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自1795年波兰政体覆灭到1919年波兰复国，“波兰问题”是欧洲政坛的热门议点之一。拿破仑和法国大革命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古老的欧洲体制，但在滑铁卢之后，欧洲列强必须在维也纳会议重新考虑欧洲局势的未来。英国外交官坚持奉行大陆均势原则，塔列朗坚持正统主义，其他国家虽然也为蝇头小利争吵不休，但一个共识被所有国家接受——即反对革命、反对民族解放、维护君主专制的反动政策。在此之上，奥普俄三国君主缔结所谓的“神圣同盟”，旨在联合镇压一切进步的革命运动，维持欧陆现状。

谈到具体的波兰问题，各国产生了分歧。俄国以外的国家都赞成简单了当地恢复第三次瓜分的状态，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则坚持由他全权处置波兰问题。潜藏在波兰问题下的真正矛盾是中西欧国家面对俄国冉冉升起霸权的恐惧和排斥，他们都不愿意接受沙皇的触角以任何姿态延展到中欧。亚历山大一世有他务实和理想化的考量，务实的地方是拿破仑点燃了波兰复国者的希望，如果继续维持瓜分的现状，帝国西部地区势必会陷入持久的动荡甚至内战中。既然如此不如顺水推舟，对波兰人做出部分让步——即创造一个由俄国实际控制的半自治波兰政权。

这样既可以极大缓冲波兰复国主义带来的不稳定影响，也可以拉拢波兰精英阶层为其效力。同样，一个在他的王权下拥护宪政的波兰，可以为他正考虑在俄罗斯帝国进行的改革提供小规模试点机会。尽管其他国家都有反对之声，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俄国已经占领前华沙公国的领土，所以经过互相妥协，最终亚历山大一世还是达成了他的目标。

最终的方案是，俄国在华沙公国的基础上创建会议波兰王国、奥地利保留瓜分来的加利西亚、普鲁士保留瓜分来的西普鲁士和波兹南尼亚、克拉科夫成为被三国共同保护的自由市。这样的政治格局大体延续到一战。

由亚历山大一世在1815年亲自创造的新生政权的官方名称是波兰王国，为了和以前的波兰做区分，以后统称为“会议波兰王国”。除沙皇之外，另一位对建国居功至伟的人是波兰大贵族亚当·耶日·查尔托雷斯基（Adam Jerzy Czartoryski）。查尔托雷斯基早年是波兰改革派贵族，是“宪法之友协会”会员，也曾参加卫宪战争，失败后辗转出逃，后回国。波兰灭亡后事俄，成为亚历山大一世的亲密朋友和政治伙伴，就任俄国外交大使。拿破仑失败后，他和沙皇一起筹划建立了会议波兰王国，并就任副总理。

查尔托雷斯基是一位典型的亲俄派贵族，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亲俄派并不能再被单纯的视作“叛国”行为。恰恰相反，波兰的精英阶层发现，波兰独立所要面对的敌人并不止俄罗斯，还有奥地利和普鲁士。在拿破仑彻底失败，独立已成泡影的客观事实下，与俄国达成某种互相妥协的合作成了延续波兰文明和波兰地区发展的最务实的办法。作为前车之鉴，1775年~1792年俄国在波兰设立的傀儡机构“常设委员会”虽然是波兰丧权辱国的象征，但也对脆弱的波兰起到了在强敌环伺之下的政治庇护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明确19世纪的波兰亲俄派和18世纪末的塔戈维察卖国贼之间的本质区别，前者为波兰文明的存续而努力，后者是卖国求荣。

另外，从卫宪战争到科希什丘科起义，从波兰军团到拿破仑征俄，波兰经受了太多战火，尤其是经过拿破仑竭泽而渔的统治之后，波兰社会的所有阶层都渴望和平，厌恶战争。爱国情绪高涨的波兰难以接受完全并入俄国，俄国也不能接受波兰省份过高的统治成本，于是会议波兰王国就成了波兰精英阶层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妥协产物。从1815年到1830年，波兰大地终于迎来了宝贵的和平与发展机会。

1815年会议波兰王国的面积约为128,500平方公里，大约有330万人口。

同年11月27日，亚历山大一世亲临华沙，签署了他和查尔托雷斯基共同起草的《波兰宪法》。该宪法脱胎于《五·三宪法》和《拿破仑法典》，在法律层面进一步改良了波兰的政治结构。宏观来看，会议波兰王国的政治局面是矛盾的，一方面，新的宪法堪称是当时欧洲最进步、自由的法律。它保留了波兰自治权，保留参、众两院议会制度，恢复“波兰”的国际外交称谓，官方语言为波兰语。公民享有法定言论、出版、宗教信仰和人身不可侵犯的自由，私有财产同样神圣不可侵犯。21岁以上的男人以及私有财产超过10万兹罗提或者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都有法定选举权，议员具有上访权等等。此外，会议波兰王国为君主立宪制，这一切让新生的波兰国家一跃成为当时欧洲政治制度上最自由的国家之一。

