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中的未来：“今天与明天”丛书(1923-31)中的写作、科学与现代性》(Imagined Futures: Writing, Science, and Modernity in the To-Day and To-Morrow Book Series, 1923·31)是马克斯·桑德斯(Max Saunders)于2019年出版的图书。售价较贵，建议在谷歌图书上试读。有一则评论很有意思：“在定价为60英镑时，他们可能再次确保了普通读者不会被视为未来的一部分。”

导读部分译自帕特里克·帕林德(Patrick Parrinder)《未来百科全书》(An Encyclopedia of Futurity)：

1923年2月4日，生物学家霍尔丹(J.B.S. Haldane)向英国剑桥邪学社(Heretics Society)提交了一篇关于“体外发育”的论文。这篇论文最终以《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为题发表，并成为“今天与明天”(To-Day and To-Morrow)系列丛书的第一册[1]。六年后，另一位年轻的科学家提及了一篇剑桥大学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成为“今天与明天”丛书中最为闻名的一册，这就是贝尔纳(J.D. Bernal)的《世界、肉体和魔鬼》(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其中涉及到人类变成后人类赛博格的设想。这两本书对二十世纪中叶英美科幻小说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比如说，阿瑟·克拉克就成为了霍尔丹的亲密好友，并将《世界、肉体和魔鬼》描述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科学预测尝试”(77)。

在《想象中的未来》一书中，马克斯·桑德斯(Max Saunders)对“今天与明天”丛书进行了第一次相当权威的研究(尽管他自己对这本书的主张相当谦虚)。这也必然是一种宣言，一种对这套特殊意义和影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的系列丛书认可的坚定信念。桑德斯站在现代文学研究的立场上写作，他可能以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的传记作者的身份最为大众所熟知。桑德斯在序言中指出，在20世纪早期的“公认的文学史或文化史”中，“今天与明天”丛书所留下的“痕迹奇怪地少得可怜” (vii)。虽然他提到了布莱恩·斯特伯福德(Brian Stableford)的两部作品，但他的“公认的历史”似乎并不包括《1890-1950年的英国科学浪漫》(Scientific Romance in Britain 1890-1950，1985)，在斯特伯福德“战争期间的未来主义幻想”一章中，这一系列丛书占据了重要位置。桑德斯也许不自觉地效仿斯特伯福德将“今天与明天”丛书归类为"幻想性非虚构"作品，这个标签既自相矛盾又极不稳定，因为正如他所说，“未来学永远无法与虚构完全区分开来”(44)。这一点在霍尔丹的《代达罗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有一部分包含了一篇关于近期生物发展的文章，是假托一名2073年大学生写的。

从一般的文化视野来看，“今天与明天”丛书彰显了那一代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未来的强烈关注。这一系列丛书的标题在当时似乎相当流行。比如说，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1926年的自传中就使用了“今天与明天”这个标题——不过桑德斯评论说，该自传“几乎没有关于明天的内容”(222)——最初在1930年发行的一份短命杂志，《今天杂志》也是如此。(很久以后，阿西莫夫将他的一本非虚构集命名为《今天与明天与……》[Today and Tomorrow and ...，1973]。) 这套“未来的百科全书”(171)的作者包括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休·麦克迪尔米德(Hugh MacDiarmid)、温尼弗雷德·霍尔比(Winifred Holtby)、薇拉·布里坦(Vera Brittain)和J·莱斯利·米切尔(J. Leslie Mitchell)、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Lewis Grassic Gibbon)等知名作家。

正如桑德斯所观察到的，这套丛书的内容范围特别广泛，有时甚至有些古怪：“从宇宙学到烹饪，从青少年犯罪到歌剧，从政治到幽默，从性行为到自动化，从遗传学到工艺技术，从半履带车到胡言乱语”(11)。尽管该系列丛书也在美国出版，而且有三部专供于美国市场的作品，但除了后来当选印度总统的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等少数几个例外，该丛书的作者主要还是英国人。

