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碰到一位不熟的作家，他说他写的东西在改变着周围人的命运。“不是什么完整的文章，就是一些碎片，”他叼着没点着的万宝路继续说，“我也是刚发现的，还没跟别人说起。”

我还是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他。虽然被称为作家，但他不以写作为生，也不是那种靠着欠佳的精神状态骗吃骗喝的江湖郎中——第一次在“裁缝”的追悼会上碰到他时，他还念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悼词。

“裁缝”是我和作家共同的朋友，离婚后的几年生活顺风顺水。以这样的人生谢幕，大家并不为她感到遗憾。作为最后一个见到“裁缝”的人，作家就讲了讲，在做出离婚决定的那天，“裁缝”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面对面坐着，当时她一定完全认不出来从我眼镜片上看到的自己，”那天作家说。

那天，作家一边说，我一边想象，裁缝从沙发上醒来，发现她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自己的客厅，看到下午三点的斜阳把内墙的潮湿蒸出来，水迹一样的阴影印在它与天花板的夹角上，像一个哀伤而丑陋的面具。

她可能在电话里哀求那个男人和她一起搬走，那是他们一起住十年的房子。想到这里时我还回头看了一眼她的前夫，我记得他表情哀愁，不一会儿就提前离开了。我嫉妒了这个男人十几年，第一次对他产生同情的感觉。

“改变命运？”我也点了根烟，有点后悔打开这个话题。毕竟和其他用餐者一样，选择待在这个安静小院里被日头毒晒，是想在这难得的午休时间里过足烟瘾，而不是来听什么占卜和改变命运的。

“或者说，是我帮他们找到了去处，”作家正在掰开我盘子里的第二块面包，“我没有办法虚构，大概是没有想象力的原因，但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时已经太晚了。一个学画的人在素描练习时期画得很好，但过了好多年才意识到自己作画根本脱离不开石膏像。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我当过一阵记者。我写非虚构还可以，逻辑差一点。但是后来我又发现，作为一个记者去完成采访，我观察到什么就写到什么，还是没法运用想象力去补足那些我没有观察到的事，这样很累，还往往吃力不讨好。倒是写熟悉的人、一些很短的内容、一个速写、一个场景，对我来说很轻松，”他说。

按照作家的说法，从与他碰面之后，“裁缝”的人生便进入了一条新的轨道，她离开了丈夫，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跑到波利尼西亚群岛，在那儿重新获得了自由潜教练资格证，再也没同老朋友们见过面。而当作家意识到她从自己眼镜片上看到了一张陌生面孔时，他就发誓要记录下这位朋友身上那些可能是生命中第一次越过平衡的东西。为了获得和“裁缝”相同的体验，他搬进“裁缝”过去的住宅，每天睡在那个落满灰尘的沙发上。

“就像我说的，即便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陌生感降临的状态，但我关于面具的描述绝不是从想象中得来的。我也是在突然惊醒之后发现它就悬挂在那个位置。因为光照角度原因，它看上去有点形变，像是出了故障的全息投影，”作家说，“南岛文明有长久的面具制作历史，但在密克罗尼西亚地区却很少见到。他们用面包树的木头切割制成面具，再用木炭把它涂黑。过去他们叫它 ana，我看到的时候，它的确非常忧伤。”

“必须再次重申，我并没有想象的能力，”他说。

“所以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禁不住问。

“不如你告诉我，”作家说。

葬礼上，“裁缝”的朋友们一直在重复一个话题，大家为她能成功逃离这种一成不变的无聊生活而高兴，即便这无聊中也包含着我们。

但作家的意思，裁缝想要远离的就是长在自家墙上的陌生面具。

他停住不说了，用桌布擦着手指。我们一般人试图充分表达那些莫可名状的情绪变化，却只能站在情绪本身的包装盒外沿打转，而对于他却易如反掌。

从我坐的位置，视线能够穿过栅栏边花簇的上沿，看到远处停留在电线上的一群鸽子，安静的鸽子。在这个暴晒的午后，我和鸽子都一言不发。

“人与人的关系好像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作家说。

“我说的是每个人和每个人。所有的关系都由一长串无关紧要的日常行为和几个闪光的伟大时刻构成。光当然转瞬即逝，但余辉能绵延几十年。”

“我捕捉到的就是这些瞬间，那些说不清的东西会变成一个具象的实体。”作家说，”当我抓住这个实体的时候，被观察的人就会找到一个具体的方向。”

在我们聊到“裁缝”之前，作家是从另一个人先说起的。那是半小时前，当时我对这个故事完全不买账。

“我还在当记者的时候，”作家说，“有一年夏天气温比往年都高，热到当时整个编辑部所有人的手指和脑子都黏在一起，谁也打不出一个字来。于是我和一个同事就逃到海边。去了之后才发现不止我们这么想。一开始的几天里，我们白天和避暑的人挤在都是肥腻泡沫的海边，晚上盯着电视发呆。

“终于有一天晚上，我们决定出发去海边。我俩一直走，躲过远处漂浮在海浪上的探照灯，爬到一个人都没有的礁石上，我边爬边想象自己脚下一滑，掉进礁石中间的缝隙。如果掉下去，不会有任何人会来帮忙，包括这位身材肥胖的同事。”

