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在美国控制论学会会议上所做的演讲，简短地阐述了控制论的控制论（Cybernetics of Cybernetics，又称为二阶控制论Second-order Cybernetics）的想法。二阶控制论并不是一门科学或者学科，简单来说，它是在对控制论的观察中产生的一种认识论。

在这篇精短的讲稿开始之前，我有必要补充一下二阶控制论产生的背景，因为它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

二阶控制论的产生有两个重要前提：

首先，是1943年诺伯特·维纳、阿图罗·罗森布鲁斯和朱利安·比格罗合写的《行为、目的和目的论》一文（点击阅读落日间的译文）。他们在对反馈回路中行为和目的的观察中，发现了一个目的论的因果循环：目的最先被触发，反过来定义了行为的初始条件，随后行为被导向最终目的。这颠倒了常见的时间顺序认知，看起来就像一个逻辑悖论：结果帮助原因导向结果自身。

但是这不是单纯的哲学思想实验，而有着实在的现实基础——为美军开发的防空自动火炮控制系统（自动伺服机制）。

其次，是智利神经生理学家温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的自创生理论（autopoiesis）。1947年，马图拉纳曾与沃伦·麦卡洛克等人合著《青蛙的眼睛向青蛙的大脑显示什么？》一文，文中深入研究了青蛙视觉神经系统的构造，证明青蛙视网膜向大脑输出的信息经过了系统构造的再组织。这导致青蛙对快速移动、明暗反差清晰的物体非常敏感，而对巨大而静止的物体视而不见。换言之，青蛙认知的现实与其他生物不同，被认为是由其生理构造所构建。

马图拉纳和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创生理论，他们认为“真实的外部世界实际上是生命系统本身的一部分，而非可被证明的外部存在。”因而神经系统的活动，其实仅是神经系统自身组织结构的产物，而非外部现实影响的结果。

福斯特在两者中看到了一种潜藏的激进认识论，这里我用相对简短的语言概括：

认知行为的目的并非认识外部世界，认知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外部世界由认知行为所塑造，并且反馈给认知行为使其进一步地导向自身。所以若要使认识深入，唯一的方法就是认识认知行为本身。

在略显拗口的表述中，很容易发现一种递归的自我指涉。这种感觉就像埃舍尔的那副画一样：我用来画画的手，是被我画出来的手所画出来的。倘若要使画出来的手更逼真，就只能逼真地画我画出来的手……这个句子可以这样无限嵌套的表述下去。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但控制论恰恰在现实中证明了这并非逻辑游戏，而是真实的存在于由机器和有机体构成的有目的的电子反馈回路之中。福斯特将这种情况称为循环性（circularity），认为这是控制论的中心主题，它“弥合了效果和目的因、动机和目的之间的鸿沟。”带来了一种重新认识因果关系的方式。

因此，福斯特认为“控制论本身就是一种认识论，甚至说任何完整的认识论都可以看做是某种形式的控制论。”因为认识论并非关于知识本身，而是关于如何获取知识。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控制论的模型框架为何能够应用于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等诸多学科。

最后，有必要讲一讲福斯特遇见控制论的故事，以作为二阶控制论的有趣注脚：1949年，福斯特在布雷斯劳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5年后，从维也纳流亡到美国。同年，他受麦卡洛克之邀参加了梅西会议。但由于语言不通，福斯特与会议气氛是若即若离的。其他的参会者关注的是控制论与自己学科（专业）的关系；而福斯特关注的，是控制论的形成过程本身。

倘若将会议的发生过程看做一个对象，那么福斯特就是一名置身事内的观察者，他恰好处于他所的观察对象之中，而他的观察行为又对观察对象本身产生了影响。

这种带有自我指涉色彩的经历，是福斯特用控制论方法去研究控制论本身的开始。当你是你认知的对象的一部分，或者你就是你的认知对象本身时，你该如何去做？在这里，福斯特提议了一种二阶疗法（therapy of the second order），他采用了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控制论的控制论”的说法，或者用一种更福斯特式的表述：新认识论的新认识论。

1911年11月13日出生于维也纳，曾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1944年在布雷斯劳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他很好地隐藏了自己的犹太身份，在纳粹政府治下幸免于难。1949年前往美国，出席了同年的梅西会议，做了题为《记忆的量子力学理论》（Quantum Mechanical Theory of Memory）的演讲，并编辑了1946年到53年间梅西会议的论文集。福斯特随后任教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电气工程系。1958年创立生物计算机实验室。该实验室是未来二十年里控制论和认知科学的创新中心。在智利皮诺切特军事政变之后，他曾与斯塔福德·比尔一起营救智利的同事与朋友。1976年，福斯特退休后一直在推动控制论的研究与发展，2002年10月2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佩斯卡德罗去世。

海因茨·冯·福斯特

原发表于《通信与控制》（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K. Krippendorff  编, Gordon and Breach, New York, pp. 5–8 (1979)

