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感受力（以及它对马修·阿诺德那种文化观念的摒弃）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已经在前文中有所提及，那就是文化的“高雅”与“低俗”之分似乎越来越没有意义。这种马修·阿诺德式的区分对于一个由艺术家与科学家构成的创作群体而言毫无意义——他们致力于对感觉进行编排（programming sensations），对把艺术当作道德说教的工具毫无兴趣。况且，艺术本来就不止于此。

另一种描绘当下文化处境的方式——就其最具创造性的方面而言——是从它对待快乐（pleasure）的态度出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艺术与新感受力对快乐更为排斥：早在十二年前，伟大的当代法国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就已经发表了一篇名为《反对音乐中的享乐主义（Against Hedonism in Music）》的重要文章。现代艺术的严肃性排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快乐：离开音乐厅后哼唱旋律时所带来的快感；在小说或戏剧中辨认、认同那些可以用现实主义心理动机加以分析的人物时所带来的满足；又或者是在画布上欣赏美景或戏剧性瞬间时的愉悦。如果“享乐主义”意味着维系那些我们过往在艺术中获得快乐的方式（那些旧有的感官与心理模式），那么，新艺术确实是“反享乐主义”的：它给我们带来了感官上的不适与痛苦。新的严肃音乐刺痛我们的耳膜；新的绘画无法取悦我们的双眼；新的电影以及少数有趣的新散文也难以让人消受。人们常常抱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贝克特或巴勒斯的作品晦涩难懂、枯燥乏味——这种指控实则出于虚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上并不存在真正的乏味，所谓的乏味不过是某种挫败感的代名词。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趣的艺术作品使用新式的语言，而这让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人们的感受力（Sensibilities）受挫。

然而，艺术的目的终究是带来快乐——尽管我们的感受力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跟上特定时代的艺术带来快乐的形式（form）。与严肃的当代艺术在表面上的反享乐主义相对，现代的感受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介入到了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快乐之中。新感受力对艺术中的“内容”要求更少，对“形式”与风格所带来的愉悦更为开放。因此，它不再那么势利，不再那么热衷于说教——它不要求艺术中的快乐必须与教化（edification）相关。如果将艺术理解为一种对情感的规训与对感觉的编排，那么，一幅劳森伯格的画作所传递出的感受（或感觉），可能就与至上女声三重唱（the Supremes）的歌曲别无二致。巴德·伯蒂彻（Budd Boetticher）电影《雷格斯·戴蒙德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Legs Diamond）中的活力与优雅，或者狄昂·华威（Dionne Warwick）的演唱风格，都可以被当作一种复杂而愉悦的事件来欣赏。这种欣赏将不再有高下之别。

在我看来，最后这点值得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明白，许多年轻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对流行艺术的钟爱并非像外界常常指责的那样，出自一种新的市侩主义，也不是出自某种反智主义或是对文化的放弃。例如，许多最为严肃的美国画家同时也是流行音乐中“新声音”的拥趸。这并非仅仅出于消遣或放松——它不同于勋伯格打网球那样的私人嗜好。它所反映的是一种看待世界、看待世间万物、看待我们所处世界的全新的、更为开放的视角。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一切标准：愚蠢的流行音乐比比皆是，低劣而自命不凡的“先锋派”绘画、电影和音乐也层出不穷。关键在于：一种全新的标准已然出现——关于美（beauty）、风格（style）与品味（taste）的标准。这种新感受力有着一种带有挑衅意味的多元化特质：它既追求近乎苛刻的严肃性，也拥抱趣味、机智与怀旧。它具有极强的历史意识，对各种热情的追逐如饥似渴，对它们加以取代的速度也同样迅猛而躁动。从这种新感受力的视角来看，一台机器的美、一道数学题的解法之美、一幅贾斯珀·琼斯（Jasper Johns）的画作之美、一部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电影之美，乃至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的个性与音乐之美，都同样触手可及。