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上有一个热门问题：为什么剑与魔法的故事永远讲不腻？剑与魔法这阴阳图一般的二重元素贯穿于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中，中国有武侠传统，西方有骑士传统，而对于我们游戏玩家而言，剑与魔法几乎可以算作RPG（角色扮演游戏）的代名词——RPG的开山鼻祖讲的就是持剑的勇者屠龙的传说，电子时代的RPG奠基之作之一《魔法门》（系列）也可以译作《剑与魔法》（Might and Magic）等等。从《龙与地下城》（桌游）到《骑马与砍杀》或者《天国：拯救》，在RPG由单纯封闭的符号世界走向复杂拟真的开放世界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剑与魔法这对双子一次又一次地点燃着玩家们的热情。

或许有读者会指出，笔者所举的例子《骑砍》与《天国》几乎不包含魔法的元素，说得没错，如果撇去《骑砍》Mod的话的确如此，但是笔者先把话说在前面，本文并非一篇“奇幻RPG大盘点”式的文章，本文讨论的侧重点是“剑与魔法”中的前者——这个暴力、掠夺与战争的符号，牵涉到游戏的起源与“原罪”，放在这个“少年玩游戏XX”（XX可以替换成跳楼等任何负面词语）已经成为月经新闻的今天，其实是一个相当时髦的话题。

“剑与魔法”经过古今中外的文艺创作，俨然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所谓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解铃还需系铃人，就如同女娲造人，上帝造亚当，创造物往往是创造者本身的投射，因而要想破解剑与魔法的魅力，自然要往人类自身上找原因。

百余年前，有一本书提示了我们一个有意思的解答：人类对“剑与魔法”的迷恋源自人类追逐荣誉的工作本性（instinct of workmanship），以及热衷攀比的掠夺性文化，而且不仅如此，今天社会中伴随着我们的种种现象、事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比如阶级社会、炫耀性消费、私有制、体育竞技，甚至还有作为剑与魔法故事的重要载体的游戏。而这本书就叫作《有闲阶级论》。

《有闲阶级论》的作者凡勃仑和马克思一样，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异类。这个从威斯康辛的小农场长大的挪威移民，其著作中充斥着对美国工业化进程中暴发户们的虚荣空虚的嘲讽。今人给凡勃仑贴上的标签是经济学家，其创立的制度经济学对罗斯福新政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他又不只是经济学家，凡勃仑涉猎极其广泛，可谓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这本最负盛名的《有闲阶级论》正是在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基础上写就的。

书中，凡勃仑提出了诸多历久弥新的概念，如工作本性、炫耀性消费、有闲阶级等等。所谓的有闲阶级，就是脱离了劳役而有闲暇的阶级，比如王侯将相、贵族乡绅、僧侣祭司。有闲阶级并不是真正的无所事事，由于人类追求成就的天性，他们会从事一些具有“荣耀”的非劳役活动，比如文学、艺术、竞技、学术、战争，和进行生产性活动的贫苦大众形成社会分工，从此维持社会运转的不同职务有了高雅与低俗的歧视性划分。

由此我们能看到，其实歌颂“剑与魔法”的正是凡勃仑笔下的这群有闲阶级，或者说“剑与魔法”就是有闲阶级的代名词——在狩猎采集社会，猎人与战士是被视作非劳役性的荣耀的工作，而随着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虽然崇尚掠夺的本性依然，但在新的物质条件下，人类的攀比标准有所转变，那些高贵的职务少了几分残酷，多了几分人文，比如体育竞技和文学艺术。

RPG中的“铁三角”（战牧法）职业，在人类的文化心理之下，其实都是只有有闲阶级才能从事的，具有荣誉的、非劳役的、炫耀性职业——战士自不用说，而魔法师则能在神职人员、巫医、炼金术师等身上找到原型。所以在《兰斯6》、《魔笛Magi》等反思过“剑与魔法”的作品中，你也能读出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故事中，剑与魔法，战士与魔法师，它们不仅是职业或技能的划分，还成为了社会阶级、身份贵贱的区分。