作家放下手里的烟，顺着杯口吸光了一指厚的啤酒沫，接着和胖同事一起登上礁石顶端，作家站在乌云薄缝里透出的一点星光下，同事一言不发便盘腿就坐，潜入进海和礁石的阴影里，还顺便戴上了耳机。

“是大友良英的《幽闭者》，”作家说，“浪在拍打礁石，远处还有柴油发动机，再加上乱七八糟的一些声音，吵得毫无规律，但我就是能听到他耳机里传出的声音。《幽闭者》里的噪声传来，把整个空间里其他的声音，连带我和其他所有东西都给压扁、驱赶到远处。我听说有的降噪耳机是通过抵消外界声音频率和振幅的方式去除杂音。所以他当时周遭的一切，似乎也正在被《幽闭者》抵消着。”

包裹臭水的油污泡沫把漂浮在它上头的塑料泡沫揉过一遍又一遍，油亮的波面反射着月穿过云的杂光，但海与天的缝隙里，远处和近处，连同变成了作家的我，被一起压成一块深蓝色的油脂果冻。

“你看到了什么，我不知道，”作家说，“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观察，只要我拿出一个可被解压的实体供你解读。”

“像摁快门一样。”我回答他，半应付半开玩笑。

但现在我有点期待他能把「镜头」对准我。

或许我应该多说一些我和“裁缝”过去的事情？

“你看到过清晨那种深蓝色的空气吧？”作家问，“我一直觉得它是自然界提供的抗焦虑药，在你无所事事熬过一夜时发挥作用。”我回过神来。看他拿起我的打火机准备再一次点燃手里的万宝路。

“好几年前，这儿下过一场特别大的雨。头一天，我和我室友，一个叫阿凯的哥们看了一夜电影。那时候我俩每天都这么过，逃避着一个心知不可避免的处境。我俩都知道，如果我们持续这样混下去，等到别人毕业离校时，我俩都还得继续留在这里。

“我们会在天亮之前拉开窗帘，让深蓝色的空气飘进来，然后出去吃早饭。但那天很特别⸺天亮得特别早，空气是土黄色的，天桥下的馄饨多了些硫和铝的味道，而且身边驶过的每辆车都开得慢而迟疑。”

“阿凯吃完就冲着绿化带撒尿，溅起了比以往多得多的黄沙。”作家说。

“西边十几公里外的闪电像是引燃了空气中漂浮的黄色颗粒物，露出了一道深蓝色的缝隙，缝隙很快又被雾气填满，但阿凯从这道缝隙里看到了一些东西，我当时我只顾往前走，回到宿舍后才听他说起。可在我们找到合适的角度去看再它到底是什么之前雨就下起来了。”作家顿了顿，“现在我知道了，阿凯是我的第一个观察对象。”

”他后来怎么样了？“我问。

他当然会和裁缝一样，从下旋的涡流中挣脱出来。

“又过了半年，阿凯就跟大家借了一轮钱，跑到外地去，学位不要了。有人说他去南方的工厂做牛仔裤，所有人都觉得钱要不回来了。等到他回来还钱，大家才知道做矿机是怎么回事。”作家说，“那次之后我们没再见面，都是邮件联系，我告诉他我毕业了，但还是不知道该做什么，他总是告诉我他已经挣了多少钱，让我随时投奔他，但考虑到他永远在用新的陌生邮箱号，我一直没动身。”

“再后来，和所有那个年纪交到的朋友一样，我和阿凯渐渐少了联系。失落之余就胡思乱想，我和阿凯究竟是怎么分开的呢？直到前几年又一场大雨，我想起那个清晨深蓝色缝隙里的东西，阿凯到底看到了什么？无论他看到了什么，我们的分道扬镳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作家说。“我在邮件里说了这件事，按照他说的新地址发过去，但他再也没回过信。”

“阿凯的失踪连他最亲的人也觉得理所当然，好像都知道这是他走这条路必须要承受的风险和代价一样。”作家说，“但我总觉得，他打开过那个邮件。”

失踪了？

我想到“裁缝”最后也是在海啸里失踪的，又想到三个故事里唯一没说结局的胖子，赶紧追问他的下落。

“这人，说名字你应该知道，他原著的电影刚上映，”作家回答，“他才是真正的作家——不管写的怎么样。因为那个夏天没过去多久，他就辞掉记者的工作回老家专职写小说了，一直到现在。”

“他还好好的？”我松了口气。

“这几个人里，也就只有他还跟我保持密切联系，上午我俩还通了个话。”作家说，“我前段时间想起那夜在海边的事情，想要跟他电话里解释，结果拨通了之后我突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按住没说。

“当我摁下那个观察的快门时，被我观察到的人就会像获得点拨一样的启发，做出一系列正确的选择，但这个事从头到尾不能让他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阿凯一直只是失踪。因为那是第一次快门时间，但我只知道他看到了，却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即便我极尽所能在邮件中描述，也无法把他完全推进漩涡，“作家说，”这意味着，我永远也不会有关于他的确切消息了。”

“所以你告诉我是因为……？”

“我实在是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但不知道还能告诉谁。我想除了今天是巧遇之外，往后咱们不大可能见面。告诉你，不会给你带来厄运。”作家说。

“但也不会在我身上发现某个可以摁下快门的时刻？”我说。

“我想不会。”作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