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对波兰的影响

1853年至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终结了俄罗斯帝国自拿破仑战争后的欧陆霸权，也事实上瓦解了《维也纳条约》构建的国际体系和“神圣同盟”的联合，就连尼古拉一世也病逝于战争期间。理论上来说俄罗斯遭到削弱对波兰人都不是坏事，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也多次表达对波兰人的同情，但同情永远是廉价的，也是无用的。法英两国不能冒着激怒奥地利与普鲁士的风险支持波兰独立，这个逻辑并不难理解。

新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受了战争的失败现实，也清醒地认识到俄国宪政改革的必要性，在他的身上依稀浮现了亚历山大一世的影子。1856年，为了安抚波兰，他亲自前往华沙表达了本人自由主义的态度。亚历山大二世视波兰为全俄改革事业的一部分，他赦免了政治犯，推迟在波募兵、推动开办华沙医学院。同时波兰戒严解除、政治解冻、获得自治权和经济发展等积极事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1848年起义后波俄的紧张气氛。但亚历山大二世拒绝为波兰提供更多政治特权，他讽刺并警告道：“不要做梦了，先生们，不要做梦了！”

即便没能争取更多的政治特权，但在1849至1863年期间，对会议波兰王国及周边占领区都呈现出难得的稳定与社会发展。温和派的米哈伊尔·哥尔恰科夫（Mikhail Gorchakov）亲王作为波兰总督走马上任，也推动了一系列宽松政策。1857年11月24日，亚历山大二世创建波兰王国农业协会（Towarzystwo Rolnicze），这是他个人改革事业的一部分，也是波兰王国内第一个政府承认的非政府组织。波兰温和派大贵族安德烈·扎莫伊斯基伯爵（Andrzej Artur Zamoyski）担任农业协会主席。顾名思义，农业协会主要职责是处理波兰的农业及土地问题，支持农民接受教育，以及逐步摆脱农奴制。亚历山大二世希望将波兰土改作为未来俄国土改的试验田。

农业协会创立伊始确实关注农业问题，但后来随着旧贵族与资产阶级贵族的涌入，农业协会的政治气氛愈加浓烈，最后演变为国内温和派贵族议论改革政策的论坛，成为瑟姆的替代品。

1861年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正式签署农民改革法令和废除农奴制的诏书。让地主仅凭一纸命令便解放农奴是不可能的，地主对农奴的“解放”不如说是敲骨吸髓的最后压榨。亚历山大二世试图让农民和地主都满意，但结果是二者都不满意他的改革。1861年至1863年，俄国农民受够了地主的“解放”，发起革命运动反抗剥削。2月26日，华沙的农业协会顺水推舟，号召向全波兰的农民承租人授予全部的财产权。次日，在华沙举行的示威游行又遭到俄国警察的粗暴镇压，一位中学生、一位裁缝、一位矿工与两个小贵族被杀，他们被波兰人尊为“五烈士”。随后尸体被藏起来防止俄国警察夺走，俄国警察又和保护教堂的群众发生冲突，城内的犹太拉比下令关闭所有犹太教堂，作为对波兰人的声援。

3月2日，全华沙的社会、宗教精英，甚至犹太人代表都自发为“五烈士”抬棺送行。一场隆重的葬礼，预示着一次即将来临的风暴。

2月27日，14位来自各个州的代表于华沙组建城市代表团（Delegacja Miejska），该组织的宗旨是向俄国当局和平施加政治压力，同时设法压制波兰各地蠢蠢欲动的反俄暴动。28日，城市代表团与农业协会共同起草呈给沙皇的公开信，他们表达了波兰社会改革的必要性。

1832年至1862年的三十年间，有约二十万波兰人被俄国征召入伍，最后只有23,000人能返回家园，其他人因为传染病和战争与其他俄国士兵一起成了沙皇至高权威下的牺牲品。克里米亚战争的人员伤亡和俄国的战败事实给了波兰革命党俄国衰落的印象，但这是错误的。随后，基辅大学、圣彼得堡华沙等地相继成立了由学生和青年军官组成的地下组织，梅洛斯瓦夫斯基在国外也努力与他们接洽。

从1859年春天开始，在华沙的大规模游行和演出要么是纪念起义英雄，要么是向俄国当局施压，迫使后者进一步放松波兰政治。10月份的一次汇集三国领导人的剧院演出受到了波兰地下党的“恐怖袭击”，一枚臭气弹在室内引爆。11月29日，即十一月起义纪念日当天，波兰人将原本歌颂沙皇的歌曲改为波兰爱国乐曲。一系列的事件让俄国当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继续对波兰政治让步会让后者提出更多要求，强力镇压则逼迫波兰人拿起武器。亚历山大二世缓慢地对波兰作出有限让步，但面对暴动和示威则一律铁腕镇压，农业协会的地位逐渐尴尬，平衡俄国当局与波兰民意的努力濒临失败。

