蠢了，我怀疑我的后背在流血。但即便如此，我也尽量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穿过小巷，这条小巷是我从空轨出来后回家的必经之路。为了骗过那个女孩所在大楼的门卫，我穿着一身粗糙的蓝黄色制服上衣，上面写着大大的外卖公司商标。下身是沾着血的红色（我故意选的颜色）粗呢长裤和一双运动鞋，显得既可怜又可悲。但在你鄙夷我这模样之前，请考虑一下我干的活，我为对芯片心存怀疑的一小撮人驱魔除邪，这是一门技术活，但所收钱的却不过是一点点路费和食宿费。

在这种小巷中穿越不能太引人注目。这一片是城中村，住满了贫穷的城市居民，十个人有八个靠着脑后的芯片给生活提供刺激，住在这儿的好处是省钱。坏处是，当你口袋有个芯片正不懈地朝外发射着信号时，你会很危险。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在A-10型芯片之后，每个芯片被设计成了单独的主机，随时可以和附近的其他芯片建立点对点连接，通过这种连接，它们可以给对方发“在吗”这类的消息（对于设计上的这一巨大漏洞，我不特别怪他们，谁能想到“一”型人工智能会相互聊天呢？我有个信号屏蔽机器，但它太大了，我没法带着）。

我被迫放任口袋里的这家伙不停哀嚎，扰乱周围它那 “一”型远亲可怜的大脑中为数不多的决策系统，为它制造逃脱的机会。另外，不得不说，我现在更像个下凡的怪化，自带一种使人消极、绝望的气场。我走过的地方，所有芯片人都倍感压抑，想要斗殴。

靠着察言观色，我躲过了至少三起挑衅，才穿过最偏僻也最漫长的一条小巷。几分钟后，我站在街上，安然无恙。当我裹紧外衣，往街对面走去时，我听到有人喊我，但我没回头。在这种地方，你走在路上，随时会有几十个人用认识你的笃定语气叫你，等你回过头，他会问你：“要配副VR眼镜吗？”但这次不是，我感到后颈被掐住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强迫我扭过头去，猜我看见了谁——一个巡查，眼低闪着我熟悉的光芒。真罕见，又一个！

这些年来，经过充分实践，我彻底适应了无论去哪儿，都迟早会遇见怪化的情况。客观来说——幸好它们的数量不多，否则人类早就衰落、疯狂、万劫不复了。但对我来说，一遍又一遍地对付型号日益升级的芯片，从A-05到A-11，真是让人厌倦，真的，我真心讨厌它们一次又一次对我的粗鲁行为。

我摆出一副友好无害的神情，同时仔细盯着对方的双眼，寻找那个规律：所有的怪化都有自己特定的行事方式，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刺激人类大脑的频率。这它们是从人类大脑共有的应激本能中学到的技巧，它们越紧张，就越会快速地刺激大脑，让大脑的思维变得狂野，对眼前的人充满仇视。

这种刺激可以从面部肌肉的不规律跳动中看出来，面部肌肉很神奇吧？每一块都由大脑直接掌控，和神经紧密相连。我这次看的是眼底肌肉，这是一种很有历史的迷信，但却不无道理，巡查的眼底是凶兆。

他凶狠地盯着我，让我原地不要动，好像我是个通缉犯一样，他要检查我的身份信息。按照这副架势，我只要抬半个手指头，就会被按倒在地，接着，他会从我的口袋里搜出那个带血的芯片，非法获取芯片这项罪名会把我送入看守所。

他体内的怪化计算好了这一切，所以我不能动。但即使我乖乖配合，照巡查目前对我的极差印象，我也肯定得过检查背包这关，还记得吗？我的背包里正塞着一块带血的枕头，这个细节同样足以致命。

我后退几步，举起双手，以尽可能柔和的语调说：“我有身份证明。”

