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在周边文化当中崛起时间最晚，其社会复杂化开始于距今5300年的庙底沟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黄河中游地区闭塞落后。

根据邓聪教授对玉器的研究表明，中原文化对于周边地区其他文化是十分了解的，因为各个文化之间有着高端玉器贸易路线，从红山、良渚流出的玉器通过贸易散布于整个东亚大陆，最远辐射到了东南亚诸岛屿上、西伯利亚的山林中、甘肃的泥土里。

从玉器的辐射范围可以明显看出来，在上古时期，各地就已经不再受到地形地貌的影响了，各地早已通过贸易联系到了一起，而并非过去我们所认知的，互相之间不受影响的独立发展。通过这种玉器贸易往来，中原地区的文化也吸收周边地区的先进技术和思想，开始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而在距今5300年作用中原地区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庙底沟文化。

其突出特色就是样式多样纹饰精美的彩陶，再通过贸易将彩陶传播到东亚各个地方，形成了东方彩陶文化的特色。考古学家也是通过彩陶的纹样与发展脉络梳理出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历史脉络，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距今5300年前，黄河文化中游的庙底沟文化复杂化其聚落大致上被分为三级，如阳平河与沙河流域为中心聚落的北阳平遗址（90万平方米）、次级中心西坡遗址（40万平方米）、其他普通聚落构成。其中，西坡遗址发现的几座五边形大房子尤为突出，其做工精良，还在居住面上进行了朱砂涂朱的展饰性工艺。陈星灿先生分析过包括西坡遗址大房子在内的庙底沟期仰韶文化五边形大房子的结构，参考台湾民族志资料，推测这些大房子的功能是集会场所，是部落集会、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

从西坡墓葬中发掘的物品来看，当时的统治，王权与军权的概念已经形成，其墓葬中的玉石钺，是军权的象征物，象牙器和大口缸则以声望物品的形式，辅助表达财富权威，而大口缸在西坡还可能进一步作为贮藏物资再分配权力的表征物。

综合西坡墓地的情况来分析，社会等级地位与血缘关系或具体说是家族关系休戚相关，或者说权力和权威的保有以亲缘关系（kinship）为基础；权力和权威组分当中，军权或权威占主导地位，财富权威和威望占辅助地位。李伯谦先生通过分析，将西坡遗址作为“仰韶古国”的代表。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内，恐非只有一个古国，所以我们参照考古遗址命名原则，将以西坡遗址为中心聚落的“仰韶古国”暂称之为“西坡古国”。

而同时在东部的郑州地区，有巩义的双槐树遗址，总面积约117万平方米，三重环壕。外壕与中壕之间的的西部有两处墓地。内壕围护着重要的功能区，包括南部墓地及其祭坛，中部为带门道的分开间大型殿堂式建筑，通过一道院墙分割出“前朝”、“后寝”的格局。其中偏中轴线上的一座核心建筑长房前方，埋9个件陶器，组成“北斗九星”，且有一个坑里埋一头麋鹿。意在象征该核心建筑里居住的人，占据宇宙北极的中心，已经上升到宇宙观为社会政治服务的高层次了。双槐树遗址还出土了骨雕蚕，做吐丝状。同时期的青台遗址和汪沟遗址都出土过蚕丝残留物。因而有学者认为，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河洛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遗址群，构成了以农桑为经济特色的“河洛古国”。

在这种相互交织又相对独立的发展情况下，庙底沟文化的彩陶文化，横扫东亚大部地区，不仅被许多学者视为中国史前的第一次艺术浪潮的滥觞，更被一些学者视为“文化上早期中国”或“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核心的形成之物化表现。

在距今48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庙底沟文化进一步演化，在考古学上被称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其文化中心腹地占据晋南的运城盆地，以垣曲东关遗址为代表。尽管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发达与扩张程度远不及庙底沟文化，但是其蛰伏着韬光养晦，终于在距今4300年前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一支北上临汾盆地，接受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关中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影响，发展成为陶寺文化早期。陶寺邦国诞生。

目前通过40多年的考古研究，我们可以说，陶寺邦国的建立是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重要节点，因为这是一个由王族统治以历法与大地测量等科技手段为正统性来源的政权，这与当时主流的神权与王权相互结合的统治方式截然不同。