1861年3月27日，波兰保守贵族亚历山大·维洛普斯基侯爵（Aleksander Wielopolski）被任命为司法主席，他曾是十一月革命的参与者，但此后他认识到这种英雄主义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维洛普斯基反对武装斗争，支持以“有机工作”等和平行动为波兰争取权益。他的目标是将现在的政治体制恢复到1820年之前的状态，俄国将继续做出政治让步，普洛普斯基承诺由他解决农民问题，并且让波兰局势维持在彼得堡方面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沙皇任命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任波兰总督。

但是在大多数波兰人看来，维洛普斯基就是地地道道的俄国鹰犬，而他的行为也很难让人不这么想。4月6日，作为贯彻自己方针的一部分，维洛普斯基下令解散了农业协会和城市代表团，因为二者逐渐被视为不稳定因素。两天之后，华沙城堡广场爆发大规模抗议解散农业协会的爱国示威活动，参加示威的人群与1300名俄国警察发生冲突，俄军直接对手无寸铁的人群开炮，导致100多人身亡和更多人受伤，史称“华沙大屠杀”。这是俄国当局一贯粗暴镇压原则的体现，这次暴行的唯一结果就是让维洛普斯基的安抚政策付诸东流，全波兰的城镇为遇难者致哀，而哀痛很快转化为仇恨。

波兰总督戈尔恰科夫亲王在五月底中风去世，接替他的是强硬派卡罗尔·兰伯特，他拒绝安抚，执行了更严厉的镇压政策，穿波兰民族服饰或者唱爱国歌曲都会被捕。6月中旬，亚历山大二世被迫做出有限的政治让步，包括28个城市的市议会选举，但只有2.8万人有投票权。这迟来的让步加剧了社会动荡，从会议波兰王国到立陶宛到加利西亚，从华沙到维尔纽斯到利沃夫，爆发了新一轮更激烈的爱国示威浪潮。

1861年8月12日，在克雷沃举行了盛大的庆祝1569年波兰立陶宛克雷沃联合的活动，整个波兰所有城市都爆发了庆祝这一历史事件的游行示威运动，极富感染力的演讲下，波兰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1861年8月，于华沙：

同胞们，兄弟们！ 1569年8月12日，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国王在卢布林庄严宣布结束两国同盟， 他在演讲中宣告了立陶宛与波兰的最终统一，并建议两国永远联合。同胞们，让我们与祖先一起庆祝这美好的日子！让我们所有人聚集在教堂里一起向上帝热烈祈祷，我们的祖国将给予我们永远团结的精神！ 让我们于1861年8月12日向神父共同发誓，我们是一个家庭的兄弟，一只在蓝天翱翔的白鹰！ 庆祝两国统一的活动应该庄严，和平，并涵盖古波兰王国的所有领土。 没有哪一天在历史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10月10日，霍洛德沃又举行了庆祝霍洛德沃联盟成立448周年的庆典活动，这是波兰与立陶宛第一次正式确认两国的联盟政策。这次活动吸引了全波兰一万多人参加，活动强调爱国主义，自由精神，以及波兰人-立陶宛人和鲁塞尼亚人的团结。人们带着十字架、圣画像和旗帜，在神职人员的帮助下演唱宗教和爱国歌曲。俄国当局禁止人们进入霍洛德沃，于是他们在市郊区举行庆典。这次活动具有空前的政治性，由古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所有地区代表，约八千人签署了关于呼吁波兰独立的公开信，并送至大部分欧洲主要城市。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阶级的人团结在一起振臂高呼，这样的事情在波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证明三国半个世纪的同化政策完全失败，波兰仍然存续在波兰人的心里。

为了纪念霍洛德沃庆典，人们垒起一座土堆，其上竖立木制十字架，后来俄国当局毁坏了这座土堆。1924年，人们将土堆修筑地更加宏伟，顶部一截被劈开的木桩上竖立了钢铁的十字架，象征波兰的涅槃重生。

霍洛德沃庆典后四天，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下令全波兰戒严。

1861年10月14日，戒严笼罩波兰。第二天，华沙人民无视戒严，纷纷前往教堂参与纪念塔德乌什·科希什丘科的活动。华沙军事总督亚历山大·格斯滕茨威格下令军队包围教堂，教堂决定庇护民众在其中过夜，格斯滕茨威格大为恼怒，他亲自指令士兵砸门而入，约三千人被捕。

波兰天主教会认为这是对教堂的亵渎，下令在华沙关闭所有教堂。甚至新教徒和犹太人也关闭了教堂，作为对天主教的声援。教堂逮捕事件影响极为恶劣，总督兰伯特本人也是基督徒，他当即下令释放半数民众。格斯滕茨威格反对他偏袒波兰人，两人在总督府发生激烈争吵，格斯滕茨威格大骂兰伯特为“叛徒”，后者盛怒之下打了他一巴掌。冲突是如此激烈，以至波兰最有权势的两人要求用决斗解决问题，格斯滕茨威格决心以死维护自己的名誉，他向自己开了两枪，甚至让父亲对他补枪……之后痛苦地挨了19天才去世。