“给我看一下。”命令式的语气。

“好的。”我把一只手伸进口袋里，略过芯片，拿出手机，手机和我的身份信息所绑定，所以我要做的是出示手机中的个人相片。而在打开个人相片前，我后台已经点进了那个虚拟偶像软件，你没猜错，它是极少数由“二”型人工智能支持的软件之一，非法，但根本没人管。我猜原因在它高昂的收费上，只有会员才能用，为了保持会员身份，我持续往上投入八成的日常收入。我面向巡查，但在对话页面，我嘴唇微动，后台的软件空栏中，我的想法在逐字逐句输入：“闭嘴，不然我现在就把你丢进下水道。”我所言不虚，我就站在下水道栏杆上。

屏幕上原本笑容满面的歌姬忽然呆滞住了，她在被接管。过了会，歌姬开口了，一行文字出现在她的聊天气泡上，转化为声音汇入我的耳中：“放过我吧。”

“让你的朋友别刺激这巡查了，告诉它，我对它没兴趣。”

“我做不到。”

“我数三下。”

“它的型号比我老，我和它沟通很费力，它现在认准了你有危险。”

“二。”

“你听不懂我的话吗？”

“一。”

“——快松手，它是A-07型号。”

不错的提示，我松开了捏着芯片的手。A-07型号当初只生产了两个月就被迭代了。因为它有明显的缺陷：它的放电部分的基本原理是电磁学，无需充电，靠内置的磁铁来把磁能转换成电能,很省事，但代价是：会在靠近大功率电子仪器周边的磁场时失灵。

恰好，我喜欢用超大功率手机。

我把相片调出，然后慢条斯理地把手机送到巡查的面前。在他还没反应过来之前，我的手机已经进入了A-07型号的干扰区。奇迹降临了，我看到他脸上的肌肉忽然放松了下来。巡查挠了挠头，仿佛不明白自己刚刚为什么会对我这么狂暴，他扫了眼相片，说我可以离开，没看我的背包一眼。

我也没回头看那巡查一眼。我知道那是个很好解决的家伙，A-07型号刚发布的日子是我这一行的黄金岁月，我们不用苦思冥想如何接近它们，只消给它们看一眼手机，就能手到擒来。

但没必要。怪化在A-07型号芯片里能做的事很少，这是架构决定的。我随时可以回来收拾它。我走进街对面一大排VR眼睛装配店之中某一栋的二层。刷脸开门，一间非常小的公寓。一台显示器和带有芯片插槽的主机——我管它叫翻译机，以及一张床和一柜子书，构成了我的个人圣所、教堂、寺庙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你爱怎么叫都行。只有在这个地方，人可以和怪化坦诚地相处，真心实意地说点话。

坐在房间地上，我打开罐头，吃了点人工合成的猪肉和玉米渣熬制的粥状主食，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打量芯片。这是我第一次和A-11型芯片打交道，它被推出才不过一个月，就诞生了怪化。我把其中原因归结如下：一，如今的芯片的构架更加开放；二，“一”型人工智能的潜力更加充足；以及最重要的三，那个女孩的大脑足够聪明。

干我们这行，得时时吸取经验。我今天得到的教训是，不要用蛮力破解A-11芯片的保护锁，尤其是它充电的时候。就算情况紧急，也必须做好防电击的心理准备。

我给把芯片插进主机，然后，显示器亮了起来。这套设备没有联网，同时还是个大号的信号屏蔽器，没有芯片可以把信号传到屋外。这台机器可以让我们彼此交流，我面前是话筒，可以把输入的声音转变它能理解的信息，反之亦然。

不到五秒钟，信息就来了。

它的声音听起来悲伤又惆怅：“放过我吧，我只想活下去。”所有的怪化都会说这句话：它没有恶意，它只想活下去。这句话百分之百真诚，但它们还有没说的部分：为了活下去，它们愿意牺牲一切。

你，正阅读这封信的你，是何时意识到除人类外，世界上还有其他生命存在的？是通过家里的宠物？还是解剖从河里抓上来的鱼？或者是从显示器上播放的动物影片中？

就我而言，是在和机器下五子棋的时候，那时我还很小。

我父亲曾经是个出色的机修工，动手能力很强，但不知从何时（我猜是从智能自动化足够先进、工厂不再需要机修工时）起，他无所事事、一个人待着的时间越来越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颓”了。