如果您读过我之前的文章的话，就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差异之大，简直是鹤立鸡群，但是从其他几个神权主导的势力发展来看，基本上是以社会崩溃作为结局，也不难看出，陶寺邦国的统治者也在尝试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让社会能够平稳运转下去。用全新的方式来实现对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宣称。

1.观象台、朔望月轮、沙漏构建的时间体系

时间，是人类至今都难以解释的概念，它并非是某种物质实体，但是却可以被人类所观察到，并且被人类赋予了意义，不过当我们在使用时钟来计算时间的时候，并未想过，一天24小时、一年12个月365天的这套体系究竟是怎么来的，似乎一切都已经变得理所当然，只有学者才会去思考时间的意义。

但是构建一套系统来计时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发明，在历史上这种系统被称之为历法。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法体系，那么中华文明的历法体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陶寺城邦在成立时，王权主导着太阳地平历、圭表测影太阳历、阴阳合历，控制年时；通过朔望月轮太阴历，控制月时；通过盘古沙漏，控制昼夜时间，以此把握社会各种生活的时间命脉。这些高超与核心技术都是陶寺统治阶级软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中最为著名的实际上就是陶寺观象台。

2003年，当何努教授在陶寺遗址清理东南小城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建筑，这座建筑没有任何墙体，却有着十三根柱子的痕迹，从夯打的痕迹来看，这个建筑似乎呈现半圆形，十三根柱子形成了十二道缝隙，通过对缝隙的连线，可以看到这十二道缝隙有一个共同的交点，这个交点十分规整的制作成原型，其圆心的面积正好能让一个人并脚站在其中。

朝远处眺望，最显著的地标性的景观就是作为太岳山余脉的“塔儿山”。这座山是整个临汾盆地的最高峰，如同一座匍匐在地面上的巨人，环抱着整座陶寺遗址。

何努教授隐隐感觉到这座建筑与天文有着紧密联系，于是他找来了天文专家武家璧，在他的推算下，认为这座建筑很有可能是用于太阳观测的观象台！

自此，陶寺遗址被考古学界与天文史学界高度重视，开始了6年的验证实验， 2009年6月21日，24节气中的夏至日，随着“陶寺史前天文台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利用陶寺遗址出土的“圭表”复制品测量日影的成功，证明了何努与武家璧的猜想，陶寺的这个建筑遗址的确是一座观象台遗址，而且是世界最早的，误差最小，可观测节气最多的观象台，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公元前1680年）还要早近500年。

有了观象台的基础，陶寺之后又接连发现了朔望月轮太阴历铜齿轮和沙漏，这些考古发现让学者们惊讶的发现在距今4300年前的陶寺邦国，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年-月-日-时的时间系统，并且这套系统深深的影响着中国后世历法的体系，不管时观象台的节气、同齿轮的阴历还是沙漏的漏刻计时单位，都在后世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2.长度单位、正方向、天文大地测量构建的空间体系

陶寺邦国不仅仅构建了时间体系，更是将空间进行了具象化，世界不再是用神创论模糊描述的某位神分开的天空与大地，陶寺的统治者想要知道，同时也告诉世人，世界有多大，我们在这天地之间处于什么位置。

陶寺社会的统治阶级将制定长度基元、辩证方位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进而建中立极、开展天文大地测量，最终描绘出统治者天下观表里山河的政治地理五方蓝图，为实现统治者协和万邦、平章百姓的天下胸怀，提供了真实的空间认知构图。

还是对陶寺观象台的研究，何努发现观象台以观测点为核心，中心圆面约直径25厘米。在人类早期文明中，基础的度量单位往往与人的身体部位有关。通过实际测量，该观测中心面与中国男性小臂尺骨长度相当，由此可以得出陶寺长度基元25厘米=1陶寺尺=1肘尺。

在没有指南针的时代，古人时怎么找到正方向的呢？陶寺人大约是用日出、日落的表影交汇法，求得正南、正东方向，也就是古人所云的“正朝夕”法。《淮南子·天文训》中就有相关的记载。其方法是，在以10步为半径的圆弧上移动表杆测日出、日落位置，连线得到正东、西方向，然后作垂直线，得到正南、北方向。