10月17日，兰伯特向沙皇通报了格斯滕茨威格自杀的消息，同时辞去华沙总督职务。

10月28日，亚历山大·吕德斯就任波兰总督，他执行了史无前例的恐怖政策，以绝对的威慑和暴力镇压一切可能的威胁。这样做的后果是地下党快速壮大，保守派贵族影响力下跌。次年6月15日，一位乌克兰籍的自由派俄国军官公开刺杀吕德斯，他逃过一死，但子弹打碎了他的下巴。波兰的局势已经危如累卵。

白党（Stronnictwo białych）是一月起义之前，波兰的两大政治派别之一。该党由地主、小贵族、资产阶级和一些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以温和的、非暴力的纲领维护波兰社会发展，以对话的方式增强波兰自治权，主张暂时维持被俄国统治的现状，在于之合作中寻求社会改革。白党的前身是农业协会与城市代表团成员，在波兰社会中享有极高声望。协会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为波兰议会，并在扎莫伊斯基的推动下完成了代役租改革。

维洛普斯基解散两大组织后，前成员成立了被称为白党的政治组织，并建立名为 “农民事务局”的秘密委员会。白党的目标是建立独立的波兰，但他们反对红党主张的暴力革命，认定武装起义毫无胜算。白党将波兰独立寄希望于国际干涉，尽量避免与俄国人直接冲突，他们认为只有获得其他列强倾力协助之下才能发动武装斗争。白党的核心成员包括扎莫伊斯基和资本家利奥波德·克罗嫩贝格。尽管白党不同意红党的激进理念，但在后者发动起义之后还是参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白党也不支持维洛普斯基的合作政策。

红党（Stronnictwo czerwonych）是另一个政治派别，由波兰最激进的地下党和抗议活动组织者构成。红党的纲领是迅速发动全波起义并进行最激进的社会改革，粉碎农奴制，他们也反对红党的代议制改革，主张将土地无偿赠予农民。红党希望发动自下而上的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消灭农村的封建压迫，争取无产阶级的力量，才有可能将侵略者赶出祖国。红党的重要组织者是雅罗斯瓦夫·东布罗夫斯基（Jarosław Dąbrowski），他曾是俄罗斯帝国军队参谋长。

1862年6月，东布罗夫斯基在华沙秘密建立了“全国中央委员会”，统筹全国地下活动。这个地下政权就在华沙总督和几万俄军的眼皮底下高效运作，迅速扩张势力，还开始收税与指派地下警察。红党反对白党的保守策略，更反对维洛普斯基的合作政策，力求迅速发动革命。红党还富有先见性地与俄国革命党互相联系，他们希望波兰起义成功后，革命的火焰也烧进俄罗斯。

朱塞佩·加里波第在西西里岛的革命成功，以及意大利、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匈牙利的民族革命成果对波兰革命事业起到了激励作用。但波兰革命领导人错估了形势，土耳其和奥地利已经衰弱，革命运动也受到了外国的直接支持。但波兰被她的敌人死死包围，而且普鲁士和俄罗斯帝国的军事实力也不是奥地利和土耳其，或是意大利波旁王朝能比的。

1861年，维洛普斯基还在尽全力挽救濒临崩溃的局势。“华沙大屠杀”之后，他与华沙当局闹翻并辞职前往圣彼得堡。维洛普斯基义正言辞又合情合理的雄辩打动了亚历山大二世，让后者决定恢复波兰失去的大部分自治权，同时波兰天主教会与俄国的关系也有所缓和。沙皇命其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胞弟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担任波兰总督，并任命维洛普斯基为波兰公民政府领导人，要求二人协力推动波兰改革并稳定局势。维洛普斯基火速返回波兰推行计划中的各项改革政策，短时间内取得了不错进展。

但这样的改革终究是太迟了，维洛普斯基没能浇灭革命的烈火，但他打算最后一搏。

1862年10月，红党的起义计划日趋完善，中央委员会在华沙决定征收武器税。他们有两万名宣誓效忠的战士，准备在起义爆发后迅速夺取武器库控制华沙。维洛普斯基察觉到起义的临近，他与白党谈判，承诺进一步的自治权力，希望对方与他结盟。红党展开了一系列刺杀行动，吕德斯和米科拉耶维奇亲王受重伤，维洛普斯基差点被杀，但他仍坚持留在华沙尽最大努力平息起义。白党领袖扎莫伊斯基建议康斯坦丁大公完全恢复波兰在1815年的所有权力，这种僭越引发了沙皇的怒火，他被流放西伯利亚。

维洛普斯基准备了最后一招，在1863年1月14日，这个不适合军事行动的隆冬时节强制征召具有反抗思想的年轻人参军。这招既成功又失败，成功在于这确实可以沉重打击红党的力量，失败在于，就是这条法令迫使红党在22日决定成立“临时民族政府”，提前发动起义。

在1863年初的大雪纷飞之中，红底白鹰旗帜再一次飘扬在华沙上空。历时十八个月，东欧最大规模的革命武装斗争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