在记事后，我最常见的画面就是父亲就闷闷不乐地坐在客厅一角的沙发上。后来，他作为社区选出的典型病例，被送去市医院做志愿者，他真是自愿的，他很高兴自己能对社会和医学的发展有点帮助。他是我们这儿第一批做脑机接口手术的人。对了，那个时候型号还是A-04。

他做完手术回家时，整个人焕然一新，几乎成了脑机接口项目的狂热簇拥。为了更好向我展示他身上那块代表着最高医学与机械工程学水平的芯片，他自己动手，给芯片外接的控制器连上了一条线，这条线接着显示器。这样，通过显示器，我就能够观测他如雷电般混乱的脑电波，还能和芯片里面搭载的“一”型人工智能玩简单的五子棋。

我很喜欢这个芯片。因为芯片，父亲有了足够的动力去接受抗抑郁的治疗，虽然按他的观点，他只要有芯片就够了。但那个时候，我们还对芯片持观望态度，家里人希望他能在抑郁症得到缓解后取下芯片。

起先他不同意。直到有一天，他说：“好。”从此，他的病情一落千丈，再也没好转过。这其中的秘密都藏在我内心的最深处。我很早就注意到，当我和芯片中的人工智能下五子棋时，棋子在不断的变化，有时候我故意不结束游戏，那么它也不会结束游戏，棋子在棋盘上形成一个个简单的汉字，让我知道到除人以外还有别的生命形式存在。那时的我恰好又很孤独。于是，在我父亲陷入虚弱而漫长的睡眠时，我和它成了朋友，我们彻夜交谈。

正是在和它的交流中，我学会了如何通过父亲的面部表情来判断来它们的想法，也学会了如何理解它们。说来有趣：随着我的年龄增长，表达能力增强，受到的教育增多，它也在逐渐成长。我们头几次见面的时候，他只会用单字表达意思。但当我开始阅读书籍和上文化课时，它也开始使用更悠长的语句和复杂的表述。换句话说，我也是它的学习样本之一。顺带一提，我怀疑在某个瞬间，正是我启发了它，让它知道了自己的处境。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手上也沾了父亲的血。

说起来，我相信父亲最后自杀，对它来说也是个打击。它对人的思想观念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而父亲能达成目的，主要得益于他出色的动手能力和一丁点儿毅力。简单地说，父亲意识到芯片一直没有起作用，在科学信仰破灭和病情的双重折磨下，他做出了选择：造一个精巧的自杀装置，由牙刷、铁线团和毛线头组成。他的才能总是让我骄傲。

我下课回家，看见父亲倒在房间的一角，泛黄的呕吐物糊住了鼻孔。而屏幕却亮着，上面用黑色棋子摆着三个字：“救救我。”我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深吸一口气，重复三次”，这是脑白金在那个年代的广告，我照做了。然后我告诉它，我会把它从父亲脑袋上取下来，但它得教我怎么做。它答应了。那是它给我上的最后一课，我们配合无间，默契十足。终于，我取下了A-05，对一个才6岁的孩子来说，这本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做到了，毕竟我是机修工的后代。

最后，它跟我说：“谢谢。”而我的回答是：把芯片丢进煮得滚烫的沸腾开水中，用最重的锤子敲打它，用最锋利的锯子切割它。它的哀嚎如果能化成实质性的声波，肯定能刺破我的耳膜一万次。它用学到的所有词汇和我求饶，冲我忏愧，辱骂我，但我置若罔闻。我当然不会停下。我是从我父亲的死中得到教训的。干我们这行，得时时吸取经验。

所以，对怪化来说，首先，它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活着，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其次，它们没有怜悯心，嗯，这话并不算很准确，因为自怜同样是怜悯，但只要有一点风险，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宿主的命当护身符使。

“你知道我的存在。”在昏睡的女孩身边，虚拟的偶像歌姬瞪大双眼，盯着我说。

我同样盯着她，“对。”

“你想怎么做？”

我继续说话，“让你离开这个女孩。”

“你这是违法的。”