女士们，先生们：

各位可能还记得，我在学会之前的会议上以定理作为开场白，由于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点击阅读关于比尔）的慷慨之举，这些定理被称为“海因茨·冯·福斯特的第一和第二定理”。（译注1）这些都是过去了。（注1、10 ）然而，基于二者形成的惯例基础，诸位有理由期待我今天的发言再次以一个定理作为开场。事实上确实如此，但定理中不会出现我的名字。而是会追溯到温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译注2）（注7），这位智利神经生理学家几年前关于“自创生”（autopoiesis）的演讲吸引了我们。

译注1：1971年12月9日，海因茨·冯·福尔斯特在美国控制论学会秋季会议主题演讲上提到了两个定理。它们分别为“海因茨·冯·福尔斯特第一定理——被忽视的问题越深刻，其中蕴含的功成名就的机会就越大”；“海因茨·冯·福尔斯特第二定理——硬科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处理的是软问题；软科学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它们处理的是硬问题。”硬科学一般被认为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交叉，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软科学通常指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解释人类行为、机构、社会等的科学，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

译注2：温贝托·马图拉纳，智利神经生理学家，提出了自创生理论，以及对生命系统中反射性反馈控制的本质的解释。他曾与沃伦·麦卡洛克和沃尔特·皮茨等人合著《青蛙的眼睛向青蛙的大脑显示什么？》一文，该文通过解剖实验得出，青蛙的视觉系统不是在反映世界，而是在构建现实。马图拉纳发展了该结论，他认为观察者并未发现预先存在的现实，而是在观察的过程中创造了现实。真实的外部世界实际上是生命系统本身的一部分，而非可被证明的外部存在。因此，神经系统的活动是神经系统自身组织结构的产物，而非外部现实影响的结果。

以下是马图拉纳的命题，我现在将其命名为“温贝托·马图拉纳第一定理”：

如果各位第一眼无法察觉到隐藏在这一命题的简单性背后的深度，让我提醒大家韦斯特·丘奇曼（West Churchman，译注3）今天下午的告诫：“你会惊讶于一个同语反复能说出多少种话语”。当然，他这样说完全无视了逻辑学家关于同语反复不言说任何的说法。

译注3：韦斯特·丘奇曼，美国哲学家、系统科学家，因其在运筹学、系统分析和伦理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

我想在马图拉纳定理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推论，我谦虚地将其称为“海因茨·冯·福斯特第一推论”：

这两个命题在三个概念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凡的联系。首先，第一个概念是观察者（observer），其特征便是能够做出描述。这源于定理一。当然，观察者说出的话就是一种描述。第二个概念是语言（language）。定理一和推论一通过语言联系了两个观察者。但是，反过来，通过这种联系，我们建立了我今晚想讨论的第三个概念——社会（society）：两个观察者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核心。让我重复一下这三个概念，它们以一种三合一的方式相互联系。它们是：第一，观察者；第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第三，他们通过使用语言所形成的社会。这种相互关系也许可以与小鸡、蛋和公鸡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较。你无法指出谁最先或最后出现。必须三者同在，才能得出三者。为了理解我要说的内容，最好牢记这种闭环的三元关系。

我毫不怀疑，你我同样坚信今日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性的。另一方面，在我们的西方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巨大的解决问题的概念装置，在解决和理解社会问题方面往往适得其反。我们的认知盲点使我们无法感知社会问题，这一现象的根源之一便是传统的解释范式，它建立在两种运作之上：一个是因果关系（causation），另一个是演绎（deduction）。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希望看到无法解释的东西——即我们无法证明其原因或没有理由的东西。换句话说，无法解释的东西就无法被看到。卡洛斯·卡斯塔内达（Carlos Castaneda，译注4）的导师、亚基族印第安人唐璜（Don Juan）一再强调这一点。（注2–5）

译注4：卡洛斯·卡斯塔内达，美国作家。1968年起出版了一系列书，包括《巫师唐璜的教诲》《做梦的艺术》《解离的真实》等。书中以第一人称描述了他在一个名叫唐璜·马图斯的印第安人指导下的萨满教训练经历。卡斯塔内达声称这些是他的真实经历，但也不乏批评者认为书籍内容纯属虚构。1973年，卡斯塔内达退出公众视野，创立Cleargreen组织，并称其为古墨西哥巫术“神奇通行”（magical passes）现代版本。

很明显，唐璜在教学中想让卡斯塔尼达视野中的认知盲点被新的感知所填满；他想让他“看见”。然而这存在着双重困难，一方面由于卡斯塔尼达将经验贬斥为缺乏解释的“幻觉”；另一方面由于“盲点”现象的逻辑结构的特殊属性：那就是我们感知不到自己的盲点，例如在注视靠近视野中央的黑点时，我们不会看到那里有一个视觉盲点。（译注5）换句话说，我们无法看到自己没有看见。这我称之为二阶缺陷（second order deficiency），而克服这种缺陷的唯一方法是采用二阶疗法（therapies of second order）。