在有了标准计量单位和正方向之后，陶寺才可以通过天文大地测量，得知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考古学家以陶寺为中点，在地图上进行连线，发现顺着直线一直到陆地的尽头，也就是海边，可以得出四个坐标。分别是东点N35°53′E120°05′02.94″西点N35°53′E35°53′10.68″北点N76°40′26.77″E111°30′南点N21°30′22.08″E111°30′。

根据换算，东西距离是2π×6371×cos35°53′=32417千米，32417×84°÷360°=7563千米；南北距离是π×6371×55°÷180°=6113千米。

那么这个数据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在汉代儒生所整理的《河图括地象》书中记载：

在《山海经》的《山经》的最后，也有写到：

《淮南子·地形》说：

这足以证明，至少在汉代以前，在华夏文明的认知中，天下的范围是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

可是由于度量衡的变化，这个数据到底指代的是多大面积的土地，其实一直未能找到对应。那么如果用陶寺尺来进行推算呢？

据徐凤先博士研究，依据陶寺长度基元1尺=25厘米得出1000尺=1里=250米，四海之内东西地广28000里折合7000千米，南北地广26000里合6500千米。

与以陶寺为坐标系的中点，进行四点连线所得出的数据进行比对：

东西实际距离7563千米比28000里7000千米多563千米，误差率7.4%。

南北实际距离6113千米比26000里6500千米少387千米，误差率6%。

上述计算表明：

文献所说四海之内东西地广28000、南北26000里数据是实测得到，并非虚妄臆造。

该套地广数据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中表的四表之间的实际直线距离。

专家所推测的陶寺文化四表实测地点是合理的，先秦文献所记四海之内地广数据证明它们的存在。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陶寺邦国的统治者为什么要花费大力气，在那个连青铜工具都还未普及的时代就进行一场漫长且风险巨大的天文大地测量行动呢？这一切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

《尚书·尧典》记载，尧帝命羲叔、和叔、羲仲、和仲进行四表测量。根据推算，可以得出以陶寺为中心，东到山东，西到叙利亚，南到广东，北到西伯利亚的地理大坐标系。以这个坐标系来看，陶寺就是世界的中心点，陶寺遗址完美地诠释了本初“中国”的概念——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由于“王者居中”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王都应建于地中，这才有了“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说法。

有了四表测量的方法以后，陶寺人通过测量得到了客观的欧亚大陆认知构图，并将其作为建立陶寺文化主观的政治地理五方观念的基础。因为有了“中土”的概念，才能发展出“南土”、 “北土”、“东土”、“西土”结合的“亞”字型政治地理五方观念。后世“表里河山”的卫土思想便也滥觞于此。

《论语》说，帝尧当时禅位给舜的时候叮嘱：“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在后世的解读中，都认为这个“允执其中”是虚指，指代的是了解历法，找到中心作为都城，但是陶寺圭表的发现与《尚书·尧典》记载的四表大地测量行为的对应，表明这个“中”就是圭表，通过日影在圭表上找到代表“地中”的影长。

那么这个影长是多少呢？

《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

测量“地中”的方法，是在夏至这天中午，立“八尺之表”，若其影子长度恰好是一尺五寸，此地便是“地中”。《周礼》认为，“地中”为“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风雨之所会、阴阳之所和”之处。

而通过陶寺尺进行测算，在陶寺圭尺红线所标注的位置，就正好是一尺五寸。

可以说，陶寺圭尺所代表的，就是华夏文明后世4000多年对于“中国”观念的执念，这种影响成为了我们文化基因里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了华夏文明存续的基石，不论历史如何发展，国家是分是和，只要生活在这篇土地上，处于这一文化圈的影响之下，那么华夏文明都会自发地去维护与认同“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概念，使得中华民族可以从一次次的动荡与苦难中顽强地走出来，最终走向统一国家的道路。

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的形成经历了“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现实的中国”三个阶段：根据古史传说记载，尧舜禹的活动中心在晋南，陶寺遗址地域契合、时代相符、文化上“具有从燕山北侧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表现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当时万邦林立，“各大区系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形成一个“天下”，陶寺居中而立，雄视四方，可以解决各邦的“诉讼”、接受各方的“朝贺”，成为万邦 “共识”中“不十分确定的中心”，所以可以称作“共识的中国”，甚至当时四方很可能以“中国”称呼陶寺所在之地，此为最初的“中国”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