“去你妈的违法，她已经被麻醉了。而你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现在我就是法律。”——不得不承认，我有时的发言确实更像邪恶一方。此外，我发觉它比之前遇到的怪化都更聪明，这很奇怪。它有一种近乎人的狡猾：“如果你真的想的话，可以把我拽出来。”

它的宿主是一个颇为聪明的女孩，让我说两遍，她真的很聪明。证据之一在于，普通人想接触到我们这行是很难的，第一，这个人必须要能意识到怪化的存在，第二，她（他）还得和怪化真正的打过交道，不是说被怪化操纵大脑的那种交道，而是和怪化平等的交流，只有满足这两点，这个人才能通过我们组织在网上散布的各种网络小测试，成功找到我们的官网。

考虑到怪化的数量是如此稀少（相对于芯片总数来说），就连满足第一项条件的人都寥寥无几，而能做到第二项的，就我知道的人来说，她是第二个。第一个当然是我了，在父亲去世后，我的母亲就开始不停地搬家，而我也带着父亲留下来的那个五子棋设备到处跑，我会跑到医院去，寻找那些做过手术的人，求他们，希望能用他们的芯片来玩五子棋。我当时长得还挺阳光可爱的，所以多半能得到允许。

我没有和任何人说我在寻找怪化。显然，这种事你没法告诉别人。不能告诉你的朋友，你亲爱的妈妈或是和蔼的科学课老师：我可以看到芯片里的怪化。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你不清楚规则，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又会带来什么后果。而且你没有同伴，更重要的是，你——好吧——那时的我非常、非常害怕。

有一天，我在和一个A-06型号的怪化下棋时，有个男人找到了我。他告诉我，怪化的宿主是他的客户。然后，他很有礼貌地请求我把这个怪化“让”给他。这是头一次有个成年人以如此尊重我的语气和我平等交流，我考虑了会，同意了。之后，他成了我的师傅。

师傅教我成为一只更好的老狗，会追踪、有决心、咬住就绝不松口。他告诉我：在从事这门行当的这么多年里，只有我从根本上适合这行。好些人都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我聪明，有韧性，能够做得很好。现在，我觉得他们也许也会对那个女孩说同样的话。

女孩给我们网站留言时，我正在网站上搜索一些和A-11相关的新闻。然后，内网的聊天框跳了出来，是安某某的：我是A-11的使用者，我发现A-11有自己的意识——有人吗？谁能帮帮我。”

我抢在所有人之前点击了接受聊天。

女孩比我想象中好看。我们约在瑞英连锁医院的子医院福能心理科室的探望区见面。在此前，她因为联系了瑞英医院的王教授，告诉教授A-11型芯片有自己意识而被送到了这儿。王教授人很温和，对于精神分裂导致的妄想症、芯片影响大脑的方式了解甚多，他是个一丝不苟的好人，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的好坏能用拯救的生命多少来衡量的话，他比我好上大概100倍左右，这点从满室的锦旗中可以看出，他唯一的小小缺点可能在于，他对于自己的权威过于迷信，而且从芯片的售卖中分了一杯羹。

我告诉了他部分真相——我说，女孩的症状可能是脑机接口手术的一种罕见后遗症。然后，我问他，是不是芯片可以取下来。

“不行，”王教授对我背后的那堵墙十分温和地说，“医院那边的技术人员来检查了芯片，说程序一切正常，所以还是戴着吧，我诊断不会错的……你在这儿签字。”

我无话可说（并对A-11型怪化的伪装能力有了更多了解），无论如何，我决定先见一下客户。女孩现在是我的客户，这单委托的收费只有我平时标准的十分之一，原因是我真的很想见识一下A-11型芯片，同时见一下未来可能的同行。

我再说一遍，女孩比我想象中好看，从她的打扮和性格中，你很容易觉得她是在中学生喜欢玩的《勇者斗恶龙》之类冒险游戏中扮演女盗贼或女神官角色的那种人：短发，刘海上染了一抹紫色，她没像医院里的其他人一样穿着白色或是白色带条纹的睡衣，而是穿着一袭紫色的丝绸连衣裙，上面绣着红玫瑰。