译注5：眼球后部视网膜上存在一个视神经进入眼球处的凹陷点。此处无视觉细胞，因此没有感光能力。物体的影像落在此点上无法进入视觉。因此形成了视觉盲点。

在我看来，卡洛斯·卡斯塔内达著作的流行表明其观点正在被理解：新的范式（paradigm）出现了。我是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注6）的意义上使用“范式”一词的，他想用该词表示一种特定的文化或语言，可以在语义上连接描述的定型或模型。你们或许记得，托马斯·库恩认为，当流行的范式开始失效、显示出不一致或矛盾的时候，范式就会发生重大转变。

但我认为至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以表明并非是主流范式出现了缺陷，而是其本身的完美无瑕导致它被拒绝。其中一个例子是哥白尼的日心说，这是他在托勒密地心说的预测准确性达到巅峰时期时发现的。而另一个例子，我认为与今天在座的一些人有关，他们在生活中不再追求完美无瑕却毫无生气的道路，即探索被认为存在于对象内部的特性；而是转向探索那些如今被认为存在于对象的观察者中的特性。

例如，思考一下“淫秽”这一概念。这片土地上的最高法官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行一次仪式，他们试图一劳永逸地建立一个定义淫秽物品或行为的所有属性的清单。由于淫秽并不是事物的内在属性（因为如果我们给X先生看一幅画，而他认为画是淫秽的，那么我们对X先生了解甚多，对画本身却知之甚少），当我们的立法者最终拿出他们想象的清单时，我们将更多的了解立法者，但他们制定的法律却将只是危言耸听而已。

我现在来谈谈我们认知盲点的另一个根源，这就是西方传统中的一个特殊的错觉，即“客观性”（objectivity）：

但我要问的是，如果观察者不具有能做出描述的属性，那么他怎么可能在此之前做出描述呢？因此，我毫不夸张地提出，对客观性的要求是无稽之谈！有人可能受到这话的影响去否定“客观性”，转而去规定“主观性”。但是，女士们、先生们，请记住，如果一个无意义的命题被否定，其结果不过是另一个无意义的命题。然而，无论是肯定或否定，处于提出这些命题的概念框架之中，是无法看到命题本身的无意义性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该做什么呢？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容我立刻提醒各位注意这个问题背后的特殊逻辑。因为无论我们提出什么属性，那都是由必须进行这种观察的我们、你和我想出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观察我们自己的观察行为，并最终解释我们提出的解释。这难道不是为被罗素的类型理论成功排除的命题“我是个骗子”的逻辑恶作剧打开了大门，使其不再困扰我们吗？对，也不对!

我非常高兴地向你们报告，观察者理论的基本概念原型已经被提出了。其中一个是无穷递归微积分（calculus of infinite recursions）；（注11） 另一个是自指涉微积分（calculus of self-reference）。（注9）有了这些微积分，我们现在就能够严格地进入一个概念框架，这个框架涉及观察本身而不仅仅是被观察的对象。

我刚刚提出，必须发明一种二阶疗法，以处理二阶的功能障碍。我认为，被观察系统的控制论可以被称为一阶控制论；而二阶控制论是观察系统的控制论。这与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点击阅读关于帕斯克）给出的另一种表述相一致。（注8） 他也区分了两种分析顺序。一种是观察者通过规定系统的目的进入系统。我们可以把这称为“一阶规定”（first-order stipulation）。而在“二阶规定”（second-order stipulation）中，观察者通过规定自己的目的进入系统。

由此看来，社会控制论必须是一种二阶控制论，即控制论的控制论，以便允许进入系统的观察者规定自己的目的：他是自主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别人就会为我们决定一个目的。而且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给那些想把自己行为的责任转移给他人的人提供借口：“我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我只是服从命令。”最后，如果我们不承认每个人的自主权，这将会可能会变成一个试图兑现承诺却忘记责任的社会。

我非常感谢本次会议的组织者和发言人，他们允许我在社会责任的语境中看待控制论。我提议向他们提供有力的帮助。非常感谢！

注释：

1. Beer, S., Platform for Change: 327, New York:Wiley, 1975.

2. Castaneda, C., The Teachings of Don Juan: A Yaqui Way of Knowledge, New York: Ballantine, 1969.

3. Castaneda, C., A Separate Real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1.

4. Castaneda, C., Journey to Ixtl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2.

5. Casteneda, C., Tales of Pow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4.

6. Kuhn,T.,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7. Maturana, H., “Neurophysiology of cognition”, in Garvin, P. (Ed.), Cognition, A Multiple View: 3–23, New York: Spartan Books, 1970.

8. Pask, G., “The meaning of cybernetic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the cybernetics of behavior and cognition: extending the meaning of ‘goal’)” in Rose, J. (Ed.), Progress in Cybernetics,Vol. 1: 15–44, New York: Gordon and Breach, 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