虽然桑德斯提醒我们，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有所选择，而“侧重于最好的几卷”(7)，但《想象的未来》的突出特点也许就在于其对该系列的覆盖面及其影响的广泛研究。介绍性章节的内容非常广泛，甚至被称为数篇“引言”。虽然霍尔丹和贝尔纳占据了桑德斯研究的最为重要的位置，但几乎每一册“今天与明天”都在专门讨论自然科学、政治、人文科学、技术、日常生活以及文学和艺术的诸多章节中得到了博学的评论与探究。诚然，(引用一位1920年代的文学评论家的话)桑德斯可能认为他有责任阅读其中几册，以便宣布其他人不需要这样做；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成功地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也许还促使我们自己去探索这些丛书(该系列丛书在2008年由纽约罗德里奇出版社几乎全部重印)。

丛书中有些不太知名的书带有明显科幻色彩，比如杜白瑞(Bonamy Dobrée)的《提摩太：剧院的未来》(Timotheus; The Future of the Theatre，1925)，其中作者借了一台威尔斯式的时间机器来体验一种全新形式的沉浸式、催眠式的表演，预示着赫胥黎的“感官电影”构想。加雷·加勒特(Garet Garrett)的《衔尾蛇，或人类的机械扩展》(Ouroboros; or, The Mechanical Extension of Mankind ，1926)等书，预示了贝纳尔对赛博格可能性的兴趣[2]。此外，关于霍尔丹的“未来历史”装置的几个变体：包括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的《下一章：对月战争》(The Next Chapter; The War Against the Moon，1927)，和乔德(C.E.M. Joad)的《第欧根尼，或休闲的未来》(Diogenes; or, the Future of Leisure，1928)，其中有一段来自火星历史学家的简短引文。薇拉·布里坦(Vera Brittain)的《翡翠鸟，或一夫一妻制的未来》(Halcyon; or, The Future of Monogamy，1929)以一首叙梦寓言诗开始，介绍了未来历史作品的四个章节。 在希尔达·莱尔(Hilda Leyel)和奥尔加·哈特利(Olga Hartley)的《卢库勒斯，或未来的食物》(Lucullus; or, The Food of the Future，1926)中也有讽刺性的未来历史。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拉斯·波希纳，或脏话和不当语言的未来》(Lars Porsena; or, The Future of Swearing and Improper Language，1927)。道格拉斯·伍德拉夫(Douglas Woodruff)的《柏拉图的美国理想国》(Plato’s American Republic，1929)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幻想小说，借由雅典人苏格拉底之口对美国巡回演讲进行了讽刺性描述[3]。

从这些书名可以看出，用桑德斯的话说，霍尔丹的《代达罗斯》“不仅激发了丛书的想法，而且还发明了这种风格”(2)。正如他在关于出版历史的详尽细致的附录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书都十分简短，平均每本只有12,000至15,000字。由此给人的印象是一连串启发性的小册子。作者的科学和知识专长往往被淡化，而他们与其他作者的分歧则被凸显出来。第二册，伯特兰·罗素的《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Icarus; or, The Future of Science，1924)，是对霍尔丹的明确反驳[4]。

在《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之后，绝大多数的书都有一个往往很恰当的古典标题，暗示着预测的未来和过去之间具有讽刺意味的联系。正如桑德斯所言，这些标题试图将科学和人文的“两种文化”重新结合起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古典典故进行了仔细的解释。而且，它们也表明，其目标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意识到自己具有高水平文化素养的精英，因而这个系列的印刷量通常很小[5]。在《想象的未来》的插图中，有一张1927年11月《惊奇故事》杂志的封面，内容是弗朗西斯·弗拉格(Francis Flagg)的《阿尔达西亚的机器人》(The Machine Man of Ardathia)，桑德斯认为，这构成了贝纳尔的赛博格的重要先例。然而，“今天与明天”丛书的目标读者和科幻杂志的潜在市场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