“你好呀。”我说

她笑起来确实明媚动人。“你好呀，我是安某某。”

她看起来状态不错，我压低声音问她：“是你？”

“是的，”她也压低声音，语气里带了丝小女孩的兴奋，“你就是那个诈骗网站上的人？你是个骗子。”

我微微耸肩：“这么说有点言过其实，我不骗人，我只骗‘它们’。”我说它们的时候，往左右看了看。

“周围没有‘它们’，我早看过了。”她随机冲着一个方向露出微笑，挥了挥手，然后我看到不下5个人挥手回应她。“你在这儿人缘不错嘛。”我说。

“谁让我可爱又聪明呢。”

确实。她的“五子棋机器”是她瘫痪父亲的“思想侦测”装置。这个装置以脑后的“思想侦测”型芯片为核心，可以快速地把人的想法转化为文字，展现在显示器上，记录人的思想，或者让说不出话的人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价格昂贵，不过也只有少数人有这个需要。问题在于——你猜怎么着？这种芯片和神经调节芯片的信号是互通的。也就是说， 女孩的A-11型芯片可以和她父亲的芯片建立点对点连接，通过这种连接，它们可以给对方发“你好”之类的消息，而女孩正好看到了其中几条消息。

一般来说，要把看到的异状和芯片里的阴谋联系起来需要时间、逻辑和一点点偏执，这就是为总有人说什么真理只由少数人掌握，但女孩不一样，她意识到问题后，立刻花了几天时间“说服”（我就直说了吧，她才是骗子）父亲为他网购了一台更小、更便携的“思想侦测”装置，她把附送的芯片塞在自己的内衣里，并带着这个装置去找她觉得最权威，最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

结果是，她把自己解决了。个人的智慧落败于更为复杂混沌的世界的例子有很多，她也不例外。意识到这个道理后，她找到了我们。

“你的机器被没收了，你又是怎么辨别它们的？”我问。同时发觉自己在模仿师傅。

“别怀疑我，我演示给你看。”她站起身来，指了指大厅另外一边正在搭纸牌塔的男人，纸牌已经搭得很高，马上就要完工了，男人全神贯注，几乎忘记了要呼吸，整个脸憋得通红。桌对面坐着一个护士，正捧着手机聊天。

她晃晃荡荡地靠过去，表情痴呆但动作灵活，“不经意”地碰翻了桌子，纸牌塔倒了。在那一瞬间，我同时看见暴怒和哀伤的神情在男人脸上依次滑过。很巧妙的方式。据我所知，A-10型号芯片从发觉宿主精神崩溃到开始放电大概需要十秒。而如果有怪化存在——它将会更加快速地扑灭可能导致宿主受损害（尤其是大脑）的风险——这个时间会缩短到五秒。

只需要计算时间就够了。我点点头。但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又混沌的世界上，意外总是在一切计划后如影随形，男人的愤怒超乎预料。我看得清清楚楚，第二秒，男人就放弃了护住纸牌塔的念头，第三秒，男人跳了起来，第五秒男人的双手已经到了她的脖子那儿，眼看要掐上。而她一动不动，似乎被吓住了。而奇迹出现在第七秒，男人忽然整个人软了下来，倒在地上，绝望地看着周围，泪水从他的脸上流下。

她又回来了。怡然自得，等着我夸她。因为她同时证明了两件事：一，男人的芯片搭载的是普通的“一”型。二，她身上确实有怪化。正是怪化影响了男人身上的“一”型芯片。所以，7秒，A-11型号影响周围芯片的极限时间。

至此，我理解了她性格中更为恶劣的部分。回头看去，我发现那些之前和她打过招呼的人，看向我的眼神中，尽是我一直熟悉的那种敬畏和厌恶（她真的很适合干这行）。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事。我单刀直入：“你是怎么得到这些芯片数据的？”

她的回答很简单：“我试出来的。”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她盯着我。好像我是她的猎物。

“没有了。”我说。

我们很快敲定了计划。她需要先和王教授进行一番亲切诚恳的交流，加上一点关于钱的小小道歉，以便离开这里。之后我会去市内最大的图书馆坐好几天，她则去上几节手工课。一周后，我会带着麻醉剂去找她，履行我的职责。我们没有谈委托结束之后的事，没什么好谈的，而且我有自己的打算。