有闲阶级和“剑与魔法”存在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并非偶然，特权阶级吃喝不愁，在满足等等生理需求的基础上，自然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对功勋的渴望（剑）和对真理的追求（魔法），这就是所谓的工作本性。另外，人是社会动物，他/她需要在和其他同类打交道的——或是竞争，或是协作——集体生活中尽可能地获取私利，而他/她获取私利，或者说谋生的手段，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左右。凡勃仑认为，有闲阶级始于掠夺性文化兴起的父权社会，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强取豪夺、攀比竞争成为了指导人们一切活动的方针。

然而人类社会的伊始似乎并非父权在上，而是母权崇拜，正是人类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跨越中，有闲阶级出现了，随后游戏的前身，父权支配下的竞技活动诞生了。

为破解后现代的“剑与魔法”情结，《有闲阶级论》为我们提示了一个重要的人类学渊源：掠夺性文化，而这种文化在源头上是父权社会的产物——

凡勃仑在书中特别提到人类进入父权社会后，男女两性的工作分工——战争与狩猎成为男性的专有职务，而妇女只能从事辛苦而低贱的种植、采集、烹饪活动，在原始社会，职业的贵贱就已经开始和性别绑定在一起了，而当男性专属的掠夺性行为成为整个族群习惯，开始主导经济的时候，私有制和有闲阶级就应运而生了，因而掠夺性文化也可以称作男性文化或父权文化。

考古研究也在不断佐证着父权对母权的颠覆，比如考古学家金芭塔丝的“大女神假说”认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就是一个崇拜女神的母系“古欧洲文化”，被后来的父权制男性中心文化（印欧文化）所征服、同化、融合的产物。而宗教意义上，主宰了西方文明数千年的最高统治者，其实就是一个男人，那就是男性形象的上帝，或许还有他的前身，也就是希腊神话中，最终推翻了地母神盖亚之母权的天神宙斯。

那么到头来，什么是母权，什么又是父权呢？这一对概念，本质上来说是性别所决定的血缘关系上的主导地位，比如母权就意味着女性主导婚配活动，拥有充分的择偶自由，世系血统归属以女性为轴心，生活资料和财产继承也是由女性所支配，由母权所主导的社会，也被被称作母系社会。主导血缘的力量，看似平凡无奇，实际上大有乾坤：

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前者的基调是集体主义、和平主义和生态伦理，后者的氛围是个人主义、强取豪夺和人定胜天。而这两种文化都有着生物学和体质人类学的解释和佐证，比如为什么母系社会更讲究集体主义呢？动物学家发现，和人类亲缘关系最密切的两种猿类——黑猩猩和矮黑猩猩，二者刚好分别形成父系和母系两种不同的社会。前者社会中的族群互动冲突不断，而后者则能实现和平杂处，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人类的猿性》作者动物学家德瓦尔指出，社群互动中冲突根源在于扎根在猿类基因中的群体认同和仇外心理，父系社会的特征在于一夫一（多）妻，这就导致了社群的封闭、少有血缘交流，以及大量雌性被少数雄性所独占。然而在母系社会中，由于雌性掌权，且不存在婚姻制度，雌性拥有与任何对象（包括其他社群的成员）交合的自由，进而丰产的雌性变成了联通不同社群的纽带，因而“邻近社群里也有可能有自己的亲戚，敌对双方的公猿可能是兄弟或父子关系”，这就自然消解了社群的内外亲疏之别，你想仇外，但在都是“自己人”的社群里，这“外”你该何处寻呢，再加上雄性拥有充足的交合机会，所以无论是群间还是群内，冲突就很难发生，利他行为更加常见，自然就呈现出一种集体主义的氛围。

以人类的近亲为镜子，人类——很不幸，又很幸运地——由母系社会步入父系社会，走向文明，变成了今天的现代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清楚的看到，集体主义下降，个人主义上升的趋势——民族意识与种族主义的崛起，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大家族到原子家庭的转变，世界变成了一张拼图，社会被分隔成一个个区间，“自己人”的社群越来越小，外部的“敌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工业革命大幅加速了这个过程。私有制和有闲阶级出现正是通往乌托邦的巴别塔倒塌的标志，人类掠夺、攀比、竞争，而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出于外部的“他者”的存在，而这种仇外文化建构下的敌我之辨，成为了后世的优等民族神话和大屠杀的重要根源之一。但是，父权下的竞争文化给人类社会注入了无比的活力，虽然人类互相掠夺与残杀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加速，这一方面相信也无需笔者赘述。