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一世虽然是开明专制君主，但开明不能掩盖专制，他主导的“神圣同盟”是反动的，他本质上仍然是敌视革命的统治阶级，是镇压革命的欧洲宪兵。对波兰的政策也是他个人政治权衡的结果，亚历山大一世试图借鉴波兰的经验在俄国进行小规模改革，安抚波兰也可以一定程度抵消法国大革命对他专制统治的不利影响。在新宪法里波兰国王，也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本人具有凌驾于议会的权力，在日后他也充分利用了专制权力，肆意凌驾于法律行事。亚历山大一世进步自由的一面可能有他本人的真情实感，但更多的只是政治作秀。不过就像再小的波兰也好过没有波兰，政治作秀也好过连作秀都懒得做。

波兰方面，再激进的反俄主义者也必须承认并正视曾经的“偶像”拿破仑对波兰的粗暴压榨与开明沙皇的鲜明对比。所以1815年亚历山大一世抵达华沙时，他得到了波兰贵族暂时的真心拥护。令人称奇的一幕出现了，专制独裁的俄罗斯帝国与开明自由的波兰王国实现了和谐共存，尽管这是暂时的。

会议波兰王国的外交政策与俄罗斯同步，沙皇成为世袭波兰国王，后者不在时由总督代行职权。全部由波兰人任职的内务和警察委员会、国民教育和宗教委员会、司法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组成执掌中枢的行政委员会。瑟姆议会每两年召开一次，犹太人被剥夺政治权力。深受亚历山大一世宠信的查尔托雷斯基不被允许进入权力中枢，沙皇的另一位宠臣尼古拉·诺沃西尔采夫（Nikolay Novosiltsev）被任命为内务警察大臣沙皇的全权代表。诺沃西尔采夫任命对沙皇言听计从的波兰贵族约瑟夫·扎容契克（ Józef Zajączek）为波兰总督。诺沃西尔采夫思想极为反动，敌视一切革命和进步主张，沙皇受他影响越来越重。

亚历山大一世本人无暇顾及波兰政务，他将波兰最具实权的职位军队总司令任命给自己的弟弟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Konstantin Pavlovich），他成了波兰实际上的独裁者。随着波兰局势的稳定，对革命根深蒂固的恐惧等原因，俄国统治者逐渐卸下了“开明”、“自由”的伪装，专制主义政策逐渐强制推行，许多法律形同虚设。早在1818年就有议员对事实存在的书信审查制度提出质疑，诺沃西尔采夫和康斯坦丁大公更是肆意无视法律行事，宪法规定的大议会很少召开，各种审查和监控机构逐渐增多。

1819年，仅四年之后，“自由进步”便名存实亡，带有各种俄罗斯帝国专制主义的政策和现象层出不穷。亚历山大一世对波态度的转变除了他个人的阶级局限性之外，同期俄国贵族官僚的影响也很重要。俄国反动官僚恐惧“自由思想瘟疫”的散播，为了维护阶级利益，他们也要消灭波兰的自由主义。同年亚历山大一世下令废除新闻自由，加强言论管制、书信审查和限制出版，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在诺沃西尔采夫的命令下大肆行动。

1820年，亚历山大一世与波兰贵族的关系陷入僵化，因为后者号召保卫宪法，而且要求沙皇履行向东扩大王国版图的诺言，会议不欢而散，作为警告，此后五年没有召开会议。波兰共济会被取缔，许多爱国进步协会一夜之间成为非法组织，秘密警察大肆逮捕迫害异见人士。1825年开始，瑟姆会议被迫秘密召开，各种反抗俄国高压政策的进步团体开始出现。政治专制化的恶果正在发酵，两种意识形态对峙产生的高压将在未来以武装冲突的形式释放。