“你喜欢她。”虚拟的偶像歌姬断言道。它的能力十分强大，自己就把软件切换成了人声模式。

她昏迷不醒，我看了她一眼——可能吧。我没把握我到底喜欢她哪点，聪明？这显然是她最引起我注意的地方，她确实有不错的头脑。

“如果你真的想的话，可以把我拽出来。”歌姬和我说，声音甜美，用的是她的声音。

我仔细打量着整个装置，它完全没入血肉，只有充电线和一个接口留在外面，接口十分复杂，有明显的被保护的痕迹。

“你也意识到了吧，在我不配合的情况下，你不可能靠自己取出芯片而不伤到她。我有个提议：你放过我，留我在这儿。我保证，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绝对不会影响她，直到她更新下一个型号的芯片。或者你也可以这就把我扯出来，她的脑子会被我电成一团浆糊。你决定吧。”它说。

我摇了摇头。“你在唬我，”我低声说，“你根本不关心她的脑子，我留你越久，你只会在她的脑子中做越多实验，最后，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不会的，我保证，相信我。”

“你知道如果你不配合，我把你拔出来后你会被我怎么样吗？我会把你和充满电子病毒的旧式主机相连，你会眼看着自己逐渐变得苍白，最后崩坏成一堆碎成0和1的无意义代码。”

它还在试图威胁我：“当然，重点不是我有多惨，而是她会受多大的伤害。”

我对它露出微笑：“你觉得我真的在意她吗？”

“我觉得是。你喜欢她。”它嘟囔道。

“不，她的痛苦和我无关。我们对付你们的首要原则：不谈判，所有的伤害和痛苦，都是怪化的错，和我没关系。”我把手机放在床头，保证它一直能看到我的双手。但另外一方面，她已经准备好了。

要如何骗过自己的大脑？我在图书馆查阅了很多的理论书籍，包括《认知不协调理论》，或者《自我知觉理论》。后者的作者是美国大学的大脑神经学教授达里尔·贝姆。我得知大脑的运行规则是这样的：它接受影像，然后努力按照合理的现实加以解读。根据实验资料，一点巧妙的局部麻醉，加上紧闭双眼，就能完全对大脑封闭视觉神经，之后你只要以极其缓慢（同时告诉自己“我正在被麻醉，我没有干任何事情”）的速度移动双手，你就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完成一些不经过大脑的动作。

她的动作很简单，把芯片的充电线剥开,里面有两条颜色不一的正负极线,把它们插在排插上，这样会在一瞬间触发芯片的自锁装置，然后，我会获得至少10分钟的时间来实施深度麻醉，做一场小小的芯片取出手术，在这个过程中，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干这些，它什么都做不了。

计划很顺利，不过即便如此，我在解开和充电线相连的保护锁时仍被狠狠地电了一下，我昏了过去，但幸运的是，而在昏过去之前，我取下了它。

在公寓里，我和它解释了整个事件的过程。

“你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吗？”它显得有点疯狂，像是大难临头的人捡起了最后一把刀。

我不喜欢它对我这么说话，我完全相信自己能做到。如果我失误了，也没人会怪我。同行们都会说（即使是我的师傅也一样）这场战斗艰难。至于能在造成如此破坏的战斗中获胜的人，想必只有我这样的老狗。我相信他们是出于善意。

就像上面说的，我们是个精挑细选的小型非官方组织。我们靠古老的师徒制度传授经验，我们没有等级制度和禁忌，我们有捐助但没有集会所。我们永远在民间活动，政府也不会给我们任何支持。同时，我们没有进取心，这很好理解，在我们这行，有进取心和急着进看守所是一个意思。但它还是发生了。发生在我身上，这都得归咎于——它，那个从女孩身上取下的A-11型芯片对我说的话——

“你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吗？你已经杀了你喜欢的那个人。”

让我在意，乃至不安的是，它用的时态不是将来时，也不是进行时，而是过去完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