上古的女神崇拜，正是人类伊始的母系社会的影子，或许是在竞争文化的催化下，讲究和谐共存的母系社会，最终被强调攀比竞争的父系社会所颠覆。野蛮时代，也就是父系社会的早期，所产生的男性和女性的歧视性分工，分别成为了后世的有闲阶级和劳役阶级的前身。人类最早的竞技活动之一，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禁止女性出席，女性不仅无缘比赛，甚至偷看都有可能被处以推下悬崖的刑罚，可见古代的竞技活动也通常是在父权的支配之下——有闲阶级、竞技活动，可谓都是父权社会的产物。

在古代社会，人类往往将自己的掠夺热情倾注在狩猎、战争活动中；在现代社会，我们则学会用更加文明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残忍本性——如体育竞技、游戏竞技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剑与魔法，如此历久弥新，让人魂牵梦萦。

由此可见，凡勃仑的人类学路子就算是放在今天——虽说母权社会至父权社会的单线进化学说已经饱受批判——对于我们反思游戏，也是颇具启发性：

游戏中人们喜闻乐见的成就系统可以用人类的工作本性来解释；页游中也充斥着炫耀性消费的现象；而且相信大家很容易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炫耀性消费、有闲阶级、私有制、体育竞技、男性上帝、剑与魔法的故事、游戏，似乎能追溯到一个共通的人类学根源——用凡勃仑的话讲，就是掠夺性文化。

作为十八般武艺之首的刀剑就是人类暴力史的缩影，而人类却以此为荣，用凡勃仑的话讲，就是“力量的攀比性炫耀”。中国自古以来，兵器会和墓葬主人一同奔赴死后世界，比如妇好虎食人纹铜钺、越王勾践剑，而这些兵器通常装饰华美，根本无法在战场上使用，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了墓主“功勋”的纯粹载体；深知战争残酷的王素（三国）在《孔子家语·致思》中告诫世人“铸剑戟以为农器”，然而中唐诗人贾岛却在《剑客》一诗中道出了刀剑文化与侠义精神的难舍难分，英雄不仅要美人相拥，还要有神兵相配，在古人眼中，佩剑是一种时尚，是一种浪漫，正如凡勃仑所说的，还是一种荣誉。随着社会的发展，冷兵器让位给火器，从刀剑到枪械，再到重舰巨炮，人类的尚武文化也在不断进化。

到今天这个后现代社会，虽然无法像梁山好汉那样拔刀相助（原意），或者美国牛仔那样炫耀枪法，但是我们却能隔着屏幕对着枪械跪舔、对着军舰射爆，可见凡勃仑说得没错，人类并不会那么轻易改变自己的本性，掠夺文化依然主导着人类社会。

在今天这个破除迷信的文明社会，人们依然迷恋着刀剑的浪漫，魔法的幻想，这似乎就是一种悖论，而这悖论下暗涌着的是人类的工作本能，仇外心理。我们的掠夺文化，从刀剑升级到枪炮，唯一不变只有对强调利己、独占、攀比的父权之追求，后现代的，似乎逆时代而行的“剑与魔法”，其实是一种复古性的父权幻想。

总而言之，正如美国剧作家阿德里所说的：“我们是直立猿人的后代，不是繁衍自堕落的天使”，丛林中黑猩猩间不休的纷争，也在暗示着人类的掠夺本性，。暴力、残忍、攻击性，是许多游戏的“原罪”，是有闲阶级的“原罪”，是父权的“原罪”，也是我们人类本身的“原罪”。但是正如《自私的基因》作者道金斯所说的：“地球上，唯有人类能反抗自私复制者的独裁专制”，人类创作出来的游戏是一种文化，文化能让人类摆脱本能的支配——唯有人类懂得在剑与魔法的故事中反思剑与魔法，用描绘暴力、情色的游戏来反思人类的本性，竞技性的游戏也要比类人猿的争斗、人类的战争更加文明。

前些阵子，奥委会以提倡暴力与歧视，违背奥林匹克价值观为由拒绝了游戏进入奥运会，身为花剑冠军的奥委会巴赫主席，倘若懂一点点人类学和奥运会的起源就会知道，剑与魔法的故事为什么会那么迷人，游戏并没有那么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