《想象的未来》第六章提供了一系列关于“今天与明天”丛书对詹姆斯·乔伊斯、T.S.艾略特以及对科幻有着重大意义的阿道司·赫胥黎等文学作家的影响的颇具思考性的讨论[6]。正如艾琳·费雷拉(Aline Ferreira)所观察到的，赫胥黎在《克罗姆庄园的铬黄》(Crome Yellow，1921)中简短地提到了体外发育现象(308)，比他可能读到《代达罗斯》的时间早两年，但赫胥黎在十几岁时就认识了霍尔丹和他的妹妹内奥米· 密契森(Naomi Mitchison)。《美丽新世界》(1932)就建立在“今天与明天”丛书的读者业已熟悉的各种主题之上，不仅包括体外发育和克隆(“波坎诺夫斯基程序”)，还包括化学避孕(“马尔萨斯带”)、感官电影和睡眠教学。(桑德斯提醒我们，睡眠教学已经可以在雨果·根斯巴克的《大科学家拉尔夫124·C41+》中找到，但赫胥黎读过这本书的可能性有多大？)霍尔丹和贝尔纳对“今天与明天”丛书的贡献也被认为影响到了奥拉夫·斯特普里顿(Olaf Stapledon)，他的《最后与最初的人》(1930)在该丛书鼎盛时期时出版。追踪这种影响的性质和细节是未来学者的一项任务。

在他的结论中，桑德斯指出，“今天与明天”丛书经常切换到他所称的预测灾难的“科幻模式”：“海洋变成紫色，月亮反击了。整个伦敦西北部都被炸毁了。”而丛书作者“对科幻的抵制”让他们勾勒出了非灾难性的未来(348)。不幸的是，这一相当粗糙的对立掩盖了作者早期对他所谓的“想象未来的修辞”进行的更为巧妙的分析(135)。至于“今天与明天”丛书作为一种预测性的实践能否成功，与我们所预期的充满变数。(霍尔丹本人后来认为，适用于未来科学研究的一条普遍规律是，意外总是会发生。)

丛书作者没能预见到计算机的出现，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因而他们关于人类假肢延伸的想法总是机械的，而不是电子的[7]。该系列的一些空白，特别是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领域，被桑德斯归结为“今天与明天”丛书与奥格登编辑的其他两个主要系列书籍之间的复杂互动。然而，也有一些重大的成功，比如米切尔在《汉诺，或探索的未来》(Hanno; or, The Future of Exploration，1928)中预测，人类将在未来的半个世纪内登上月球。

任何一个对科幻和未来学的融合感兴趣的人都会想读这本书。桑德斯将注意力集中在跨度不到十年的系列丛书上，为这个正在兴起的“未来批判”(critical futurities)学术领域做出了深刻的洞察力和发人深省的贡献[8]。

这一部分大量参考了Alan Judd，John McGowan的书评。

[1] 写作缘由：

这套丛书由奥格登(C.K. Ogden)编辑，由纽约罗德里奇出版社出版，最终达到了110册之多。参与撰稿的都是当时知识界的知名人士，他们被要求想象五十至一百年后的未来。

[2] 后人类与超人类：

桑德斯认为霍尔丹和贝尔纳在“后人类”和“超人类”这两个词被创造出来之前，就是事实上的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者（221）。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释放出来的机器的非人类力量使得科学家们意识到，人类是如何存在于一个由强大的非人类力量所填充的世界中的。“发电厂和机器……使人类成为在山上劳作的蚂蚁，成为按照计划运作的机器人，而他早已失去了所有的控制”（228）。机器人学、遗传学、医学和假肢学的实际和预期发展激发了科学家们的想象力，随着人类变得越来越像机器，机器也越来越像人类。

[3] 柏拉图的美国理想国：

苏格拉底访问了二十世纪的美国，现代科学作为“神圣的女祭司”出现，她“在所有的困难中被召唤，她的话被非常恭敬地接受，尽管她的神谕通常是不可理解的和善变的，她的话冗长而可怕；……她对美国人来说是亲切的，因为她主要讲的是机器，并告诉他们会有越来越多的机器，而且每个机器的零件数量越来越多。”（187）

[4] 罗素与霍尔丹之争：

罗素在另一册图书《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1925）中，以惯常的清晰态度论证了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不必要的假说。他同样反对“幼稚的人文主义”，反对人类生命具有任何宇宙意义的假设：“所有这些哲学都源于自负，最好通过一点天文学来纠正。”这种科学进步的普遍反乌托邦观点，恰与霍尔丹的科学乌托邦主义相反。这套丛书由此形成了贯穿其八年生命的惯例，随后的书往往与之前的书直接对话，而且大多数书都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评论和传播。