拜拿破仑所赐，王国成立初期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入不敷出且债台高筑。当国家稳定运行几年后，执行委员会和社会上狂热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渐被冷静理性的呼声替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务实亲俄派的波兰贵族克萨瓦里·卢贝茨基亲王（Ksawery Lubecki）在1816年就组织引导外国熟练工人、投资者进入波兰发展工商业。1821年~1830年，卢贝茨基担任王国财政部长。他大刀阔斧地实施财政改革。他用铁腕手段推行严格的税务制度，削减开支、实施盐、烟草专卖等措施，将混乱的波兰财务拉回正轨。此外大力发展工商业，尤其致力于采矿炼铁等重工业，推行鼓励工业发展的政策，波兰罗兹工业区就是在这段时间拔地而起。

卢贝茨基用几年时间就还清债务并消灭了财政赤字，他减少关税，建设了波兰商品向俄罗斯本土出口的通路，同时和德国打起关税战争，保护本民族相关产业。1828年，卢贝茨基创立波兰国家银行，推广土地信贷，1830年起义前夕，波兰财政收入达7400万兹罗提，波兰银行的资本周转达六亿多兹罗提。在务实派贵族和政府的推动下，波兰完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在自由派贵族斯坦尼斯拉夫·波托茨基担任教育大臣的几年里，波兰教育事业获得长足发展。华沙大学被建立，各地工、农、矿大学也投入运营。基础教育的进步是喜人的，1821年波兰的小学有1200多所，近四万学生。直到1820年波托茨基因反对诺沃西尔采夫的反动政策被迫辞职，波兰教育事业受到打击。

波兰自古是农业大国，但19世纪波兰农业的发展举步维艰。起初是因为战争破坏导致农业生产下滑，但只用三年时间波兰就完成了农产品自给，并开始出口。在几个世纪以来，粮食出口是波兰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但随着技术进步导致的粮食产量提高，中西欧诸国不再依赖粮食进口，开始施行粮食关税保护政策，再加上俄国农产品的竞争，波兰粮食出口收入下滑，这也是波兰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原因之一。

但波兰的农业发展并不平衡，西部各省较为发达，靠近俄国的东部省份进展缓慢。波兰农民虽然早已在法律废除了农奴制度获得人身自由，但作为社会变迁的缓冲，农村的劳役制度还是留到1864年才废除。许多农民被地主赶出世代生活的庄园，为谋求生路进入城镇成为廉价劳动力，原来被地主老爷压榨，现在被资本家剥削，广大底层人民的处境没有因为社会进步而得到实质性提升，这是整个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普遍现象。

此时中西欧各国正经历资本主义变革，轮种制度替代落后的三圃制，脱谷机、收割机、播种机等农用机械的投入大幅提高了粮食产量，波兰也在欧洲工农业革命的浪潮中缓慢前行。粮食不再占据农产品的统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烟草等各类经济作物，养羊业因农业进步而迅速发展，羊的增多又刺激了毛织产业发展。随着经济的普遍增长，酿酒、制糖、磨粉、炼油等产业在贵族庄园内蓬勃发展，波兰社会正抛弃古老的封建生产，向现代资本主义大踏步迈进。

值得注意的是，波兰资产阶级并不具备西欧资产阶级那样强烈的反封建特性，因为波兰历史上独特的贵族制度和瓜分形成的精英阶层，这使得波兰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在很多方面是一体的，许多人既是小贵族又是工业厂主，贵族即占有土地和劳工又同资本家分享土地和劳动力。但和西欧一样，波兰也正在形成广大的无产阶级，他们被资本家和贵族不同程度地剥削，资本主义和阶级矛盾同步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兰同俄国当局的政治矛盾愈演愈烈，直接引发1830年的十一月大起义。

令人惊奇的是，从1792年到1815年波兰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和政治破坏后，以政权消失为代价催生出的《五·三宪法》和进步主义精神却让波兰文明蓬勃发展。维尔诺大学和克热梅涅茨高级中学提高了波兰的教育水平，约瑟夫·奥索林斯基在利沃夫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波兰被瓜分的政治现状迫使知识分子重视并开始研究国家历史，历史博物馆和私人书藏馆纷纷建立，人们可以更直观的了解祖先的荣耀。战争的废墟上，一座座新古典主义建筑拔地而起，波兰民族又一次迎来了文化的蓬勃发展。

恰在此时，在18世纪晚期文学和音乐艺术全面复兴的浪潮中，波兰又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两位杰出的人物，这两位大师不仅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空前的艺术成就，更化作薪柴投入波兰民族复兴的烈火里。他们是那一代波兰人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写照，和许多同志一样，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伟大的复国理想和革命斗争中，直到燃尽生命，才化作一缕忠魂长眠于地下。在下篇和下下篇，我将书写他们的故事。

伟大的钢琴家和作曲家，弗里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 Fryderyk Franciszek Chopin ） 伟大的文学家、诗人和革命家，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