[5] 售价太贵：

同样，《想象的未来》也是如此，桑德斯是20世纪初文学和文化潮流，尤其是现代主义，的权威，他不遗余力地展示了这一非凡的未来学实践是如何从那个世界出现并融入我们自己的世界的。但在定价为60英镑时，他们可能再次确保了普通读者不会被视为未来的一部分。

[6] 艾略特的评价：

T.S.艾略特评论了这套丛书中的几册，并宣布这套丛书作为一个整体是“关于当今时代的珍贵文件”（344）。尖酸刻薄的艾略特并没有把他的声明作为一种赞美，而桑德斯对此则不敢苟同：“我的论点是，它确实构成了这样一份文件，不是在艾略特意图，也就是揭露这个时代士气低落和衰弱的症状的意义上构成，而是因为它揭示了其作者试图重新想象人类在世界、在历史、在时间以及与技术相关的位置的创造性能量”（344）。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们司空见惯的胡搅蛮缠，倒不如说是遇到了努力想象宜居未来的振奋。

[7] 计算机的孔洞：

“有一个计算机大小的洞贯穿了该系列的每一册”，研究我们的祖先是如何想象未来的，不仅是文化和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对我们当代的想象力也有重要意义。就像他们一样，我们会有自己的偏见和盲点，也会有无法预料到意外的情况。通过将丛书置于当时的知识背景中，桑德斯展示了未来学，无论预测的准确性如何，是如何通过它说与不说的东西来照亮过去和现在的。

在电话、汽车、电灯、中央暖气、抗生素和室内厕所普及之前，他们写了很多东西——视频电话、航空旅行、太空旅行、机器人技术。他们也错了很多——我们的天空中没有水上飞机和自动驾驶汽车；疾病没有被消除；人口已经爆炸，地球正在变暖。但是，这些书的重要性不在于他们的对错，而在于他们对我们的评价，在于我们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努力。我们应该关注他们的论点，“而不是在他们的不科学或预测错误的地方对他们进行袒护。正是通过研究他们出错的地方，我们才能从他们那里学到最多的东西。”

[8] 思想史的脉络：

这篇导言忽视了思想史的脉络，桑德斯挖掘“今天与明天”丛书，实际上是对大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幻灭的公认思想的颠覆，并挑战了我们现在习惯性的悲观主义。换言之，这是一部令人振奋的绝望的反历史。不同于“垮掉的一代”，当时大量科学家虽然充分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绝望原因，但仍然想象着未来比过去更好的方式。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知识不断增加的世界，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在认识到人类努力的局限性的同时，他们致力于想象出克服障碍的方法。他们在这个系列中所表达的观点，打破了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至少在英国）对现代性和进步失去信心的简单假设。比如，优生学在当时很流行，其基本上是指通过将遗传知识应用于社会工程，通过控制了自然选择过程以产生更多理想的人类，或减少不理想的人类。

该系列的许多作者主张对人类进行某种形式的科学培育，同时也有作者表达了赫胥黎式的恐惧，这带来很多争论。他们相信由新知识和新技术驱动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并让自己思考他们所设想的变化的后果。最终由于优生学与纳粹意识形态有关而遭到废弃，而“今天与明天”丛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生学尚未被纳粹征用时的视野，若非此，我们很容易忘记优生学并非天生负面的，许多可敬和善意的人认为它是改善人类命运的好方法。同时也会忘记科学家在意识到优生学的局限性后所设想的克服途径，而简单地将之贬斥为反人类与悲观主义。更进一步地说，诸如“我们注定要失败，我们没有可靠的未来”的观念，在今天比当时后更为普遍。

桑德斯想为我们提供另一种选择：以前瞻性的方式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这里没有什么是盲目的：对人类繁荣的许多威胁的清晰愿景应该伴随着对想象力的坚定应用，以找到可行的行动方案，将我们带入一个我们可以肯定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